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买官
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
一、“进纳授官”
1、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后，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古今源流至论》：“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举行，皆为权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之请，非备边不许也。出粟五千余石，赐第班行之请，非补之则不许也。或以赈水旱，或以备籴本，无非为权宜之制。诚以鬻爵之法，虽所以济人事之不及，非所以体天道之至公。故随举随罢，终不以为经久之策。淳熈（宋孝宗）之君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则其不得已之意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纳粟不如资荫，资荫
不如进士。’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进纳补官、进纳出身、进纳买官、进纳官、进纳官人、进纳出身人、进纳人、进纳、纳粟、纳粟补官、纳粟授官、纳粟得官、入赀补官、纳赀授官、献助补官、献纳补官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可知当时尚没有把进纳作为一种入仕门径。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正月：“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
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
据后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二、“进纳授官”
2、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其中官位最高的文官大理寺丞和武官东头、西头供奉官，只相当于元丰改制后的从八品宣德郎（
宣教郎）和从义郎
、秉义郎。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方式。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许诸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
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
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试衔”即“试衔官”。[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胡宿《文恭集》卷：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戸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后之寄禄官。
3、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宋钦宗“御寳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义郎。凡此同日数百户，
以劝来者”。这是进纳金银卖官的实例。然而增加了数百名进纳人，却仍无补于皇朝的灭亡。
宋高宗绍兴末，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当时用“右”字代表非进士出身，其子叶均可能是荫补出身的迪功郎，献钱数与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阶，为右文林郎。另有“将仕郎戴公度献助军钱万缗，诏以为右从事郎”，超升三阶。已故名将杨政“妻崇国夫人南氏献助钱引十五万道，二子杨厦、杨庥特补成忠郎”。这是入赀四川纸币钱引，而补武官。此类都是官员入赀后升官的实例。
与进纳关系颇大者是和籴。宋朝的两税收入完全不足以保证庞大的军粮供应，需要另外和籴粮草。和籴粮草使用的籴本，最初是使用钱币、茶、盐、麻布、香药、象牙、犀角之类，后来财政
愈来愈困难，于是官告、度牒之类也充籴
本。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出空名试将作监，不理选限敕告，助教敕各十五，赐夔州路转运司募人，入钱米于南川县等以给边”。熙宁九年（公元1076），“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又“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付京东西路“籴军粮”。此类告、牒、敕的价格都在一千贯以上。南宋初，户部规定“湖南籴米一十万石”，其“籴本四十四万贯”中包括“助教敕三万二千贯，迪功郎告四万八千贯”。绍兴五年（公元1135），“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
向民间摊派和籴负担，已不可能是完全让民间自愿买官。早在宋仁宗对西夏战事中，欧阳修就说：“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宋神宗初，范纯仁上奏说：“荆湖北路监司令民进纳授官，有人戸家财不能满数者，须令三、四戸同共进纳。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钱，太为侥幸。同纳者无名被敛，徒抱怨嗟。”
4、南宋初，财政窘急，不仅卖官，也卖实职差遣。宰相范宗尹“令使臣笔贴定价，出卖差遣”。他给小武官使臣辈出定价，让他们在参加铨选，分配实职时购买差遣，以增加财政收入。“州县劝诱鬻爵，不问贫富，一例科配，劝诱不行，亦不申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上奏
建议：“州县卖官告，除大姓全户承买外，如纠定众户，凑数请买之人，虽已均敷，若未送纳，并截日住罢。”时称右相张浚“出卖官诰，重困江、浙”，规定“每州劝诱及三十万缗以上，知、通、县令、当职官各减二年磨勘，及二十万缗，减半推赏”。“明知其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赏以减半。如无锡县令刘寛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故低级文官杨炜上书参知政事李光说：“频年以来，换度牒，鬻官爵，出卖户帖，豫借和买，头会箕敛，衰世掊克之法，畧已尽行，剥肤搥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不知何从出乎？”
绍兴末宋金再战，洪适上奏说：“戎车旣动，支费倍増，赋入有限，生财极难。纳粟入官旨挥，今巳半年，县邑至有计苗一石，敛钱一千，以资贴上户者。”[强迫上户买官，而又以“计苗一石，敛钱一千”的方式，由其它人户“资贴”买官的上户。宋孝宗时，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于民”。如何“强敷之于民”的详情，已不得而知
杨政
，但强制卖官，无疑在民间造成颇大的骚扰。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
公元1218），“抚州岁起米纲，守臣移易水脚之费，抑进纳富民部餫”。强制进纳人运输米纲。南宋晚期，纸币楮券严重贬值，如“进纳迪功郎十七界（东南会子）十万贯”。文天祥在中举的《御试策》中说：“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当时强迫“豪家巨室”“献助”，也对他们为害甚烈。
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买田。由于官府根本无力支付钱财，故“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妇封号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项新发明。这与和籴时将官位向民间强制出售，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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