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且置相原文翻译
原文:
文侯与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善者与争夺战。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选自《资治通鉴》)
译者:
魏文侯和臣饮酒,兴致正高时,突降大雨,文侯命令马上备车前往近郊。左右侍从劝说:“饮酒正在兴头,天又下雨,国君要到哪里去?”文侯回答:“我事先与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约好打猎,饮酒虽乐,但怎能失约呢?”于是起身前往,亲自告诉对方,因下雨取消打猎的事。
韩国向魏国借兵攻取赵国。魏文侯说道:“我和赵国情同手足例如兄弟,无法应允你。”赵国又向魏国借兵反击韩国,魏文侯同样婉拒。韩、赵两国使者皆愤然辞任。事后,两国获知魏文侯的本意,都已经开始向魏国朝贡。自此,魏国已经开始强悍,其他诸侯国无法跟它争雄。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后,封给儿子魏击。魏文侯问臣:“我为君如何?”大家皆回答:“你是仁德的国君。”只有任座说:“国君攻克中山,不将它封给弟弟,却分给儿子,怎么能称得上仁德呢?”魏文侯大怒,任座匆忙告辞。魏文侯再问另一位大臣翟璜。翟璜回答:“国君是仁德的君主啊!”魏文侯再问:“你怎么知道?”翟璜回答:“臣听说只有国君仁德,臣子才可能正直。刚才任座言辞正直,我才得以知道。”魏文侯大悦,派翟璜速召回任座,亲自下堂迎接他,待作上宾。
注解:
1、魏文侯(?―前年),名斯,是魏武侯的父亲,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
2、虞人:管理山林的小官员。
3、期:约定
4、矣:何,哪里。
5、罢:通“疲”,文中指停止
6、雨:下雪名词并作动词用
魏国是现在的哪里 7、之:到,往
8、就是日:这天
9、谏:规劝、劝谏。
10、虽:即使
11、岂:难道
12、实乃:于是,就
13、身自罢之:亲自取消了这次活动。
【原文】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乎?臣闻之曰:夺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也。”(选自西汉·刘向《说苑·政理》)
【译者】
魏文侯问李克:“怎样治理国家呢?”李克回答说:“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给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封赏有功劳的人(按劳分配,论功行赏),推行赏罚得当的政策。”文侯问:“我赏
罚都得当,但是国人还是不满意,为什么?”李克回答到:“国家有不劳而获的蛀虫!我认为:取消这些人的俸禄,用来招揽国家的有志之士。祖辈因为有功勋所以国家给他俸禄,他的后辈没有功勋还能(继承)他们的待遇,出门就乘车马、穿着华美的衣衫,算得上荣华富贵;在家则沉迷鼓乐歌舞的享受,正因为这些无功的子女的享受,打乱了地方上的法规(按劳分配,论功行赏)。因此(有必要)取消这些人的俸禄,用来招揽国家的有志之士,这就是消灭蛀虫。”
魏文侯的故事
魏国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崛起的大国,它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利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天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和”的问题。
先说道外部的“人和”,主要整体表现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
环境。韩国曾前来借师南征赵,赵国也曾想要筹钱师伐韩,魏文侯实行和事佬的态度。“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经开始韩、赵两国都反感于魏国。后来,他们晓得魏文侯就是想要二家和平友好,于是“皆朝于魏”。魏国催生了三晋的结盟,自己沦为盟主,“诸侯善者与争夺战”。
在内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过改革化解矛盾。魏文侯魏斯(前―前)是魏国的第一位封君,在公元前年正式被周天子批准为诸侯之前,就执掌了魏氏的政柄达42年(魏文侯于前年即位)。魏文侯执政的最大特点是用改革促发展,同时用人不拘一格,治国强调儒法并用,善于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战国时期的改革始自三晋,而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通常指出李克即为李悝)变法。李克(前―前)的思想务实,总体上属儒法兼备的杂家范畴。他变法的宗旨就是富国强兵,推行“天下地力之教”,就是国家引导垦田、鞭策农耕。他施行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为必须有效率确保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经》曾被商鞅带回秦国,就是商鞅改革的起点。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看他亲近谁,富贵看他结交谁,显赫看他保荐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接着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任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魏文侯听后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谁做国相了。李克的这一套识人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乏类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分。
李克刚回家,就遇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闻今天国君就挑选二者一事征询您的意见,结果就是谁啊?李克说道,我猜测国君可以挑选魏成。翟璜唰地变小了脸,愤愤不平地说道: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他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有人甚至认为《论语》的编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门人之手。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
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约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的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了当时各国诸侯的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记载说,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国君所推荐了许多杰出干才。比如说,西河郡死守名将吴起,环境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包含出任中山守将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就是优秀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辨认出,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相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存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汪,同时除了战略上的开阔视野,崇尚五育、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就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相同岗位上各司其责,就是“分而出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观点,魏成所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你翟璜所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你辨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高一截。翟璜尊重了李克的观点,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致歉。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智有短长。”(《人物志》)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能够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存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一边观赏音乐,一边喝茶。魏文侯忽然说道:钟声不等距啊,左边的声音似的略低。田子方只是思思,没搭理。魏文侯蒙蔽地问:你苦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说道:“臣听闻,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上国辨音。如今主公上国辨音,臣害怕可以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田子方的意思就是说道,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高度关注的重点当在用人当否,不必对臣下的具体内容工作并作即兴式的品头论足。田子方不愧为就是儒商子贡的门生啊,深明领导艺术。
还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约前―前)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却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魏击的道理发人深省。存有担负起、存有事业、对未来存有期盼的领袖人物,必须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相等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他在文中述及五种相同的人君:创业之君、死守成之君、陵夷(发生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就可以存有高下,更依赖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指出,同样就是中等就可以,能自我约束,即可保住家业不堕,就是为守成之君;倘若无法自学,就可以发生衰落的危机,就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必须学会管理自己,骂人,行事,为人,必须比通常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伟的事业。
总之,魏文侯的治国,不仅有成就,而且有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明君治国的一个标准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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