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往往意味着暴利，曾经的炒兰花、炒藏獒、炒公墓、炒车牌，每一次都凝聚大量渴望财富的眼球。
但是，与以前这些炒作截然不同的是，此次普洱茶炒作并不是由国内商家集合的行为，而是热钱涌入国内，把持主导的一场利用通胀掠夺财富的演习。达到高潮后戛然而止，庄家满载真金白银全身而退，让众多的跟风者丢盔卸甲。其运作水平之高、组织之严密堪称经典。
让我们寻踪蛛丝马迹，解剖普洱茶的运作路径。
1.准备
事实上，港台游资早已对大陆虎视眈眈。
一方面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另外这是一个尚不成熟的市场；更重要的一点，这个市场具有一定的封闭型，内外的信息交流存在一定落差，容易通过炒作达到高潮。
不过，与索罗斯仗火明抢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武器不是金融产品，而是普洱茶这一普通消
费品，其谋势更长久，也更为不动声。
不可或缺的特性。
首先就是资源具有垄断性和珍稀性。
普洱茶的生长条件独特，需要充足的阳光，温暖多雨的气候，年平均气温不低于0℃。而该地区仅存于澜沧江两岸的丘陵地带，其中以临沧、思茅(后改名为普洱)、西双版纳3个州市最为集中。
并且，普洱中的名品当属“古树茶”、“老树茶”，其茶气十足，味厚醇和，深受市场追捧。但是，这些茶树都是成长几十年的珍稀品种，一棵树的产茶量也就区区几斤，这更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
从普洱茶的制作工艺来看，普洱熟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贮放，味质稳净后才上市销售，贮放时间越长越好，一般需要2~3年，干仓陈放5~8年的熟茶誉为上品。由于这种特性，也养成了普洱爱好者爱收藏普洱茶的传统，非常类似茅台陈酿，随时间增值的蓝筹概念。
其次，普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清朝曾入选为贡茶，并且茶马古道的传说历史悠久，有足够挖掘的亮点可以炒作。
更重要的一点，普洱茶的价格之低廉是“藏在深山人未知”。在2004年，买一公斤铁观音、乌龙茶的价格，可以买10公斤以上的普洱茶。除了圈子里的人知道含金量外，生产商由于相对分散和闭塞，对其价值认识不足；而终端消费者更是一无所知，只要挖掘出含金量，自然容易吸引到大量的跟风者。
事实上，历史上普洱茶有两次炒作风波，第一次是1950年后的香港，第二次是1995年后的台湾，都曾掀起了普洱热并将茶价炒到了高潮。
1999年台湾的普洱茶市场崩盘后，港台的茶人(实际是庄家或炒手)就开始把眼光投向大陆普洱茶的产地云南，而大陆当时由于消息闭塞，不但没有把普洱茶当名贵的品种，老茶的原持有人不但分散，信息少，还都担心这一片片冷冷的老茶坏在手里。
面对这片未被开垦的内地市场，炒作者焉能不出重拳？
2.布局
港台大炒家相中这一块风水宝地后制定了周密的操作计划。为了顺利囤积普洱茶拉抬价格、安全出货，组织内部做了严密的分工，还雇佣了整整一个股票操盘手团队来当顾问。这些在后来的普洱茶坐庄操作过程中可以看出端倪。
(1)吸筹：“悄悄地进村，打的不要”
2000年前后，进入大陆的港台茶商雇佣了大批收茶人前往云南各城市的茶厂、茶庄、供销社、甚至边远村寨收购老茶。
由于当时国内的普洱茶并未普及，收购成本非常低。而且由于是大量扫货，最初两年每公斤的收购价甚至不超过10元，而收茶人的费用则按每片茶饼1元的价钱给付。云南一些边远村寨普洱老茶的收购价更是便宜得惊人。
三年左右，便将云南大部分的陈年老茶收购殆尽。到2006年普洱茶大热期，真正具有收藏价值的原产地普洱陈茶大部分已经进入各大庄家的仓库，每个庄家都至少拥有数百吨存货。
这样一来，具有收藏价值的老茶基本被庄家控制，保守估计占了七成。
(2)垄断：控制上游产业链
虽说普洱茶资源稀缺，但是毕竟属于可再生资源，因此对上游生产厂家一定要牢牢控制。所以在扫货同时，港台、广东商人还开始陆续介入了云南茶厂的并购重组。
其中，云南省四大老品牌普洱茶生产企业之一的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在2004年秋天改制时，被香港长泰集团以2100万元人民币收购。
与此相仿，众多改制后的大茶厂，其股东结构中或多或少都有港台资本的影子。2004年底，有60多年历史早已资不抵债的勐海茶厂被博闻集团整体兼并，这又是国内的投资集团介入普洱茶生产的典型。
除了控制茶厂外还要控制茶山(茶园)。在云南出名的茶区，每一座山都有人炒。易武茶山主要是台湾人在收，景迈茶山主要是日本人。
类比股市，很明显属于上市公司和庄家携手操纵的类型。这样的庄，志在长远。
(3)舆论造势
由于普洱茶不是生活必需品，并且亮点还不为人所知，所以舆论造势成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大炒家的主要着力点。
从2005年开始，港台炒家就重金投入媒体，进行舆论造势。据说其中一个大炒家集团在普洱茶概念的推广上耗资2亿元。很多股东一开始都有意见，后来一盘算大家都认为很值。
采用的手法多种多样，能喝的古董、减肥、养生、慈善义拍、奥运等，但凡能沾上边的都大手笔投入。开始是马帮声势浩大进京再现“茶马古道韵味”，40多人120匹马，一路义卖大半年从云南直到北京，在老舍茶馆举办“盛世福坛马帮普洱”新闻发布会和现场拍卖，沿途建希望小学等，让普洱出尽了风头。后来，100克“宫廷普洱茶”在广东拍卖出16万元的天价。此后，各马帮行动与“高潮迭起”的普洱茶拍卖层出不穷。
到今年初，更有一支庞大的恭迎队伍进京迎接一块百年宫廷普洱荣归普洱故里。
这块百年普洱被誉为“茶祖”，享受了明星般的待遇，恭迎队伍穿越九省市，所到之处皆有人“朝拜”。等到了当时的思茅市，其隆重更是登峰造极，彩旗飘扬、警车开道、直升机护空，礼炮相迎，一时万人空巷。
更为重要的是，炒家充分领悟了文化的含义，因为普洱茶如果不赋予文化的内容，炒作的持久会打折扣。所以港台茶人(也许是幕后的庄)以茶学大师、文化人的面孔出现，四处宣讲
茶文化，出版刊物，建立古古香的茶学网站、研究所等，充分借鉴了在香港台湾的炒作手法。
邓时海，台湾师大教授，台湾普洱茶协会创始人。1995年出版了后来被公认的普洱茶巨著——《普洱茶》。他也是1999年第一批就到大陆收老茶的人。
鉴于老茶稀少这个事实，2005年，邓时海与台湾的另一茶人耿向新合作，推出了《普洱茶续》，倡导“喝熟茶、品老茶、藏新茶”的普洱教条，这样也就从理论上奠定了炒作基础——普洱已经脱离消费品，更多地融入了金融产品投资保值的特。
王曼源，香港荣源茶行贸易公司董事长、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的公司是普洱茶在香港出口的集散中心。他曾提供资料与黄健亮合作，在台湾编辑出版《普洱茶谱》一书，用茶文化带动茶产业。
(4)政府公关
这是非常本土化的一笔。
普洱茶品牌
港台商人与大陆打交道多年，深知这块土地的秉性，要想做大事，不借助政府的力量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政府公关成为普洱炒家最为慎重的工作重心。
在学术方面，港台茶商赞助研究机构挖掘普洱的保健机理。其中，中国农科院茶叶所、云南农科院茶叶所和云南农大等科研单位，都围绕普洱茶的品质形成机理和保健功能出版了大量研究论文。而这仅仅是影响政府工作方向的前期铺垫。
对于政府公关，港台茶商是摸准了地方的脉搏。
由于云南地处偏远，工业基础薄弱，发展经济需要新的支撑点，港台炒家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极力游说政府对投资普洱立项。另一方面，以资本投资为由进入当地布局普洱资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一举数得，除了可以低成本垄断上游资源，更可以以外资之名获取当地政府的超常规支持。同时，由于政府对于投资中出现的泡沫容忍度较大，这样也具备了炒作的政治环境。
从1993年开始，思茅市每两年举办一次普洱节，至今已有八届。当地也将普洱茶产业先后由“重要产业”提升至“支柱产业”，后又提拔至“第一支柱产业”的高度。
2005年，在云南省茶叶工作会议上，云南省提出要将“云茶”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使之成为云南继“云烟”、“云花”、“云药”之后的又一知名品牌的政府战略。这一战略实现的标志当属2007年4月8日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
3.炒作拉抬
一切的布局都为了炒作获利。
为了能拉抬价格，普洱茶商的运作手段花样繁多，令人不得不服。
从2005年至2007年5月，炒家通过各种手段推涨普洱茶的市场行情。茶市开谈必有普洱茶，茶商们碰面谈及较多的不是茶品，而是：“你存了多少货？”“今天又涨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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