1.军旅作家的勃兴和军旅小说的发展
本时期的军旅小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锐意进取的军旅作家的崛起，为当代文坛创造了新的文学景观。如果说十七年描写革命战争的小说主要以歌颂革命军人的革命英雄主义业绩为宗旨，那么新时期的军旅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浪潮影响下，以展示军人的丰富情感世界为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本时期军旅文学显示出新的风貌。
本时期军旅文学从一开始，就从两个层面展现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一个层面是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描绘，揭示人们在激烈的战争中的心灵变化。如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通过对女兵在战争中的平凡业绩的描写，揭示了普通女兵的美好心灵世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因为将英雄人物的刻画与英雄人物内心承受的生活重负联系在一起，将揭露军内不正之风与讴歌凛然正气交织在一起描写，尖锐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等作品也因充满了英雄气，展示了战争的残酷与壮烈而饮誉文坛。这批作品在刻画当代军人的丰富情感与复杂人生体验上，有了新的进展，作者既写出了他们身上的人情味，又写出了历史的悲剧、社会的问题在他们心中刻下的伤痕。这些都为当代军旅文学创作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另一个层面是通过描写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展示平凡生活中的军人世界。如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兵车行》、刘兆林
的《啊，索伦河谷的声》、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讴歌了普通军人崇高品德；朱苏进的《射天狼》、《凝眸》则以深入揭示和平年代军人的困惑与梦想而著称。《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兵车行》中的上官星、《啊，索伦河谷的声》中的冼文弓、《射天狼》中的袁翰，都是和平年代中尽忠职守的优秀军人形象，他们或对时代、对人生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或是心中承受了生活重负的普通军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80年代中期以后，军旅小说有了新的拓展，步入了开阔的人生境界。如乔良的《灵旗》、李本深的《紫泥泞》、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在重写革命历史的悲剧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功力；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显示了当代军人的“寻根”情结；苗长水的《非凡的大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披露了故乡人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张廷竹的《酋长营》、《六十年的旷野》，则重现了当年国民党军人的抗战历程；周大新的《汉家女》、《走出盆地》、阎连科的《中士还乡》、《夏日落》，真切描绘了普通军人的凡俗生存状态和人生困境；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则对军人的潜意识和病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从军旅文学的成就来看，无论是写战争中的英雄好汉，还是写平凡生活中的普通军人，作家们都在深入探讨军人的丰富内心世界上下功夫：生死关头的考验、平凡深处的崇高、困境中的无奈、真诚与隐痛的交织、现实与历史的复杂关联、军人与农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在当代作家笔下得到真实而生动的表达；军人的喜怒哀乐、军人的命运浮沉都在当代作家笔下显示了人性的深度。如权延赤的《狼毒花》
就成功塑造了一个集勇敢与放荡、英雄豪情与土匪习气于一身的军人形象。他英勇善战，酗酒无度，好成性，军纪约
束不了他的野性，但他又能出完成各项艰巨任务，这使他常常将功折罪，化险为夷。而乔良的《灵旗》则大胆揭示了一个红军“逃兵”的复杂内心世界。他在革命高潮中参加红军，又在革命遭遇重挫时脱离了红军，甚至为了活命不得不加入到反革命的行列中，他的人性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泯灭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思考：“人的种种欲望，人的复杂情感，人的善良与残暴，人的崇高和渺小，人的智慧和愚钝，人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与生俱来地面临如此这般既定的命运。①”又如《汉家女》，作者刻画了一个朴实又而泼辣、率直亦不乏狡黠的女兵形象。为了改变自己的贫苦命运，为了参军，汉家女显示出执着、狡黠、不择手段的浑身解数。参军以后，她吃苦耐劳，表现出农家女儿的淳朴。她对丈夫的忠贞与心胸的偏狭是混杂在一起的。作家在对人物的描写中，深刻揭示了军人和农民之间的精神联系，表现了来自农民的军人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品质。
在当代军旅小说中，关于国民党军队抗战历程的故事引人注目。张廷竹的《黑太阳》、《支那河》展现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悲壮一幕。出身响马的国民党将军带着自己的子弟兵冲锋陷阵，他们不仅时刻面对着死亡，还不得不因为自己是杂牌军而常常得不到蒋介石的援助。他们有人的七情六欲，更有中国军人的悲壮斗志。作家善于将粗犷的豪情与典雅的诗情熔于一炉，文风刚柔兼济。如
这样的句子：“征途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以剑似戟，楚语吴歌伴随着干将莫邪伴随他们的步伐。”“荆棘中升腾起蛮荒的日出，五千年血与泪的悲壮扬旌旗而随南国风。……只见天地混沌，影影绰绰。古铜的脊背和古铜的血汗汇成一派迷人的海。”张廷竹的这些作品与周梅森描写同类题材的小说《军歌》、《冷血》、《国殇》、《日祭》、《孤旅》、《事变》、《大捷》一起，填补了当代军旅小说的一个空白。周梅森的《军歌》描写了国民党战俘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抗争、逃生的故事。通过对战俘们的生与死、苟活与牺牲的痛苦选择中彷徨的心态刻画，表现了人生的黑暗与光明、脆弱与刚强常在一念中改变人的命运的深刻哲理；《国殇》通过国民党军队在抗击还是投降的紧急关头分裂，由此上演了混战与仇杀的悲剧，表达了作家对历史复杂性的感悟：“历史真是个说不清的东西”，“历史只记着结局。”《大捷》则在讲述一个有点荒唐的战争故事的同时，写出了历史的混乱与阴错阳差、击败日寇的大捷奇迹。周梅森在当代作家中以擅长揭示历史的复杂性、荒唐性而独树一帜。他说过：“我已不想给历史下结论。我发现许多问题不是民族性的问题而是人类本身的问题。②”他的军旅小说也因此而富有哲理感。
敢于直面真实的人生，敢于揭示生活真理，突破禁区，是当代军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十七年的军旅文学中，那些反映革命战争的小说，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往往是正面讴歌革命战争，表现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较少表现革命战争的复杂性、曲折性。甚至连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那样具有人情味的作品和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那样力图写出革命军人忍辱负重精神的作品，也因为触及人情与军纪的矛盾、误解与忠贞的隔阂而受到不公
正的责难。而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作家们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模式，不仅写出了人物英勇奋战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而且写出了军人的七情六欲，写出了军人烦恼与痛苦：这里既有朱苏进的《引而不发》、《炮》那样写和平年代军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的作品，也有乔良的《灵旗》那样写逃兵
①《沉思——关于〈灵旗〉的自言自语》，《小说选刊》1986年第11期。
②《关于“周梅森现象”的对话》，《花城》1989年第4期。
的痛苦和李本深的《紫泥泞》、阎连科的《自由落体祭》那样写军人的性苦闷的作品，还有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那样写军中狂人的，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那样刻画农家出生的下层军官的牢骚与心中隐痛的，这些作品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充满人性味的军人形象，大胆揭示了被历史遮蔽的那一幕，写出了军人的复杂情感世界。
在创作方法上，新时期军旅小说在继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还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例如《灵旗》就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小说通过主人公回首往事的思绪翻卷，将历史与现实交叉着写，从而突出了作品的沧桑感，也点化了个人的渺小与命运的强大、选择的无奈与历史的变化莫测之间的高深玄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军旅小说强化了纪实成份，在虚构的传统之外产生了一批纪实作品，如《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都是具有相当大纪实成分的历史小说。在这一系列旨在反思革命战争史上的悲剧作品中，尤以《皖南事变》对项英与叶挺之间微妙关系的细腻描写，对二人复杂
的内心世界的深入刻画，显示了作家的过人见识与深厚艺术功力，发现了导致历史悲剧的错综复杂因素，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与偶然、意外与巧合的深切感悟，叙说了作者对皖南事变的独特理解：“历史是多面的，每个人只能用一双眼睛看世界，千秋功罪评说不一。阴谋拉开悲剧的序幕，性格才是悲剧的主演”。此外，阎连科的小说《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乡间故事》等以作家的本名作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具有一定的纪实彩。这些尝试都显示了新时期军旅作家创新意识的进一步强化。
在论述当代军旅小说时，女作家的创作是不应忽略的。毕淑敏的《昆仑殇》、《阿里》以真实的笔触塑造了在严酷的拉练中挣扎、牺牲，在多重的压力下抗争的女兵形象。如《昆仑殇》中的肖玉莲、甘蜜蜜，《阿里》中的游星，都是具有坚韧刚烈性格的。作家笔下的这些“烈女子”的性格与周大新笔下的“烈女子”形象有所不同。周大新笔下的“烈女子”时而会流露出狡黠的特点，而毕淑敏笔下的女兵则更加率真，她的军旅小说是当代女作家中最具阳刚之气的作品。与毕淑敏的作品形成对照的，是军旅作家于劲的女兵故事。在《血》中，于劲以遒劲又缠绵的笔触深入刻画了志愿军女兵在战争与死亡的威胁中渴望性爱与受孕的紊乱心情，以及志愿军的母亲永远怀念丈夫的、当了战俘的儿子的刻骨铭心情感，表达了作家对生与死、爱与死的独到理解。在《蛐蛐儿的年代》中，于劲又以空灵而迷茫的风格重现了“”中一个普遍女兵朦朦胧胧的生命感觉、糊里糊涂的人生经历，由此写出了“”中虚度的青春，以及军营生活的苦闷。于劲的故事别具匠心，语言也颇有个性，耐人寻味。
新时期军旅小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军旅文学与世界军事文学之间的差距。
我们至今还缺少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那样具有史诗气势的巨著，缺少像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记住》那样将人性的美好与悲凉写到极致的战争题材小说，其中的问题，值得好好思索。
2.徐怀中、李存葆的小说
阎连科在新时期军旅文学中，徐怀中、李存葆以描写自卫反击战，塑造当代军人崭新形象而斐声文坛。徐怀中突破传统描写英雄人物的模式，从平凡的事件中写出人物的不平凡品格；
李存葆善于在跌宕起伏的波澜中，描写战争的悲剧和激烈的矛盾冲突。
徐怀中①的《西线轶事》是当代军旅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有意突破战争题材作品正面描写战争进程的传统模式，通过将笔触深入到六个女兵和一个男兵的平凡生活和内心世界，写出了战争的另一面：战争中的人情味，普通军人的平常心，并由此进一步写出了战场上的军人与社会、历史的纵深联系。小说对女兵的描写显然得益于苏联当代军旅小说名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启迪，但作品中对战斗英雄刘毛妹内心“伤痕”的描写却明显具有自己的特。“”使刘毛妹的家庭破裂、父亲含冤自尽，在刘毛妹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愤世嫉俗，苦闷迷惘。然而，在激烈的战争中，他又显示出军人的英雄本：英勇无畏，壮烈牺牲。刘毛妹是新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军人形象。他的内心苦闷有深广的时代背景，他的英雄业绩因此才格外动人。作家通过刘毛妹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传统的英雄形象模式，写活了一个平
凡又非凡的军人。另一方面，小说以清新细腻的笔墨描写六名女兵的战场后方生活：她们在战争中的情绪波动，她们不怕死，却常常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如对敌军尸体的恐惧而大惊小怪；她们挨了批评以后的委屈和他们排除困难，在关键时刻俘虏越军女兵的功绩，又烘托出女兵的平凡与可爱。作家特别注意通过平凡琐事表现女兵的单纯、活泼与坚韧，作品风格也因此而显得细腻清新。小说开篇写女兵们的生活习惯、个人秘密，结尾写女兵们凯旋后下河洗澡，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刘毛妹的悲壮牺牲与女兵们的平凡生活之间，也形成了刚柔兼济、张弛有致的节奏，使作品显得摇曳多姿。
《阮氏丁香》是《西线轶事》的续篇。小说叙写了战俘管理所中越军女战俘的故事。她们有的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有的在中国女兵的关心和帮助下发生了思想情感的转变，有的甚至爱上了中国的卫生员。小说对阮氏丁香及其母亲人生经历的描述也在再现个人辛酸的同时，成功展示了女主人公美丽大方、柔中有刚的性格魅力。阮氏丁香在八、九岁时就跟着母亲从事地下抗美斗争。斗争胜利后，又和母亲一起承受着被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抛弃的厄运，在艰苦的生活中成长。母亲的善良坚韧塑造了她的性格，民族的悲剧又使她沦为战俘。作家以淡雅的笔触讲述了中国女兵关心帮助越南战俘的故事，作品充满母女之情、女俘之间的友情、中越女兵之间的友情。作家正是以充满人情味、阴柔美的风格丰富了当代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除了阮氏丁香母女的故事以外，小说对中国女兵陶珂一家在“”中的不幸命运的描写，也是颇具匠心的：“陶珂在外祖母家熬过的那些天灾人祸的日子，正是越南抗美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几年；而当陶珂和那些饥肠辘辘的小伙伴们一路外出讨生活的时候，中国大米正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南南
方。”这些富有历史感和强烈对比彩的描写，不仅是阮氏丁香思想感情转变的关键，也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人类命运感。小说对另一个越南女俘何氏瑶的描写着墨虽然不多，但也令人难忘。她平时胆小，却敢大胆主动地向中国卫生员表达爱慕之情。作家写道：“这个举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多么空幻无望，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呵。这个女孩子又是何笔傻气，何等痴心，何等的泼，何等的疯。”然而，通过作家的塑造，一个生动的人物性格也跃纸上。作者擅长在生动的细节描
①徐怀中(1929－)河北邯郸人。1945年参加解放军，50年代在西藏、云南地区工作。出版了具有浓厚边疆风情的小说《地上的长虹》、《松耳石》、《卖酒女》、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和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以及《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等。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写中揭示人物的情感世界，刻画女兵的性格，这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清新秀丽的艺术风格。
李存葆①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一方面热情讴歌了在中越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雄，另一方面又以对军内外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触及而赋有了强烈的现实感。战前，权势者力图“走后门”，让自己的孩子逃避战争，是对军内不正之风的暴露。而雷军长拒绝不正之风，又展示了高级干部中的凛然正气。战争中，梁三喜为救战友壮烈牺牲，留下以抚恤金还债的遗嘱，既显示了英雄的责任感，也折射出英雄内心的沉重屈辱，而那屈辱又是多年的政治灾难遗留下的苦果。排长靳开来是
一个喜欢发牢骚的军人，在他冷眼看世界的牢骚后面，体现了当代平民对不正之风的强烈不满。尽管牢骚满腹，他在战场上依然冲锋陷阵，为了给饥渴中的战友采甘蔗而热血洒疆场，死后却因为违反“军纪”而与军功章无缘。他的故事也十分感人，发人深思。与梁三喜、靳开来这些农家子弟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干部子弟、指导员赵蒙生的故事。他出身将门，养尊处优。战前曾在母亲的活动下想临阵脱逃，因被梁三喜等痛斥才走上前线。在战争中，他表现英勇，成为英雄。……这样，作家就深刻写出了军中复杂的矛盾，写出了当代军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写出了英雄心中的悲哀与无奈，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篇作品因为展现深广的社会内容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作品的风格慷慨悲凉，感人至深。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是一部以“”为背景、暴露军中悲剧的力作。师政委秦浩为了执行林彪的战略部署，强行在不适合建设军事工程的山中动工兴建龙山工程，并以弄虚作假的伎俩鼓动下级的热情。营长郭金泰力图阻止，连指导员殷旭升、副班长王世忠却狂热地想创造奇迹。郭金泰抵制秦浩的错误行为，结果被停职检查，受到批斗。秦浩的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十九位军人死于大面积塌方，他却文过饰非，将悲剧作为英雄壮举予以表彰，并因此而升官。小说通过这场悲剧揭露了权势者的和蒙昧者的悲哀，写出了真理有时不敌强权的无情现实，从而深刻揭示了“”悲剧得以上演的复杂社会原因。同时，作家在作品中穿插披露了“”中普通军人可怜的生存状态：有的因为贫穷娶不起妻子，有的因为不认识钟点而常常站岗超过时间，有的以比赛睡觉打发无聊的光阴……贫穷、愚昧使他们目光短浅，任
人摆布。小说因此而体现了作家对“”中政治、权势与人的命运的沉重思考。作品风格沉郁悲怆，发人深思。
在当代军旅小说中，李存葆以擅长正面描写战争悲剧和激烈的矛盾冲突而为人称道。他的小说常在跌宕起伏的情节波澜中展开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因而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染力。同时，他还善于将英雄人物的崇高气节、美好心灵与复杂的社会矛盾、无情的悲剧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作品充满深刻的悲剧感。如《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在军内正气（以雷军长、梁三喜、靳开来等人为代表）与不正之风（以赵蒙生的母亲为代表）的激烈交锋中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人物性格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是在坚持正义者受打击，心怀叵测者青云直上、蒙昧狂热者唯上是从的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的。
比较而言，《高山下的花环》比《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更有新意，更具社会意义。这也许与前者更擅长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情节，而后者的矛盾对立则显得简单化一
①李存葆(1946- )山东五莲人。1961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64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
新闻干事。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0年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创作员。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先后获1981-1982年、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与王光明合作的报告文学《沂蒙九章》获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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