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个畏兀⼉家族的宗教信仰
2019-10-16
⽂章以⾼昌普达实⽴家族的宗教信仰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该家族成员在江南地区的宗教活动及其同禅宗领袖中峰明本和天如惟则师徒的交往。以元⼈⽂集和相关传世⽂献为基础的研究结果显⽰，普达实⽴家族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或遁⼊空门，或皈依道教，反映了元代江南畏兀⼉⼊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此外，本⽂还对普达实⽴家族信仰与江南畏兀⼉佛事活动的关系作了阐述，以此说明元代宗教信仰相对⾃由的宽松政策，对于民族融合和中华⽂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
关键词：元代畏兀⼉普达实⽴家族宗教信仰
作者尚衍斌，中央民族⼤学历史⽂化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有元⼀代，江南是经济、⽂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随着民族迁徙浪潮的涌动，⼤量⾮汉族⼈⼝移居此地，形成多民族杂居之势。长久以来，中外学者致⼒于元代⼊居内地⾮汉族移民及其社会⽂化嬗变的探讨，对江南民族重组与⽂化交融问题尤为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分注重元代⾮汉族家族史的研究，发表了⼀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江南⾮汉族家族中，迁居江南的⾼昌普达实⽴家族颇为著名，这⼀家族的宗教信仰问题，⾮常值得研究，笔者拟利⽤元⼈⽂集及相关传世⽂献对此作些考述。
⼀、先世及其宗教信仰
关于普达实⽴（1304-1347）家族成员的记述，⾸推郑元祐（1292-1364）的《江西⾏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昌普达实⽴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据此知悉，普达实⽴字仲温，⾼昌⼈；曾祖⽗名和礼纳，娶越德哲⽒为妻，封昌国太夫⼈；祖⽗名阿台脱因。需要指出的是，“脱因”⼆字源于汉语的“僧⼈”或“道⼈”，突厥语写成“toyin”。仅从其名讳我们就⾜以断定普达实⽴的祖⽗是佛教徒。实际上，以“脱因”命名的畏兀⼉⼈不在少数，如出任休宁县达鲁花⾚的也仙脱因等，类似的例证还有不少，兹不⼀⼀列举。据前引《墓志铭》，阿台脱因先后娶“阿台的⽄”和“杜⽒”为妻，皆封“秦国太夫⼈”。很显然，“杜⽒”是汉姓，⽽“阿台的⽄”的名字似与突厥语族有关。“的⽄”，是突厥语tigin（复数tigit，王⼦）的汉语⾳译。韩儒林先⽣考证指出：突厥以后的北⽅游牧民族⼤多沿⽤此称衔，《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有“狄银”，《辽史·百官志》有“惕隐”，元代则有⽆
数“的⽄”，皆“特勤”之异译，惟意义随时转变，⾮复可汗⼦弟所专有。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台脱因的两位妻⼦，⼀个是畏兀⼉⼈（或突厥⼈），⼀个是汉⼈。⼀般⽽⾔，只有男性“可汗⼦弟”才有可能充任“特勤”，诸如《元史》本传中的“巴⽽术阿⽽忒的⽄”，以及在杭州府任职的畏兀⼉官宦“朵⼉的⽄”等。⼥⼦使⽤此称谓者⽐较少见，除以上所及，沙剌班的⽣母、北庭⽂贞王阿邻帖⽊⼉的夫⼈举⽉思的⽄也有此称谓。所以，《摧志铭》揭⽰的这⼀⽂化现象⾮常值得探讨。
国师
据明⼈张景春辑撰《吴中⼈物志》记载，普达实⽴的⽗亲买住，曾任荣禄⼤夫、江西等处⾏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告⽼悬车吴下”。此外，他在担任信州路（江西上饶）总管期间，刊刻《谕俗⽂》，以此教谕州民，颇有成效。元⼈徐明善（1250-？）对此有所记录，现征引如下：
⼴信总管简斋公，慨然念彝伦之敦不可不叙，旧俗之污不可不新，取古灵陈公《谕俗⽂》畅阐⽽警教之，以⼈治⼈，其⾔反复谆悉，可谓得新民美俗之机要矣。绍熙庚戌，朱⽂公守漳州，尝刊此以谕其州民。简斋公系出⾼昌，地相远，世相后，⾏乎东南，若合符节。……今幸得贤师帅警教于其上，兴仁兴让，从今⽇⽉冀矣。
据以上史料，⾄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出⾃⾼昌的“简斋公”，即指买住，“简斋”是其号；其⼆，买住曾任信州路的总管，有治理基层社会的经验。他效仿南宋光宗朝的朱⽂公将古灵陈公所撰《谕俗⽂》刊刻坊间，以教谕州民，“兴仁兴让”，彰显出较好的汉⽂化素养。
现有资料显⽰，阿台脱因、买住⽗⼦皆崇奉佛教，且与江南禅宗领袖多所来往。郑元裕的《⽴雪堂记》称：
荣禄⼤夫、江西等处⾏中书省平章政事⾼昌简斋公悬车吴下，休⼼空寂，⼀⽇语其门客郑某⽈：“昔普应国师倡道天⽬时，予先君秦国公⽅平章江浙，以其素学参扣于国师。国师之弟⼦东殚三韩，南极六诏，西穷⾝毒，北弥龙沙，则其近地概可知已。今中吴师⼦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之门尤为得法上⾸，颖
异秀出者也。余今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
以上所⾔致仕家居江南的“⾼昌简斋公”即买住，是普达实⽴的⽗亲；⽽曾任江浙⾏省平章政事的“秦国公”指阿台脱因，即普达实⽴的祖⽗。在天⽬⼭⼀带弘法倡道的“普应国师”，乃江南禅宗领袖中峰明本（1263-1323）。虞集记述说：“师讳明本，宋景定癸亥岁，⽣钱塘之新城，姓孙⽒，年六⼗⼀，僧腊三⼗七，⼤元⾄治癸亥⼋⽉⼗五⽇，化于其⼭东冈之草庵。”中峰和尚是⾼峰妙禅师的得意门徒，仁宗、英宗对其敬重尤甚，分别“制⾦裥袈裟赐之”、“亦封⾹制⾐”，然不为所动。“独以其道为东南末法倡，公⽰寂之⼗⼆年，当元统三年⼄亥，天⼦赐号‘普应国师’，仍以师所书⽇《天⽬中峰和尚⼴录》三⼗卷赐之⼊藏，敕词⾂序于书⾸。……逮⽂宗临御，师已⼈寂，赐谥‘智觉禅师’，塔⽈‘法云之塔’”。郑元祐引述买住的话称，中峰和尚⽣前在天⽬⼭弘扬禅宗时，阿台脱因即以“素学参扣于国师”，说明他修持禅学并与中峰和尚早有联系，绝⾮⼀时的⼼⾎来潮，⽽且似与当时禅宗在江南⼴为流传的社会环境不⽆关系。虞集对此有明确的表述，称：“国家崇尚佛乘⾄矣，⽽禅宗惟东南为盛，然专席称师者，岂⽆其⼈哉？⾄于四⼗余年之间，浩然说法，其⾔语⽂字，⼴博，为远近信向，未有若师之盛者也。”可见其时追随明本问道者不在少数，上⾄驸马、太尉、沈王王璋（1275-1325），下到普通民众，⽆不敬重膜拜。
中峰明本沦谢后，其门⽣天如惟则主持平江（今江苏苏州）狮⼦林的⽇常事务，他后来实际上成为中峰的继承⼈。释惟则字天如，俗姓谭，吉之永新⼈。师事中峰明本得其真传，帝师念其功德⾼厚，授予“佛⼼菩济⽂惠⼤辨禅”的称号。有《楞严会解》若⼲卷，另有《语录》、《别录》、《剩语》若⼲卷⾏于世。
《元诗选初集·壬集》有《师⼦林别录》，收录其诗作⼆⼗⼆
⾸。关于平江狮⼦林之记述，⼜有释道恂辑名公⼠⼤夫数⼗⼈题狮⼦林之诗⽂，名《师⼦林纪胜集》，今收⼊《四库全书存⽬丛书》。
如上所述，普达实⽴家族成员与中峰、天如师徒有很深的渊源。买住说：“予胄出⾼昌，依佛为命，睹兹僧宝，敢同寒蝉。”可见，他与天如惟则的关系⾮同⼀般。其时，“中吴师⼦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即指中峰明本）之门尤为得法上⾸，颖异秀出者也”。买住“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且为天如和尚“⼿书⼆匾，名说法之堂⽈‘⽴雪’，禅燕之室⽈‘卧云’，仍命⼯刻诸梓⽽揭之”。以此表达他对天如惟则的敬服之情。
阿台脱因究竟有⼏个⼦⼥，史⽆明⽂，难得其详。释惟则记载说：“公如天⼈，世家⾼昌，为秦国公之贤嗣。”⼜谓：“佛法倚之为⾦汤，谬余⼀衲，栖遁空荒。尝沾余泽。”毫⽆疑问，惟则禅师笔下的此“公”应是阿台脱因的另⼀个⼉⼦，即买住的兄弟。他不仅笃信佛法，还与天如和尚相互唱酬。天如在《漕运万户某脱险于海固和韵唁之》诗中吟诵道：
语未开唇已改韵，向来海运历多难。
连樯影落蛟涎窟，孤枕魂飞⿁⾻⼭。
出匣剑龙惊怒吼，传家珠虎幸⽣还。
黄⾦任积⾼于⽃，不博休官⼀⽇闲。
此外，笔者认为天如笔下这位“秦国公之贤嗣”与郑元祐《懒斋记》中的“⾼昌章公”应是同⼀个⼈。理由如下：其⼀，两⼈的经历和官职相同。所谓“海道万户”应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的省称；他“乘朱轮，佩苍珩，出⼊乎凤阁鸾台，职任乎⽅伯连帅”，与天如“历监于⼤郡”的记载相吻合。在担任海道漕运⼀职期问，“佩公以珠⾦虎符，乘传南下”，天如亦有“传家珠虎幸⽣还”的诗句。凡此种种，皆可在郑元祐《懒斋记》得到印证。其⼆，两⼈的族属相同。“世家⾼昌……令闻⽈章”，即指“⾼昌章公”，⾃号“懒斋”。令⼈不解的是，这位“⾼昌章公”何以“懒”字名斋，笔者研究认为应与其崇祀禅宗并追求⼀种清静⾼雅的“不修之修”境界不⽆关系。中峰明本在《懒禅室铭并序》中有“禅者之学乃懒之尤者也”的论述，似可对此疑惑阐释⼀⼆。其三，两⼈皆醉⼼于学问。天如笔下的海道万户“留精神于内典”，⽽⾼昌章公“尤勤于问学，凡圣贤之所垂训，百家之所论载，既委⼰以讲求之”。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论，天如禅师笔下的“海道万户某相公”与郑元祐记载的“⾼昌章公”不仅是同⼀个⼈，还是⼀位虔诚的禅宗信奉者。
⼆、普达实⽴及其长兄禀雅实⽴的宗教信仰
依据阿台脱因娶杜姓⼥⼦为妻的史实，买住和普达实⽴⽗⼦均应⽣于汉地。买住有两位妻⼦，⼀是野薛坚⽒，⼀是朵⼉哈真⽒，前者是普达实⽴的⽣母。台湾学者萧启庆把蒙古、⾊⽬⼠⼈祖先居住之地界定
为“原乡”；将其在汉地最初落脚之地称作“旧贯”；将现居地称为“本乡”或可视作中原中古⼠族所⽤的“郡望”。萧先⽣的这⼀论断极具学术价值。依此，我们可以将普达实⽴祖先的世居地⾼昌称作原乡，史籍有“世家⾼昌”、“胄出⾼昌”、“⾼昌章公”、“⾼昌普达实⽴公”、“⾼昌雅实理公”等表述形式。有意思的是，该家族成员名讳前皆有“⾼昌”⼆字，以⽰不忘祖先世居之地。同其他蒙古、⾊⽬⼈家族⼀样，他们把最初在中原居住过的燕⼭（指燕京，⼜称⼤都）视作旧贯。据《墓志铭》记载，普达实⽴昆弟四⼈，长兄禀雅实⽴为吴江州（今江苏吴江）达鲁花⾚；次兄相哥实⽴⼴东佥宪，侨居吴；幼弟阿兰纳实⽴为岳州路平阳州（今浙江平阳）达鲁花⾚，亦会于吴。可见他们⼤多在江南任职或定居，最终相聚“吴下”（今江苏苏州）。或许基于诸⼦多侨居江南的缘由，买住“告⽼于朝，悬车吴下”。还有⼀种可能，因“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他⾃愿侨寓江浙⼀带。尽管阿台脱因南下拜谒过中峰明本禅师，却始终定居于⼤都。当普达实⽴知闻“祖母杜夫⼈卒于京，乃由江西⼊吴，且将从平章（即指买住）北上，葬秦国”。由此可以看出，阿台脱因夫妇并未移居江南，他们主要⽣活在⼤都。这⼀基本史实表明，普达实⽴家族在买住这⼀代才迁⾄江南的论断是可以成⽴的。
普达实⽴⽣长于元代中、后期。元⽂宗时，因“谨饬端重”被委以重任，除承事郎、尚承寺⼤使。⾄顺元年（1330）秋冬，出任陕西诸道⾏御史台监察御史。⾄顺四年，转南台，元统三年春，奏授承务郎，擢拜内台；同年冬，超拜淮西廉访佥事。后⾄元四年，升奉直⼤夫，迁⼴东；六年，擢授西台，经历关陕。不久，擢浙东海右廉访副使。⾄正⼆年（1342）冬，授奉议⼤夫，迁湖北，其治如浙东。⾄正四年
春，擢拜奉政⼤夫、江西省左右司郎中。⾄正七年冬⼗⼆⽉，卒于吴，年仅四⼗四岁。需要指出的是，普达实⽴病逝后，家⼈仍将其“归葬于秦国公（即阿台脱因）之兆”。他们这种对北⽅祖居故⼟的缅怀和依恋之情，恐是不少迁居江南的蒙古、⾊⽬⼠⼈所共有的。
普达实⽴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峨荐三台，佐宪四道”，名德益传。从任职的区域看，除⼴东、关陕以外，他主要活动在江南⼀带。从任职的时间看，主要集中在元⽂宗和元顺帝执政年间。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这⼀时期，⽆论是皇帝还是太⼦都具有⼀定的汉⽂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学习汉⽂化并且达到相当⾼⽔平者更多。在这样⼀种崇尚汉⽂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蒙古、⾊⽬⼠⼈研习儒学者颇多。时任陕西诸道⾏御史台监察御史的普达实⽴就是这样的代表⼈物，他“遇少暇辄从宿儒学，⼈见其夜参半犹篝灯读书，⼈讶⽽问⽈：‘岂欲穷经作博⼠耶？’仲温谓：‘益⼈神智⽆如读书，纵纷冗犹当学，况兹事简，不委⼰于学，异时悔何及乎！’由是材识与学俱进”。普达实⽴对儒家典籍和⽂化情有独钟，绝⾮偶然，因为从他祖⽗这⼀代⼈开始就已经⼊居内地为官，他本⼈⾃幼接受汉⽂化教育，⽽任职的关陕、江西及浙东等地⼜是儒学发达的地区，⾃觉研习儒家经史不⾜称奇。
现有材料证实，普达实⽴本⼈亦是虔诚的禅僧。《师⼦林天如和尚语录》卷2称：
普达实⽴副使、脱铁睦尔副使、买奴海⽛同知、忙哥剌宣差、冯总管等率众官⼠⼤夫来师⼦林设斋，请普说。
极可能普达实⽴曾任“浙东海右廉访副使”⼀职，故才有以上“普达实⽴副使”的称谓。“普说”就是解说佛法。天如禅师与普达实⽴有书信往来，信中写道：“当时⼩轩中炉⾹共坐，语及肺腑，即知是佛法中再来⼈也。”陈⾼华先⽣研究指出，上述与普达实⽴⼀起设斋的忙哥刺宣差也是畏兀⼉⼈。此外，天如⼗分看中普达实⽴的⼈品，对其⽇后的禅学造诣充满期待：“惟公素禀清明，如⽌⽔如悬镜……尚望于应接纷扰之际，⽏起厌烦之⼼……不舍政事⽂章，⽽能成就佛祖⽆上妙道者也。”当得知其因病家居，仍念念不忘研习佛典的讯息，天如禅师深情地说：
勋业⽅兴，乃缩缩退避以究吾宗剐传之学，每语⼈⽈：“某之精神⽆⽇不在师⼦林下。今病既剧，复取余向来勉励激策切要之语，书⽽揭之窗壁梁柱⼏榻屏帐之间，使其坐⽴卧起俯仰皆在眼中。”
由此可以看出，普达实⽴热衷于禅宗教义。为了消除病中之⼦对佛教要义的疑问，买住亲⾃前往天如住所“再三致恳”，诚邀其下⼭解惑。尽管天如以“余既久不出⼭，且知病中亦厌喧杂，纵草草⼀会奚益”为由未能下⼭答疑，遂托买住致意，并于次⽇就普达实⽴“所疑问者凡数条，因得彻见⾜下之底蕴⽽有以发余之所当告者焉”。说明普达实⽴与天如禅师的关系⾮同寻常。
⾏笔⾄此，我们似有必要就天如禅师和郑元韦占笔下的普达实⽴是否同⼀个⼈的问题再做些说明。
⾸先，普达实⽴的⽗、祖两代与中锋明本和天如惟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前⽂已述，兹不赘陈，说明天如禅师对买住⼦嗣的情况⼗分熟悉，天如的记载可以信从。
其次，天如有关普达实⽴的资讯与郑元祐的记载完全吻合。后⾄元六年以后，普达实⽴担任浙东海右廉访副使。《师⼦林天如和尚语录》卷8遂有“普达实⽴副使”、“仲温副使”的记述。⼜如，天如在回复普达实⽴的信中写道：“近会明德教授，审知惠政扬扬声撼荆楚，楚⼈何多幸哉！且仅屡书赐问，⾃惭⽆似之⼈，远劳垂念，何感如之。”“荆楚”指楚国，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带。如此看来，普达实⽴在今湖北⼀带任过职。郑元祐的《墓志铭》对此⾔之凿凿：“⾄正⼆年冬，升授奉议⼤夫，迁湖北，其治如浙东。”上引材料不仅证实普达实⽴的确在湖北任过职，还说明天如对其仕履⼗分熟悉，资料相互印证，⾜以信从。
再次，天如禅师对普达实⽴患病情况的记述详于郑元祐。《墓志铭》谓：⾄正七年，“祖母杜夫⼈卒于京师，乃由江西⼈吴，且将从平章北上葬秦国。⼀再⾏，皆以病作，复归吴。盖仲温之孝悌由中以著乎外，有⾮勉强⽽然者。再北上，⾈发问门⽽复病，⽌。更四阅⽉⽽卒”。以上⽂字仅⾔普达实⽴因病未能北上奔丧，不得已归吴，最终不治⾝亡，并未涉及其他内容。两相⽐较，天如禅师的记述则详尽许多：
北⾏别余之⽇，官从林⽴，晬然春姿，独⾜下颇有晦⾊，窃谓去家割爱⽆怪其然。诘朝得报登⾈，忽疾作。遂舣留吴外，既⽽留三⽇病不退，遂不果⾏。窃疑⾏兴既阻，病势必增，复⾃解⽈：“仲温，达⼠也”。坎⽌流⾏素善处置，况近年笃志闻道，今⽗⼦兄弟别⽽复聚，诸良医争愿纳诚以取效，⾮久必平复。岂料淹淹⼀⾄乎此，可怪也。⾜下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权者⼗余任矣。忠孝两全，朝野交颂。民⽆贵贱⽼少被其泽向其风者，成不愿其⼀⽇去官，及闻有疾，恨不能以⾝代之，其得⼈之感戴慕望者若此。
披阅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下列问题：其⼀，普达实⽴北上奔丧之前，曾专门拜谒过天如禅师；其⼆，随⾏⼈员不在少数，很可能他与其他官员⼀起乘船北上；其三，因其途中患病只好将船停泊“吴外”，滞留三⽇仍不见好转，只得返回本乡；其四，他们⽗⼦兄弟相聚江南本贯，这⼀点郑元祐多所述及，⾜以信从；其五，普达实⽴任职期问，廉洁清明，深受民众拥戴，忠孝两全是其为⼈处事的最⼤特点。郑元j；占对普达实⽴的评价与天如禅师⼤致相同，诸如“见仲温复来，咸惊喜迎迓”；“仲温深念⾻⾁聚合之⽇⽆⼏，其志将辞职以为养。平章毅然不许，乃是怏怏之江西”；“使仲温稍待于⼤⽤，移其孝亲者必效忠于国，如之何⽌于斯也”。综合以上各⽅⾯的信息，可以断定他们两⼈笔下的普达实⽴是指同⼀个⼈。
如前所述，普达实⽴同样是⼀位虔诚的禅僧。那么，他另外三个兄弟的宗教信仰如何？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个问题。限于资料，我们⽬前不可能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逐⼀进⾏考察，现仅就其长兄禀雅实⽴的宗教活动作些探讨。
据《墓志铭》，⾄正四年前后，禀雅实⽴出任吴江州达鲁花⾚。郑元祐另撰《吴江⽢泉祠祷⾬记》与其事功和信仰有关。为便于分析，现将原⽂节录如下：
⾄正三年夏，⼤旱。⽥⽲焦然就槁，民⼼皇皇⽆赖，时⾼昌雅实理公为州达鲁花⾚，忧⼼恻然，乃捐⼰俸，市⾹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富恕，乞为将诚吁天。⽽公率僚幕胥吏之属悉徒跣谒龙于
祠下，再拜稽⾸，为民请命。富君乃⽤其教法役神召龙，炼铁符投桥⽔，符才⼊⽽雷殷殷⾃⽔起，⽞云四垂，⾬即随⾄。公忽惊且喜，以⼿加额⽈：“神明不远如此哉！”船迎龙漫⾄州署，有⾚鲤跃⼊公⾈中，公命僮捧纵之。波⾬滂沱，告⾜即昭灵设醮谢。⽐竣事，复迎牲祠下，合乐⼤飨，以答龙神之灵贶，是州遂成有年。
“吴江州”位于今江苏苏州市南部。笔者认为，⾄正三年担任该州达鲁花⾚的⾼昌雅实理公正是普达实⽴的长兄。理由如下：据《墓志铭》记载，⾄正四年，普达实⽴擢拜奉政⼤夫、江西省郎中时，其兄禀雅实⽴任吴江州达鲁花⾚。依照元制，三年⼀差官。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只能由⼀个⼈出任吴江州的达鲁花⾚。前述“吴江⽢泉祠祷⾬”纪事正好发⽣在⾄正三年，⽽此时担任该州达鲁花⾚的雅实理⼜是⾼昌⼈，⼆者不仅任职的时间、地点相同，族属也完全⼀样，只是《吴江⽢泉祠祷⾬记》将“禀雅实⽴”记成了“雅实理”，脱⼀“禀”字。尽管如此，基于“禀雅实⽴”和“雅实理”的任职时间、地点、称衔、族属皆相同的考量，我们将其断定为同⼀⼈的⽴论是可以成⽴的，此⼈正是普达实⽴的长兄。
另据《吴江⽢泉祠祷⾬记》提供的资讯，禀雅实⽴热衷道教事宜。⾄正三年，时逢吴江州⼤旱，他“忧⼼侧然，乃捐⼰俸，市⾹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富恕，乞为将诚吁天”。所谓“斋戒”，指修⾝内省。“情词”，应是“青词”的异写，通常指道⼠斋醮新天时⽤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的奏⽂，⼜称“绿章”。“昭灵观”的具体位置不详，有待考证，想必在吴江州境内。⾼昌⼈（禀）雅实理“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富恕”，祈求天降⽢霖，说明他本⼈崇信道教。此后，他⼜于“昭灵设醮谢。⽐竣事，复迎
牲祠下，合乐⼤飨，以答龙神之灵贶”。如果他不是虔诚的道教徒，恐难有此举⽌。实际上，各朝各代在不同地区利⽤佛教功⼒祈晴、祈⾬的事例并不少见，元代江南吴中地区借助某州、某庵沙门向上苍祈求佑护的佛教⽂件就有“满散祈晴疏”、“启建祈⾬疏”、“满散祈⾬疏”等。但结合以上援引史料所揭⽰的内容看，似与佛事活动⽆关。这⾥需要指出的是，禀雅实⽴在出任吴江州达鲁花⾚之前，曾出任泗州（今安徽泗县、天长等地）长吏，时逢久⾬不⽌，⼠庶蒙霖。⾼昌公“笺词请于上帝，词有
⽈：‘⽢减⼀年之寿禄，愿起百姓于泥涂’，词焚⽽⾬霁”。类似记载展⽰了神祗和灵异结合后产⽣的超强⼒量，固然不能全信。不过，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禀雅实理不仅是⼀位“爱民不惜⾝命”的好地⽅官，还是⼀个笃好道法的忠实信徒。“词焚⽽⾬霁”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道⼠将其视作“神⼈孚合”产⽣的结果。或许正基于此，泗洲民众为了铭记禀雅实理的功德，特敦请郑元祐书写《吴江⽢泉祠祷⾬记》，以永世传颂。
综上所述，普达实⽴家族成员或弘扬佛法，或尊奉道教，同时他们⼜以笃信礼教见称于世。“为⾂当忠，为⼦当孝”的儒家伦常礼教在普达实⽴及其家族成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普达实⽴家族与畏兀⼉⼈奉佛活动的关系
普达实⽴家族成员推崇佛、道之法绝⾮偶然，似与江南畏兀⼉⼈修持宗教要义和体认“静默⽆为”的⼤环境有密切关联。江南很早就是佛教圣地，郑元祐谓：“吴⼈奉佛⾃萧梁有国时，塔寺像设遍江左，⽽吴尤
夥焉。”其信徒“既研精于其教法，⼜复购吾儒书数万卷，⾃六艺、经传、⼦史、百家之⾔，每延儒之⽼于⽂学者⽇讲肄之，俾其徒知仁义道德元与其学不相悖戾，所以开明其⼼焉”。据此亦可见元代江南佛教与儒家⽂化的联系⽇臻密切。
那么，中峰明本和天如惟则师徒何以得普达实⽴家族成员之追随？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个问题。种种迹象表明，迁居江南的畏兀⼉禅僧⼤多是中峰和惟则的弟⼦。陈⾼华、杨富学两先⽣对此有所关注，笔者拟就这个问题进⼀步展开讨论。中峰明本《⽰萨的迷的理长⽼》⼀⽂称：“萨的迷的理长⽼，北庭⼈，字慈寂，号照堂。”这位萨的迷的理（？-1337）在其他史籍中被记作善达密的⾥，是中峰明本门下最著名的畏兀⼉禅僧，著有《照堂长⽼义感集》，惜已不传，但其同门师兄弟、好友天如禅师为其⽂集撰写的序⾔留存⾄今，对其事迹亦多所介绍，现将原⽂节录如下：
照堂，⾼昌名族之裔也。其宗姻乡党之⼠，去故国⽽布列于⼤朝都⾢者皆达官。其俗尚佛教好施与，⼜好引援进取以相荣。盖去国已远，见乡⼈虽疏亦亲。故彼⽒之为沙门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照堂⼀⽆取焉，惟道是嗜。凡显密⼆宗，⼤声实之⼠悉从事之，尽其学，未厌其志。延祐间南来天⽬扣直指之学于幻住先师，⽇有深造，遂眷眷不忍弃去。单⾐蒲履冰柏相持者有年。速先师告寂，始北归。
以上援引资料显⽰，萨的迷的理是来⾃⾼昌的名僧。然据元统三年释明瑞募刻本影印的《天⽇中峰和尚⼴录》内署“参学门⼈北庭僧慈寂上进”字样判断，他的祖籍应是北庭，⽽⾮⾼昌。但因当时的“⾼昌⾪属
北庭，其地好佛”，内地学僧将两地混称，是可以理解的。据虞集《智觉禅师塔铭》记载，中峰明本卒于⾄治三年（1323），七年后，即天历⼆年（1329），元⽂宗诏命翰林学⼠承旨阿磷帖⽊⼉（畏兀⼉⼈）敦请虞集为中峰禅师撰写塔铭，并俾其门⼈单檀密刻之⼭中。
笔者认为，虞集此处提到的“单檀密”当是“单达密的理”（⼜称“萨的迷的理”或“善达密的理”）的省称或异写。元统⼆年正⽉，⼤普庆寺名僧善达密的理（即照堂）通过“奎章阁承制学上沙刺班”，将《天⽬中峰和尚⼴录》三⼗卷转呈元顺帝，使此书得以编⼊《普庆藏》，且请元代名⼠揭侯斯为之作序。照堂向元顺帝进呈《天⽬中峰和尚⼴录》时，题署“⼤普庆寺僧⾂善达密的理”。⼤普庆寺位于杭州路余杭县南⼭，据赵孟頫撰《⼤元⼤普庆寺碑铭》，“武宗既践祚，以上⾄德伟功，不逾⽉⽽⽴上为皇太⼦。上缅怀筹昔报本之意，乃命⼤创佛宇，因其地⽽扩之。凡为百亩者⼆”。元仁宗即位后，敕赵孟頫等⼈撰述碑铭，以垂⽰久远。种种迹象表明，⼤普庆寺的兴废与江南畏兀⼉僧⼈的经营不⽆关系。
中峰作为江南的禅宗领袖，“从之者如云，北极龙漠，东涉三韩、西域、南诏之⼈，远出万⾥之外，莫不⾄焉”。其追随者中不乏畏兀⼉⼈。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常从师参诘，及事三朝，每为上道之”。“必纳雅实理”应是“必兰纳识⾥”的异写，《元史》有传。此⼈“初名只刺⽡弥的理，北庭感⽊鲁国⼈，幼熟畏兀⼉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德六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仁宗时，授光禄⼤夫（从⼀品），“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治三年，改赐⾦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顺⼆年，⼜赐⽟印，加号普觉圆明⼴照弘
辩三藏国师”。“⽟引”，是帝师才能享受的待遇，⾜见其名声和影响仅次于帝师。⾄顺三年，因卷⼊宗王谋反案被杀。⼤德六年（1302）到⾄顺三年间，必兰纳识⾥充当佛教领袖达三⼗年之久。即便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他仍“常从师（即中峰明本）参诘”，且“每为上道之”，说明中峰禅师的声名远在必兰纳识理之上。
明本在《⽰慈护长⽼》中有⽈：“慈护长⽼乃⾼昌三藏喜巷妙公之母也。”笔者研究认为，这位“慈护长⽼”极可能是⼤都妙善寺著名⾼昌僧尼舍蓝蓝④的母亲。限于篇幅，考证从略。江南⽂⼈杨瑀记载说：“畏吾⼉僧闾间，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南的沙之⼦，世⼗弦，即箜篌也。”很显然，间闾也是畏兀⼉僧⼈。此外，著名的畏兀⼉散曲家贯云⽯，出⾝名门，退职后居留浙西，与中峰禅师多所来往：“⼊天⽬⼭，见本中峰禅师，剧谈⼤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暑退始⼊城。”能与中峰论道，且“箭锋相当”者在当时恐怕并不多见，说明贯云⽯的功法不在中峰禅师之下。因此，“所⾄，缙绅之⼠、缝掖之⼦、⽅外奇⼈从之若云，得其词翰，⽚⾔尺牍，如获珙壁。”‘缝掖”，乃儒者的代称，⽽“⽅外”即指“世俗之外”。可见，贯云⽯应有不少儒者和其他教派的追随者。当然，与中峰禅师交往的畏兀⼉⼈并不限于以上所及，诸如“⼀长者⽣⾼昌，素有向道之志，虽致⾝贵宦，未尝见其有暴怒之容”。⾄于这位出⾝显贵且极富涵养的⾼昌僧政的详细情况，因材料⽋缺，就⽆从详考了。
综上所述，元代江南地区的畏兀⼉禅僧⼤多追随中峰、天如师徒，他们崇信佛法，研习儒学，形成⼀种社会时尚。⽽这种⽂化⽣态对普达实⽴家族成员的影响是不⾔⽽喻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这种和谐的社
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相对⾃由的宽松政策，对民族融合和中华⽂明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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