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的功与过
张满意
【摘要】：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具有极高声誉，而后世却褒贬不一的重量级历史人物。关于张浚的功与过，阎邦本先生曾与杨德泉、方健二先生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战。本文旨在综合诸家观点，给张浚一个简明而全面的评价，并阐述笔者的观点：张浚一生有功有过有争议，总的来说，功大于过，过不至罪。
【关键词】：张浚功过富平之战淮西兵变符离之战李纲赵旉赵哲曲端秦桧赵鼎岳飞
张浚（1097-1164），字德远，四川绵竹人，唐开元名相张九龄胞弟张九皋十三世孙，官至丞相，卒谥忠献，像存昭勋阁，从祀历代帝王庙。是南宋初年一位具有极高声誉，而后世却褒贬不一的重量级历史人物。其起伏沉沦与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乃至大宋命运息息相关。褒之者如宋高宗誉之为王导[1]；宋孝宗倚之为长城[2]；《宋史》论者比之于诸葛亮，称“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所谓人豪者欤”[3]。杨万里称“其论谏本仁义似陆贽；其荐进人才似邓禹；其奋不顾身、敢任大事似寇准；其志在灭贼、死而后已似诸葛亮”[4]、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5]、“身兼文武之全才，心怀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中兴以来，一人而已”[6]、“三圣无多学，千载仅一翁”[7]。赵鼎称其“有补天浴日之功”[8]。岳珂称其“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中兴第一”[9]。贬之者称其“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
、“侈言诞计，专权误国”[10]、“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11]。明人马贯称“宋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也”[12]。清人王鸣盛则称其“无功可言而罪不胜书”
[13]。今人杨德泉更称其“党附奸邪，诬陷忠良”、“托名恢复，大言误国，忌贤害能，志大材疏，欺世盗名，流毒苍生”、“颠倒黑白，掩败为功”、“遇有功处，则附会迁就以分其美”、“遇有过处，则隐约其辞以避其罪”、“一个根本不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14]。学者方健亦持杨说[15]，对张浚进行彻底否定和批判。对此阎邦本先生曾与杨、方二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战[16]。纵观诸家观点，笔者认为张浚一生有功有过有争议，总的来说，功大于过，过不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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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引高宗语
[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引孝宗语
[3] 元·脱脱（1314-1356）《宋史》卷361《张浚传》
[4] 宋·杨万里（1127-1206）《诚斋集》卷115《张魏公传》
[5] 宋·罗大经（1196-1242）《鹤林玉露·乙编》卷1
[6]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1《驳配飨不当疏》
[7] 宋·杨万里《读张忠献公谥册感叹》（《全宋诗》卷6）
[8] 元·脱脱《宋史》卷119《赵鼎传》
[9] 宋·岳珂（1183-1240）《桯史》卷12《张贤良梦》
[1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引太学生语
[11] 宋·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57
[12] 明·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议革张浚祀》（马贯疏）
[13] 清·王鸣盛（1722-1797）《蛾术编》卷60《张浚》
[14] 杨德泉（1934-1991）《杨德泉文集·张浚事迹述评》，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
杨德泉《杨德泉文集·〈宋史·张浚传〉质疑》
[15] 方健《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岳飞研究》1996年第4辑
[16] 阎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阎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之二》，《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阎邦本《读〈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一、平苗刘，建复辟以稳时局
建炎三年春（1129），金人南侵，车驾幸钱塘，苗傅、刘正彦乘机作乱，张浚召汤东野、赵哲、张俊、韩世忠等平定叛乱，迎高宗复辟，时局赖以稳定。在今天看来，宋高宗虽称不上圣明之君，但如果让三岁的皇子赵旉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其后果只会更糟糕。
二、诛范琼，倡大义以正朝纲
范琼，山东人，靖康初幹离不入寇，以万人勤王拜京城都巡检使，后暗通金人，逼二帝北狩，谋张邦昌僭立，遂迁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宗即位，释其罪，以为御营平寇前将军[1]。苗、刘作乱，屡诏不至[2]。及苗、刘伏法，谏官吕安老首奏其罪[1]，刘子羽乞诛，吕颐浩与张浚议定诛之于建康狱中[2]，“都人皆鼓舞”[3]，“中外快之，先是国威不立，诸大将多偃蹇不恭，及琼就诛始知有国法矣！”[1]
三、建储嗣，系民心以固基本
“西汉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储嗣，所以固基本属人心”[4]。苗、刘之乱，高宗因惊吓过度，房事不起，三岁太子亦遇疾而夭。乡贡进士李时雨乞立宗子，遭怒斥还乡。之后范宗尹、李回、张守、娄寅亮等先后议及，娄因此而擢监察御史，未几为时相秦桧以匿父丧不举坐废，之后臣无复敢言。基于宗庙社稷大计，张浚于绍兴元年八月及五年二月以万死两发储嗣之议得高宗“首肯”。高宗命赵鼎建资善堂，浚又荐范冲、朱震充训导之选[4]。孝宗即位，浚旋即援汉文帝故事，乞立太子[5]，可谓极尽人臣之道。
四、经关陕，保全蜀而安江淮
平苗刘之乱后，高宗欲相张浚，“浚以晚进，不敢当”[6]。“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7]，擢用吴玠、吴璘、刘子羽、赵开、王彦、王宗尹、王喜、关师古、杨政、田晟等先后取得了一系重大胜利，“使全蜀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6]。
五、剿湖寇，止内乱以御外敌
建炎四年（1130），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称楚王，建国号楚，改元天载。其后据洞庭，屡攻不克。绍兴五年（1135），张浚命岳飞剿之，降贼众二十余万。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钟相、杨么起义无疑是进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钟相、杨么起义如不镇压，只会加速民族的灭亡。
六、却刘麟，保两淮以定江左
绍兴六年（1136），伪齐刘麟、刘猊攻合肥、濠州，刘光世舍庐州而南，淮西汹动。张浚听说后，星夜疾驰至采石，令其众曰“有一人渡江者斩”[6]。猊、麟皆拔栅遁。两淮遂安。
七、擢贤良，塞幸门以隆国势
绍兴五年（1135），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赵鼎除左仆射。浚与鼎同志辅治，塞幸门，抑近习，擢贤良，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所荐如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韩世忠、杨沂中、刘锜等皆为当时名臣良将。事实上，张浚一生引擢人才还有很多，如陈俊卿、王大宝、陆游、张孝祥、杨万里、杜起华、张阐、胡铨、冯时行、冯方、林栗、王秬、莫冲等，其后悉为名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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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7《张魏公诛范琼》、《三朝北盟会编》卷129杨政
[2] 元·脱脱《宋史》卷370《刘子羽传》、《续资治通鉴》卷105、《三朝北盟会编》卷129
[3] 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
[4] 朱熹（1130-1200）《晦庵集》卷95《张魏公行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壬午内禅记》
[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己酉传位录》、《张魏公行状》
[6] 元·脱脱《宋史》卷361《张浚传》
[7]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8《张魏公荐士》
一、富平之败
建炎四年（1130）九月，张浚不顾诸将反对，合陕西五路军马（骑兵6万、步军12万，号称40万），以刘锡任都统制，与金将宗弼、娄室率领的金兵决战于富平，结果宋军惨败，关陕尽失，史称“富平之战”。此次失败张浚的确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朝廷措置失当、宋军素质低劣不能协同作战也是此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朝廷遣张浚经营关陕，“然未尝用兵于东京，以分其势，故彼得尽锐以挫于我”[1]。加之在两军相遇勇者胜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以致“将士望见尘起，惊遁，诸军皆溃”[2]。对于富平之败中的张浚，李纲评价说：“浚虽以忠许国，而事失机会，不为无过，言者痛加绳诋，诬以大恶，岂不太甚欤！”[3]
二、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1137）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由于遭到枢密使秦桧等反对，同时张浚也不同意并将刘光世所部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
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八月，杀吕祉等，裹胁4万精甲叛逃伪齐，史称“淮西兵变”。论者认为此次兵变主要责任在张浚，事实上此变故与朝廷措置失当有莫大关系，宋高宗才是整个事件的最高决策者。李纲曾“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 [4]，并奏曰：“夫浚措置失当，诚有罪矣，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5]、“臣窃见张浚罢相，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4]”时有太学生亦上书云：“中兴之世，必有中兴之臣，……观臣张浚区区之心，实有是念，至于其他大臣，又孰肯以天下之责自任”[6]。
三、符离之溃
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四月，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符离之战溃败的主要原因是诸将不协，纪律松弛。同时宋高宗对溃败负有重大责任，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世宗即位，十一月，完颜亮被杀，至次年九月，金兵主力一直在北方进行内战。高宗一再主和，直至1163年才传位于孝宗，但此时已错过了最佳战机。当时情形，张孝祥在《六州歌头》中感愤曰：“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7]
总之，三战之辱不能完全归咎于张浚，杨德泉谓张浚“托言恢复，空言误国”，其罪虽死不足赎，言之过分。因此而怀疑张浚的忠心，更是太轻薄。“张浚忠诚为国，天下共知。”[8]“张浚之忠，闻于八荒，达于皇天，岂特夷狄知之，虽三尺之童亦知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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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3《李邴奏对》
[2] 元·脱脱《宋史》卷361《张浚传》、《三朝北盟会编》卷142
[3] 宋·李纲（1083-1140）《李忠定公奏议选》卷9《奉诏条具边防利害状》
[4] 元·脱脱《宋史》卷180《李纲传》、李纲《李纲全集》卷99《论淮西军变札子》
[5] 宋·李纲《李忠定公奏议选》卷13《奏陈利害札子》、《宋史·李钢传》
[6]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80《上皇帝书》
[7] 宋·张孝祥（1132-1170）《六州歌头》
[8] 元·脱脱《宋史》卷372《尹穑传》
[9]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7《吴伸上书》
争议
一、逐李纲
谏议大夫宋齐愈论李纲三事之非（即招兵、买马、募民出财），李纲即以附逆之罪将其腰斩。殿中侍御史张浚上书弹劾其典刑不当，有伤新政，并指斥其“杜绝言路，独擅朝政，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吏，窃庇姻亲”[1]，李纲因此罢相。后世论及此事，皆以张浚为非。
张浚弹劾李纲有私心不可否认，但李纲斩宋齐愈岂无私心邪？当时士大夫谗诋交搆议者不独张浚一人。同时李纲也并非后世演义和文学作品渲染的那样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其忠无庸置疑，但其才、其德未必众望所归。如吕颐浩批评其“纵暴无善状”[2]。范宗尹说他“名浮于实”[3]。邓肃评价他“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4]。宋高宗也说“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国”[5]。相对来说，邓肃的评价算比较公允。其当政时，许多政策根本不具可行性。以“三事”来说，宋齐愈的见解就高其一筹：“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6]”但李却因人废言，可见其私心之重。如果说宋拥立过张邦昌，罪有应得，可对同样拥立过张邦昌的洪刍等人李纲却显得很宽大，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杀宋的目的。
事实上，李纲不但志大才疏，而且还生活奢糜。据《樵书》记载，“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7]。
另外，靖康之难时李纲提出的“死守”论，其辞虽正，但实际却是葬丧北宋王朝的祸首。天子出城避难，还可东山再起，如唐玄宗、代宗、德宗、僖宗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而死或辱于寇贼之手，天下失其望，臣民丧其首，弗难改图光复。所以王夫之指责其“死守”论是“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8]。黄宗羲也说他是“小儒不能通知大道”。[9] 另外，张浚也并非杨德泉所说的那样将李纲“视为寇仇，恨之入骨”。相反张浚拜相后，“数于帝前言纲忠”[10]，并起用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当李纲再度被贬忧愤而死时，张浚还作《李伯纪丞相挽诗二首》[11]：
苍苍安可料，旧德奄重泉。
痛为黎民惜，谁扶大厦颠。
英风摩日月，正气返山川。
丙午功勋在，丰碑万口传。
十相从明主，唯公望最隆。
召周虽异迹，李郭本同心。
未遇升天药，空佘济世功。
薰风歌吹咽，泪尽古城东。
意思是召公曾怀疑周公，郭子仪、李光弼也曾有矛盾，但大家都出于公心。可见张李二人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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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毕沅（1730-1797）《续资治通鉴》卷99
[2] 元·脱脱《宋史》卷362《吕颐浩传》
[3] 元·脱脱《宋史》卷362《范宗尹传》
[4]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99、《宋史》卷134《邓肃传》
[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
[6]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98
[7] 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4引《樵书》，原载朱胜非（1082-1144）《秀水闲居集》
[8] 清·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卷22
[9] 清·黄宗羲（1610-1695）《黄宗羲全集》第10册《冯元飓神道碑铭》
[10]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16
[11] 宋·张浚（1097-1164）《李伯纪丞相挽诗二首》
二、弑赵旉
杨德泉引明人马贯语认定太子赵旉为张浚所弑[1]。关于赵旉之死《宋史》记载非常明确：“会苗傅、刘正彦作乱，逼帝禅位于旉，改元明受。既而傅等伏诛，帝复位，乃以旉为皇太子，从幸建康。太子立，属疾，宫人误蹴地上金炉有声，太子惊悸，疾转剧，薨”。[2]从上面记载可知赵旉是因为苗刘之乱后遇疾，继而受到惊吓而亡。赵旉是高宗唯一的儿子，据《续资通鉴》载，赵旉薨后，高宗“诏辍五日朝，殡金陵之佛寺”[3]。其悲恸情可想而知。另据《朝野遗纪》记载，苗刘兵变时，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惧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后宫皆不孕”[4]，御医王继先“尝劝上服仙灵脾，议者谓仙灵脾者，亦名淫羊藿，虽强阳，然久服令人精清”[5]。在失去了生育能力的情况下高宗又岂会让张浚绝自已的后。沈德符称“浚弑太子旉并乳母同埋”[6]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三、斩赵哲
杨德泉认为张浚杀赵哲是为了推卸责任，掩饰罪过，清除复辟有功之臣，以张大其功。
首先我们看赵哲该不该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九月癸亥：“是日也……金军径赴乡民小寨，乡民乱奔不止……践寨而入，诸军惊乱，遂薄我军。（刘）锜身先士卒御之，自辰至未，胜负未分，敌更薄环庆军，他路军无与援者，会哲擅离所部，将士望见尘起惊遁，军遂大溃。哲旗牌未及卷，众呼曰：‘环庆赵经略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胜不追，所获军资不可计”[7]。《三朝北盟会编》：“浚在邠州，会诸将帅议事。浚立堂上，诸将立堂下。浚问：‘误国大事，谁当任其咎者?’众皆言：‘环庆路兵先走。’”
[8]。从上面两条记载看，诸军皆有逃窜，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区别就在于赵哲比别人多跑了五十步，总不能让大家跑得心安理得或集体自裁。所以赵哲该杀。
再次我们看张浚在复辟功臣中的地位。《张浚传》：“（朱胜非率）百官请复辟，高宗御笔除浚知枢密院事……浚与颐浩等入见……高宗问劳再三……留浚，引入内殿，曰：‘皇太后知卿忠义，欲识卿面，适垂帘，见卿过庭矣。’解所服玉带以赐，高宗欲相浚，浚以晚进，不敢当”[9]。《续资治通鉴》：“复以浚知枢密院事……帝亲书御制《中和堂诗》赐浚曰：‘愿同越勾践，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10]。《宋史全文》：“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六日而平，盖张忠献倡义
之功居多焉。……御笔张浚除知枢密院事。浚时年三十三，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11]。《赵鼎传》：“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12]。《鹤林玉露》：“（高宗对张栻说）朕与卿父，义则君臣，情同骨肉”[13]。从以上记载可知张浚在复辟中的功劳是无人可比的。马贯称“富平之败，归罪赵哲斩之。盖讨苗刘时，哲为首功，浚欲尽归于一身，故忌而杀之”纯属无稽之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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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议革张浚祀》（马贯疏）
[2] 元·脱脱《宋史》卷246《宗室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元懿太子》、
[3]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05《宋纪一百五》
[4] 宋·佚名《朝野遗纪》（《说库》本）
[5]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30引《遗史》
[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议革张浚祀》（马贯疏）
[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续资治通鉴卷》建炎四年九月癸亥
[8]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2
[9] 元·脱脱《宋史》卷361《张浚传》
[10]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05
[11]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
[12] 元·脱脱《宋史》卷119《赵鼎传》
[13]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高宗眷紫岩》
[14]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议革张浚祀》（马贯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