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卷 第6期 天中学刊 Vol. 35 No. 6
2020年12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Dec. 2020
收稿日期：2020-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AZW01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ZGW19202） 作者简介：杨超高（1988―），男，江西抚州人，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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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野性的书写及其反思
——以莫言小说为例
杨超高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野性是一种未经驯化、蓬勃野蛮的精神形态，也是一种乡土原。在许多乡土小说中都可以发现程度不一的野性精神，而莫言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是一个野性形态最为鲜明的文学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它所营造的荒原意象、所浇筑的雄强生命力上。莫言欲以野性精神来应对‚种‛的退化，实现生命强化，却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野性自身的限度，二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伦理问题。
关键词：野性；乡土；莫言小说；原始生命力；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20)06–0118–08
一、野性：乡土原
乡土，乃至乡土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正因为城市文明的兴起，与之构成参照，才凸显了乡土（小说）的意义[1]。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代表文明与进步，而乡村常常被看作落后与蒙昧。现代性的进程，意味着人类从蒙昧中脱离出来，走向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如果说现代文明是一种焕然一新的、经过“修剪”后的姿态，那么，乡土就更倾向于一种原生的、土的状貌。百余年来，乡土社会在历史进步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上。虽然现代化势如洪流、不可逆转，但对于乡土社会而言，这仍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脱胎换骨”，要完全撇清旧有的精神、习性，也难以一蹴而就，甚至不可能实现。我们仍可在乡土社会中发现留存的
野性——一种未经驯化、蓬勃野蛮的精神形态，这也是乡土原。
称野性为乡土原，主要是基于文明发展历程而言，也就是说，在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文明驯化之前，野性是乡土社会最为典型的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称野性为乡土原。当然，这仍不是一个不辩自明的命题，甚至还可能会引起诸多争议，就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可他又紧接着说道：“不过真实的历史
历来都是多种多样的，多得令人惊异。”[2]
诚然，
我们习惯于称赞乡土为“净土”，乡村生活如同“田园诗”，但严苛地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净土”，乡土世界里吟唱的“田园诗”也只是一种主观上有选择地美化的结果。客观而论，宁静、纯洁、纯真，乃至于麻木、愚昧、顺受，
都可以是乡土的颜，但唯有野性才是乡土社会最原始的形态，也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泯灭的精神形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野性从来不曾被规训。马费索利说：“野性是一种自然、原始和社会性的力量（puissance），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力（pouvior）试图将其消除。”[3]这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准确概括。但是，乡土之地深沉厚重，它有着天然又深厚的文化土壤，可以滋生出“野草”“野火”般肆意生长的
野性精神。因此，不管世事怎样变迁，也不论如何涂饰装点，它其实难改野性的本。首先，它是传统的、具有原始倾向的。正如同那里仍然深埋着先祖的尸骨、祭奠着祖宗的灵魂一样，乡民们天然地沿袭着先人的习俗与习性，表现出很强的原始性。先祖的遗产——无论是本能或是“原型”——如同生物基因遗传一样，留存在乡土后代的记忆中，成为他们共同的无意识。其次，它是非文明、非驯顺的。相对来说，它缺少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对于一切外来、强加的束缚有着本能的抵抗。实际上，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一种野性剥落与矫正的过程，也是逐渐从野蛮蒙昧中脱离的过程。正因为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它才能够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的状态。它的子民，也因为未经驯顺而显得异常剽悍又合乎“自然”：他们在与自然相守、搏斗的过程中，在艰苦、恶劣的生存条件中，锤炼了刚毅的性情，并获得惊人的生存力量；同时，他们可以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在无拘无束的生命舞台上，尽情演绎生命壮美的一面。可以说，在乡土大地，他们自由自在，呈现出一种旺盛、雄强的生命力。
这种野性的乡土形态与“民间”的概念相通。按照陈思和的说法，所谓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4]72。乡村因为具有处在主流之外、偏远之所的地域文化特征，一方面能够一定程度抵抗现代文明的同化，另一方面也较少受控于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因而能保留它更多的原“形”与本“”。作为“民间”形态的乡村，它有着独特的伦理道德规范与价值标准，以民间的观念来定义善与恶；同时，它也可以以民间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与现实。如贺仲明所言，由于乡民们长期处于社会的下层，始终处于历
史旁观者的位置，所以他们的历史审视就具有独特的视角意义和批判意义[5]。总体而言，在少有外在约束的状态下，它更显出自由自在的姿态。“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4]68–80这正是乡土的野性形态，也是乡土原。
二、乡土小说的野性书写
正因为野性乃乡土原，所以在诸多乡土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这种野性精神：鲁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就包含了野性的压抑与释放，蹇先艾的《水葬》与许杰的《惨雾》直面农村与农民的原始与野蛮，沈从文笔下的翠翠、萧萧、柏子、“小兵”无不带有合乎自然的野性，左翼乡土小说更是激发起革命时期农民潜在的暴力。新时期以来，一些重要的当代乡土作家作品，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贾平凹的《高老庄》《怀念狼》，以及以韩少功、王安忆、张承志为代表的寻根乡土小说《爸爸爸》《小鲍庒》《北方的河》，也都是直面乡土野性的比较典型的文本。更甚至，在那些看似脱离了野性、谱写了诗情画意的乡土图卷，如汪曾祺的《受戒》、张炜的《九月寓言》，以及载负着“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乡村世界，如《白鹿原》中的“仁义白鹿村”，我们也不难从中见野性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国的乡土作家们不仅没有回避乡土的野性，反而给予其很多关注。这种乡土书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一方面，如前文所论，野性是乡土世界的一种最典型形态，是区别于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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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特征，任何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都可能察觉到乡土世界的野性精神。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乡土小说创作中的野性书写也有重要的意义，既能深入人的本性，塑造出彩鲜艳的人物形象，又能凭借野性的力量从整体上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文学风格。
当然，将乡土野性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则是作家莫言。莫言笔下的乡土世界是一个野性形态非常鲜明的文学空间。诚如作者所言：“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6]3在这片土地上，美丑相映、善恶相向，充溢着桀骜不驯的灵魂，蕴含着令人敬畏的原始冲力，有着苍劲蓬勃的荒原景象，也有着富于野性生命力的动植物。
（一）荒原意象
荒原，是一种近乎原野的形态，也是“一种生存情境，情感状态”[7]，或蓬勃苍劲，或荒凉荒芜。莫言笔下多有荒原的意象和意境，如《大风》中的“荒草甸子”。《大风》并不是孤立地写一片荒原景象，在这篇小说中，莫言营造出一种天（大风）、地（荒草甸子）、人（“我”与爷爷）共“野”的生命形态。首先，作家描绘出一片“方圆数千亩的荒草甸子”，生机蓬勃，呈现出一片野蛮苍劲的景象。其次，在这片荒原中，“我”与爷爷“融入野地”，并获得惬意的情感体验与舒展的生命感受：“我”在草甸子里捉蚂蚱，在干草
堆里打滚、睡觉；爷爷也在行走之中哼起古老苍劲的歌谣（“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一杆杀败了天下好汉”），曲调古老，节拍舒缓，歌声在旷野里飘荡。最后，小说还特别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我们钻进了风里。我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风托着我的肚子，像要把我扔出去。堤下的庄稼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齐倒伏下去。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8]肆虐于荒原的大风，不仅带来了巨大声响与壮烈奇观，更显现出这片“荒草甸子”的蛮荒形态来。
如果说《大风》展示的是“天、地、人”野性力量的对抗，那么《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荒原意象则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浑然一体。《天堂蒜薹之歌》也写到一片无穷无尽、密不透风，“少说也有五千亩”的黄麻，它们高大坚韧、十分精神。黄麻之上是古铜太阳或满天繁星，其下是带有腥气、寓意生长与生命的泥土，其间伴有厚重的雾气、晶莹的露珠、鸣叫的秋虫：这都是自然的本，也是典型的原始生命的景象。因为“犯事”而逃逸的高马、金菊就选择了这片黄麻地作为安身之处，他们“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一样冲进了黄麻地，“无穷无尽的黄麻，像汹涌的浪潮一样涌上来，覆盖了他们”，他们也在荒原之中暂得安顿。
不止于此，莫言还将浑阔的意境与野性精神相融合，造就出一片生命的蛮荒境界来。在《白狗秋千架》中，“我”回到故乡就意味着从现代“文明”回归乡土野性之中。回乡的“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背着高粱叶子、汗湿衣服的暖，甚至让“我”看不
出她是个女人（模糊了性别）；她的哑巴丈夫，是一个“满腮黄胡子两只黄眼珠的剽悍男子”。最具野性意味的，莫过于小说最后，暖压倒一片高粱，坐在那儿对“我”说：“我正在期上……我要一个会说话的孩子……”
类似的书写是莫言最惯用的一种模式：他在表达人类最极致、最强烈的情感状态时，常常将叙事空间置于一片荒野之境，如高粱地、黄麻地、棉花垛，在人与自然、天地的相守相合中，表达出野性的壮美。这才是荒原的真正意义。莫言写荒原，其目的不在于造出一片纯粹的、类似于“野茫茫”的艺术之境，而是通过荒原来呈现人的野性精神。
（二）原始力
莫言乡土世界的“野性”不仅表现在荒原之境，它更体现在生命层面上。野性生命的最明显特征是原始力，具体地说，它包括狂野的暴力、旺盛的生育力与雄强的生命力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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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野性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突然、急躁、狂暴的武力，源自人的原始本性与生命本能。在文明进化的历程中，人类逐渐强化对暴力的控制，而野性生命却有着“尚武”的精神。莫言笔下的乡土世界充满了各种暴力，如《生死疲劳》中的亲人相仇、《丰乳肥臀》中的阶级斗争、《红高粱家族》中
的民族战争、《檀香刑》中的残酷刑罚。它所遵循的不过是“适者生存”或者“随性而为”的简单逻辑。为了强化暴力，莫言几乎将每一个人都看作潜在的施暴者：不止于土匪、刽子手，还包括乡村医生甚至平常百姓。因此，他笔下的乡土世界也近乎一个充满杀戮的血腥战场，更令人惊骇的是，其中的暴力完全是非理性的，杀戮的手段又是绝对的凶残。如《檀香刑》凌迟五百刀与“檀香刑”的刑罚，《红高粱家族》中活剥罗汉大爷人皮，这些暴力书写足以令人感受到高密东北乡的狂野与残暴。
如果说在狂野暴力之下命若草芥，那么只有不停生育才能繁育生命，维持乡土世界的平衡：生育意味着生命的绵延。在乡土世界中，生育显得迫切与重要。正像土地是孕育生命、生长万物之所一样，生育也成了乡民（尤其是女性）的头等大事。小说《蛙》就揭露出生育命题对乡村女性的强大吸引力：“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9]小说中的耿秀莲、王仁美与侏儒王胆都将生育当做女人的神圣使命，为了完成这种使命，她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与之相同，《丰乳肥臀》也表达出一种“母凭子贵”的文化观念。在小说中，上官鲁氏是一位有着旺盛生育力的乡村女性，因为未生出儿子，她的地位尚且不如一头驴。为此，上官鲁氏先后与姑夫、江湖郎中、和尚、传教士等人发生关系，“借种”生子。终于，她一生生养了八女一子，虽然成为“大地原型”式的母亲，却也尝尽其中的辛酸。在传统意义上，婚姻、性、生育三者本为一体，“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的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10]。然而，在上官鲁氏身上，生育既脱离了婚姻的规约，又走向了性的“”。这种不计代价的行为，正表现出他们对于生育（生子）的渴求与皈依。
在生育力之外，同样让我们震颤的，是雄强的生命力。在莫言小说中，确实有一“硬汉”形象，他们保有血性与顽强的生命意志，他们有着巨大的求生渴望与强烈的反抗意识。《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既是混蛋又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檀香刑》里的孙丙慷慨赴刑、视死如归，《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暴民”高马与《生死疲劳》中的“逆民”蓝脸在反抗政治中成就了他们别样的生命彩。当然，最典型的还是《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罗汉大爷被剥皮时仍怒骂不已；“我爷爷”余占鳌粗野狂暴、匪气十足，富有生命的激情；“我奶奶”戴凤莲敢爱敢恨，即便她最后凋谢之际，被子弹洞穿的乳房依然挺拔傲岸。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个个都谱写了生命的壮歌！正如莫言所说：“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6]4
（三）性爱意识
与生命力紧密相连的，是生命本身的欲望，这种欲望又具体表现为性爱意识与行为。
莫言乡土小说有比较明显的生殖崇拜，这也是莫言创作的一大主题。《红高粱家族》对割生殖器的反复书写，正印证了一种生殖崇拜的心理。“我爷爷”割下鬼子兵的生殖器，并塞到他们的嘴里，这人格侮辱中就蕴含着巨大的仇恨与彻底的毁灭，仇恨的释放与复仇的完成，都是在割生殖器的过程中实现的。然而，这恰恰是对生殖的敬畏与赞颂：要毁灭一个人，便要将他最伟大的东西毁灭。无独有偶，《四十一炮》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四十一炮》写到一个与四十一个女人交合的传奇人物，把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本欲上升到了“神性”的绝对高度——性能力超强的“五通神”正寓意着民间对生殖的崇拜。
莫言笔下的乡土世界，随处充溢着情如烈酒、爱如烈火的性爱意识和性爱行为。一些脏话、玩笑以及歌谣（如“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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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段），大抵上都透露出一种隐秘的性爱意识。而更明显的，如“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
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慓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哔哔剥剥地燃烧。余占鳌粗鲁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喑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6]63与之相映成趣，《天堂蒜薹之歌》将红高粱置换成黄麻，表达了高马与金菊相同的情欲：他的手指在摸她的皮肤，她有些恐惧又有些好奇。她本能地抬臂去保护什么时，又好像在有意引导他。现在他的粗糙的手掌在抚摸她的乳房了，一阵寒热袭来，她周身的皮肤都紧张，电浪一波波在身上滚。
……
黄麻不安地摇晃着。起初是十几棵黄麻晃动，后来起了风，千万棵黄麻一起摇晃起来，所有的声音都被黄麻们的叶片和茎秆磨擦发出的巨大、但十分温柔的声音淹没了。[11]
性爱是人类最隐秘最晦涩也是最原始最自然最具有野性意味的行为。这两段性爱描写着实大胆露骨，但它所表达的不是病态、虚伪，而是健康的情欲、大胆张扬的性爱，在代表着自然和天地的高粱地、黄麻地里赤裸着身子耕云播雨，多少有点天人合一的意味。当然，最重要的，在这极具仪式感的性爱之中，荡漾的是如同红高粱、黄麻一般生机勃勃的野性生命。
在莫言的小说中，张扬性爱意识的描写着实太多，甚至足够壮烈，性爱必须要以打破伦理道德束缚为代价。《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与二奶奶恋儿雨夜交媾，戴凤莲与铁板会头子姘居，都是随欲而为，丝毫不顾所谓伦理秩序。又如《丰乳肥臀》，上官鲁氏先后向他人“借种”；司马库娶上官招弟，又与上官来弟媾和；上官来弟先嫁沙月亮，再嫁孙不言，又爱上鸟儿韩，最后与司马库相好……暂且不论善恶，这种无拘无束、肆无忌惮的性爱，不也正体现出生命欲望的强盛吗？不也正昭示着文明规训的无力与他们强大的野性吗？
（四）物的象征
具有野性生命的，不仅是人，也包括一些动植物。莫言笔下有大量动物，如驴、牛、狗、猪、蝗虫、蛙等，它们与人一起，不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更为这乡土大地增添了许多人所不及的野性。具
体地说，动物的野性通过两种方式得以表现：一是以数量之大来获得震撼，如《红高粱家族》中成的疯狗、《红蝗》中成千上万的飞蝗以及《蛙》中叫声连成一片的蛙，因为极尽夸张而令人畏惧；二是力度之强使人震颤，它们充满力感，强悍凶狠。莫言通过对动物兽性、蛮力的展示，表达出一种狂野的生命力量。以《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驴”为例，它闹厅堂、飞院墙、斗恶狼、咬猎户，一夜交合六次，虽然也曾痛失卵、折前蹄，最后被饥民残杀分食，但它的倔强、健硕、智勇，与人相比，又显得何其风光、何其悲壮！在对它的歌哭当中，莫言表达的是对野性精神的赞叹。与之相似，在小说《蛙》中，“蛙”这一意象，因其善于繁殖，也寓意一种强大的生命能力，“蝌蚪”与蛙的对比，也就可以表述为“文明/野性”的较量。因此，我们可以说，包括“西门驴”与“蛙”在内的那些桀骜不驯、喧嚣骚动的动物生命，正喻示着人类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遗失了一些优秀的素质！因此，它们也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
除动物凶猛之外，高密东北乡还有高大的黄麻、浓密挺直的红高粱以及大片的荒草，黄麻如海、高粱如血、蔓延的野草生命蓬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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