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誓》中“五行”与“三正”新解
逯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尚书·甘誓》所反映的历史比《洪范》早了近千年，但古今学者解释《甘誓》中的“五行”时，常直接引用《洪范》的说法，这是不合理的。《史记·历书》所载黄帝建立的“五行”才是《甘誓》“五行”所指，即五官制或禅让制；相应地，“三正”指夏部落联盟的三位酋长。
关键词：甘誓；五行；三正；禅让
收稿日期：2009—02—19
作者简介：逯宏(1975- )，男，辽宁建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鞍山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上古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
按《书序》的说法，《尚书·甘誓》记载的是启伐有扈之事。由于《墨子·明鬼》引述了《甘誓》全文,故学者多认为此篇是可信的。然而，对“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一句的理解，历来存在着较大分歧。
一 、关于《甘誓》中"五行"与"三正"的旧说
《甘誓》中的“五行”何意？孔颖达云：“五行，水、火、金、木、土也。……且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火神祝融[1](P155-156)此解也是后世学者的主流看法,但此说是有问题的。首先，“五行”指“水、火、金、木、土”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洪范》，其文献产生不会早于殷周之际，而《甘誓》是夏启时事，二者所反映的历史相隔千年。《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时云：“‘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2](P1846)据此，如果《甘誓》中“五行”的指“水、火、金、木、土”，则当时应说“有扈氏威侮六府”。可见，以《洪范》中的“水、火、金、木、土”来解《甘誓》中的“五行”是不合理的。其次，孔颖达所说的“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是子思和孟子在战国时代提出来的新说，《荀子·非十二子》即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3]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有一篇被庞朴先生定为思孟学派的“五行”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再次出土了与帛书内容近似的竹简《五行》。帛书与竹简《五行》的出土，使荀子批评的思孟“五行”在一度失传后，以较完整的文字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早在夏启时代的“五行”，不可能是子思，孟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
刘起釪在《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中，论定“五行”的原义为五星的运行，在此处为代表天象之意。[4](P470)金景芳则认为此说难成立，理由是：
第一，必须明确，我们讨论的是《甘誓》的“五行”，不是后世任何其它文献的“五行”。《甘誓》记的是夏启时事，当时人们还不认识五星，无缘把五星叫做“五行”。第二，如果说《甘誓》的“五行”是五星，那末“威侮五星”该怎样理解？五星在天上走，自有自己的踪迹，有扈氏威侮怎么样，不威侮又怎么样！不要说夏启说不明白，力主“五行”为五星说的今人恐怕也难说明白。第三，在夏启的时代人们对天体的认识重点在日月和当时知道一部分，后来逐渐认识全的恒星二十八宿。这有文献记载可为证明。[5]
综上，关于《甘誓》中的“五行”，迄今难有一致看法。
《甘誓》中的“三正”何意？《尚书注疏》中有二说。首先，东汉时马融认为“三正”指建子、建丑、建寅。此说难以成立，梁启超曾指出：“然据彼辈所信，子、丑、寅三建分配周、商、夏。《甘誓》为《夏书》，则时未有子丑二建，何得云三正？”[6]顾颉刚进一步指出：“就算照了董仲舒们的曲解，说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是夏以前本来有的，夏、商、周三代不过顺了三统的次序循环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讨伐他的怠弃寅正，怎能说‘怠弃三正’而强迫他连过去及未来的丑正，子正也一起奉守了呢？”[7]从疑古出发，顾颉刚将“五行、三正”问题的均置于汉以后，认为是刘歆等人的伪造。其次，《书传》指出“三正”为“天、地、人之正道” [1](P155-156) 。天、地、人通常谓之“三才”，以“三才”释“三正”，虽能勉强通释，但缺少旁证。
刘起釪据甲骨文中“正”指商王朝的大臣，再证以金文及文献中的这种用法，论定这里的“三正”是指有扈氏的二三大臣。[4](P470)此说释“正”为“臣”，于《甘誓》文意亦通，是可信的。但是，认为这二三大臣从属于有扈氏，显然是无根据的推测。可见，迄今对于“三正”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二、夏启之前的原始“五行”本义
在《甘誓》中，既然战争的借口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就表明战前已有“五行”了。如何探求夏启之前“五行”的本义呢？笔者认为途径有二：
一是据“五行”的字形分析。夏以前的传说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表明，这个时期陶器上的某些刻画符号,已经具有早期文字的意味了。要探讨文字初创时代“五行”的本义，当然应分析字形。《说文》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凡五之属皆从五。,古文五如此。”[8](P739)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云：“×象交错形，二谓在物之间。当以交错为本义。自用为数名后，经传皆借午为之。”[9]可见，“五”的表数义为后起，从古文五的字形"×"来看，其本义是“交错、交汇”。再看“行”字。“行”字较古的字形是“”，很像是十字路口。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中指出：“行象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10]也就是说，“行”字与四方有关。合起来看，“五行”二字最初是写作“”的，其本义当为“交汇四方”。
二是据文献中的史前传说分析。“古史辨”派认为，史前传说多是伪造的，这种主张对于破除“唯古是信”的不良传统而言，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近年来，大量史前遗址被发掘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古史辨”派的主张矫枉过正了，文献中的神话或传说，未必不具有
真实的历史素地。据《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11](P1094) 这个“五行”指什么？“水、火、金、木、土”中，除金外，都是自然界中固有的，不需建立：“五星”是天上固有的，也不需建立。若是把黄帝建立的“五行”释为“交汇四方”，则上述文字可以通释，即：黄帝建立了交汇四方的制度，于是有了管理天地神柢物类之官，即五官。
此说有旁证。据《吕氏春秋·本味》载：“黄帝立四面。”高诱注曰：“黄帝使人四面出求贤人，得之立以为佐，故日立四面也。”[12]此说又见于《尸子》。简言之，黄帝使四人分治四方，再加上中央的一人，恰好形成“五官”治理天下的制度。中国原始社会以“五官”分治的情形，在文献中多有提及，如《商君书·君臣》载：“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12]
按《史记》的说法，五官是“天地神祗物类之官”，可见其职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持祭祀天地神祗，即具有“通神权”；二是治理物类，这与日常生活相关，即具有“治民权”。换言之，“五官”是五位兼有神权与政权的大巫师，是原始社会的统治者。最初的五官之间可能是平等的，随着中央集权趋势的发展，五官之间渐渐有了区别，即中央之官被称为“帝”，四方
之官被称为“四叔”，“四岳”，“四后”或“四正”。由于上古传说是经由不同的渠道流传下来的，故称谓稍异，也是正常的。“帝”与“后”都有“君主”的意思，但二者的区别是很大的。《说文》云：“帝，谛也，王天下之号” [8](P2)；《易·姤·象》云：“后以施命诰四方。”[14]也就是说，“后”是向四方发布帝命的人。又，《说文》云：“后，继体君也。”段注日：“后，君也。许知为继体君者，后之言后也。开创之君在先，继体之君在后也。”[8](P429)这说明，“后”是可以继帝为君的。据《尧典》载：“尧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传曰：‘巽，顺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顺行帝位之事’。” [1](P123)这些记载虽是后人对史前的追忆，但基本可靠。尧晚年主动让位给四岳或四后，表明四岳或四后是有权轮流成为中央帝的。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禅让制”。
综上所述，夏启之前的“五行”，是指黄帝建立的原始社会制度，即五官制或禅让制。最初的五官应是平等的，随着权力不断向中央集中，五官之间有了“帝”与“后”的区别，但“四后”作为“继体君”，有权继帝为君，轮流执政。
三、原始"五行"的破坏与"三正"本义
原始“五行”是部落联盟时代的产物，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这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综观文献，这一制度的破坏过程是由三次重大变革组成的。
第一次变革是“绝地天通”。据《国语·楚语》载，楚昭王问：“《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指出“绝地天通”并非此意。他先释“通天”为巫师降神以通天意，继而又日：“及少嗥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5]这里只提“南正”，实因南正与楚相关。参照上文论证的五官，可知在当时还有北正、东正、西正。按《史记》 的说法，黄帝时的五官是“天地神祗物类之官”，即五官是兼有“通神权”与“治民权”的。而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就把过去本属于一人的权力分给了两人，也就是把四后的“通神权”与“治民权”分离了。这样，四后的权力受到限制，中央帝的权力就相对扩大了。因为中央帝依旧具有“通神权”和“治民权”的，而“通神权”可以成为“治民权”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中央帝可以把他个人的意志说成是“天命”，因为只有他可以通过祭天降神而知晓“天意”，四后因无权祭天而不知“天意”。所以，“绝地天通”为后世的中央集权铺平了道路，也为原始“五行”的破坏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变革是“鲧禹治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在治水用人上，帝尧与四岳的意见不一致。由于四岳坚持用鲧，帝尧不得不同意。这也表明，当时四岳的权力还是相当大的。然而，鲧治水失败了，这说明四岳的决策是错误的。承此，《五帝本纪》载，“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 [11](P17)依原始“五行”制，四岳或四后本有继帝为君，轮流执政的权力，为什么这里四岳不敢接受呢？当然是因为他们治水用人的决策失误了，因此才说“鄙德忝帝位”。四岳主动放弃了“继体君”的权力，就破坏了原始“五行”轮流执政的旧时惯例。据《五帝本纪》载，舜晚年传帝位之时，并没有像尧那样先让帝位给四岳，甚至都没有征求四岳的意见，就直接把帝位传给禹了。这固然可用“大禹治水有功，比四岳更受人们拥护”来解释，但连续两次中央帝权力转移未按原始“五行”制却是事实。这一重大变化，给上古时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尚书·洪范》载：“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1](P187)也就是说，上古时人认为是鲧治水失败，才导致黄帝建立的“五行”被破坏的。
第三次变革是“夏启嗣位”。严格来讲，自鲧治水失败，四后继帝为君、轮流执政的“五行”原则就没有被执行过。其中，尧传帝位给舜，是因为四岳主动放弃了帝位继承，所以没有造成重
大的社会动荡；舜传帝位给禹，是因为禹治水的功劳太大，所以文献上几乎没有留下反对禹的记录。而夏启嗣位后，强烈的反对意见出现了，反对者即是有扈氏。如果因为有人反对，夏启放弃嗣位，原始“五行”制或许还能恢复。但是，夏启坚持以战争来消除不同意见，就使得当时历史的发展，真正走上了不归路。
按照原始“五行”制，中央帝位应由四后来继任，或者至少在禅让时要经过四后的同意。那么夏启嗣位时，夏部落联盟的四后是什么立场呢？就迄今所见与《甘誓》相关的文献而言，均无“四后”、“四岳”、“四正”、“四叔”字样。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四后”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所以不再以集合名词的方式出现了。《甘誓》中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其中的“三正”，即应是夏部落联盟四后（或谓四岳、四正、四叔）中的三位，显然，有扈氏正是四后中唯一反对夏启的那位了。夏启不说自己非法嗣位，反指责有扈氏作为四正之一，不服从中央的安排，即“有扈氏威侮五行”；为了团结其他三后，又说有扈氏“怠弃三正”，也就是没把其他三位部落酋长放在眼里，以此来鼓舞斗志，孤立敌人。简言之，《甘誓》中的“三正”是指夏部落联盟内支持夏启的三位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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