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卷第6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22No.6 2016年12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Dec. 2016“风起伶仃”：1937年“9·14”虎门海战再考察
杨新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民国以降，“闽系”海军把持海军战史编纂话语权。格于派系纠纷，其对“粤系”海军主导之“9·14”虎门海战着墨不多。经初步考证，1937年9月14日，日海军突袭虎门，旨在封锁珠江出入海口，切断海外援华路，并无从海路大举进攻广州之意。是役，虎门要塞炮台与广东海军配合得当，是为中方取得海战胜利之关键。“9·14”
海战当日，日方共出动军舰5艘；广东空军曾临空助战。海战中，中方击沉日驱逐舰一艘；而“肇和”舰长方念祖并未“临阵脱逃”，系后来者有意“误记”。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国；海军；虎门；海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6)06−0201−08
1943年7月，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时任民国海军总司令的陈绍宽在专为《训练与服务》月刊撰写《抗战六
年来的海军》一文时回忆到，抗战初兴，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无法直接在海上与日军对抗，海军被迫放弃出海作战，而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江阴、武昌等地，协助陆空军保卫长江一线。对此有人揶揄海军此举无异于自动“降格”为“江军”，并发出了“海军到哪里去了？”“中国没有了海，哪里还有海军？”等疑问。[1]
诚然，迟至1937年7月日本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差距相当悬殊。深知“中国海军战力，非但无法从事海战，予日本海军以有效之打击，并且无招架之力”[2]的国民政府，制定了“海军于开战初期，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3]的计划。因此，抗战初期，确也罕见中国海军主力与日海军间海上直接作战之记录。[4]
然而，少见却并不等于未有。事实上，1937年9月14日，中日双方海军就曾在广东虎门海口发生过“抗战中仅有的一次中日海军军舰的对抗”[5]，由于得到空军与虎门海岸炮台的配合，是役，广东海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此后在广州沦陷前一年多时间里，中日双方又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口海面，发生了大小数十次的空海战斗，而日军也始终无法从海上攻陷虎门要塞。直至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绕道攻陷广州，虎门海口要塞“仍屹然无恙”。[6]
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是发轫于民国年间的“海军史”“海战史”研究或是晚近兴起的“抗战史”研究，均明显关注不够，对其来龙去脉，始终缺乏较为系统之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检讨既有研究何以“忽略”“误解”此段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能见之各类资料对虎门海战之前后经过及其影响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之深入。
一、民国海军派系之争与虎门海战被
“忽略”
据现有相关研究可知，为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教训，1939年前后，随国民政府迁播重庆的海军总司令部，①即着手开始整理、编写海军抗战之记录。[7]然而检诸当日海军总司令部编纂之各类海军战史资料可知，除《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等专论提及1937年9月前后广东海军曾配合广东空军、虎门海岸要塞炮台对日海、空军作战之情况外，其他众多文献，基本对此次海战避而不谈。[8](1813)
民国海军总司令部主持编纂之战史资料，主要内容多为海军第一、第二舰队等在长江沿线阻敌西犯之战例，对广东海军之此次海上对敌作战则着墨不多。一方面固然与抗战军兴以来，海军主力“集中力量，专事长江”，华南地区海军战报情况获取不宜有关外，另一方面，也与民国以降，政局紊乱，海军名为统一，实则内部“马尾”“青岛”“黄埔”等派系林立、相
收稿日期：2015−12−16；修回日期：2016−11−09
作者简介：杨新新(1987−)，男，重庆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广东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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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倾轧不无关系。由于闽人长期掌控海政大权，以中央正统自居，②故其操持编纂之战史资料，多叙嫡系第一、二舰队之战功，至于“青岛”“黄埔”乃至稍后兴起之“电雷”各系之战绩，则难入其法眼。因此，即便提及虎门海战之论著，对此役经过之记述亦多“语焉不详”“轻描淡写”，甚至连指挥虎门海战之广东籍海军将领陈策之名亦只字不提。
抗战前后“闽系”海总编纂海军战史轻视乃至忽视“青岛”“黄埔”等系对日作战之做法，也影响到国民党退守台澎金马后台湾学界有关海军抗战史之研究。尤其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解严”以前，台湾学界关于海军与抗战关系之研究，除与海军交往不深的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偶有涉及之外[9](45−46)，其他由台湾海军军方或与之关系较密切者所出版之各类论著，则几乎照搬上述1940年前后海军总司令部刊行作品之编写范式，着重叙述海军在长江沿岸对敌之堵塞战、战，基本未提广东海军等在抗战中的活动情况。③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社会转轨完成，台湾“近现代史”研究摆脱政治话语干扰后，相关研究才开始注意到1937年9月前后中日双方在虎门海域发生的这场战事。[7](184−186)较之台湾学界格于战报资料限制以及民国以降之派系杯葛，未将1937年前后广东海军抗战、中日虎门海战等问题纳入“海军史”“抗战史”叙述中，由于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在同样少见相关档案记录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则于1962年前后，在《广东文史资料》上刊载了曾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关于虎门要塞史略的回忆性文章。文中李洁之不但详述了晚清、民国以来虎门要塞海防之沿革变迁，同时也对1937年9月中日虎门海战以及1938年10月日军进攻虎门要塞等情况作了专门回忆。[10]此后，大陆方面
又陆续以文史资料的形式刊载了曾任“海周”舰大副黄里、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参谋胡应球等人关于广东海军与中日虎门海战的回忆文章。
诚然，1949年以后大陆各级政协所征集与发表之文史资料，并非属专业之“学术研究”范畴，且受囿于忆述者当日的环境与心境，内中之记录或颇有失真与不足。但李洁之、胡应球的文章某种程度上不乏学术参考价值，或可视作大陆方面关于虎门海战研究之滥觞。得益于此，至上世纪80年代国民政府正面抗战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后，大陆学界部分论著便始有专章对虎门海战之相关史事进行了探讨。[11]
整体而言，目前台海两岸研究界已注意到七十余年前，中日双方海军在珠江口发生的这场海战，近年来相应研究成果亦可谓与日俱增。④然而由于文献缺乏以及受研究导向制约，总体观之，两岸学者对此问题之讨论深入不够，多数研究或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以致以讹传讹。时至今日，此次战事依旧给人以迷雾重重、“能见度”较低之感。[6]
二、配合舰队海战与战前虎门
要塞之整备
就现存之各类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一般视1937年9月前后之虎门海战为中日两国海军舰船于海上之直接争锋，较少言及此次海战中方最终能御敌于海口之外，系广东海军与虎门要塞炮台协同作战之结果。
然而就现存可见之资料来看，无论“9·14”虎门海战爆发当日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发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两封电报，以及战后由国民政府军政部编纂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报告，或是当日国内报刊之报道，内中皆有“我要塞炮加入攻击”“我要塞炮击伤敌舰”等语，可知此次战斗虎门要塞非但加入了战斗，且在海战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之作用。[6]而虎门要塞之所以能在是役中配合海军发挥作战效用，则与晚清、民国以降，广东地方当局对炮台之修缮、保养有关。
早在清代初年，清廷为“扼海口备御寇”，以“靖海洋”故，便开始着手在伶仃洋口之虎门等处修筑炮台。[12]第一次战争期间，虎门炮台为英军所摧毁后，清廷在战后迅速予以重建。第二次战争，虎门炮台再遭破坏，此后由于清廷着力于对太平天国、红兵起义之围剿，无力关注沿海海防，虎门等地之“扼险炮台，全行废堕”，长期未能修复。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人进犯台湾，清廷东南海患日炽。在“海防大讨论”之背景下，经由数任粤督张树声、张之洞、李瀚章等人先后主持，“参酌中西之制”，购置德国克虏伯、英国阿姆斯特朗新式海岸炮，于虎门炮台旧址，构筑了西式炮台。到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前后经历约15年，虎门炮台重建工程始告“大备”。由于同治年间重修之虎门西式炮台，较之此前之旧式炮台，立足于远距离打击，以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珠江口洋面，并能与军舰协同作战，形成珠江出海口的整体防御体系。[13]因此，清季的这一海防军事遗产，在清亡以后被民国军政当局所接收、继承。
据曾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回忆，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原水师提督所辖之虎门、长洲炮台以及部分水
雷队、交通运输船只为基础，成立了虎门要塞司令部，隶属于广东大都督下设之陆军司，至此虎门要塞这一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4](100)然而由于民初以来时局混乱，虎门要塞隶属关系数经更迭，要塞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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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走马换灯”。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要塞之各项设施非但未得到整顿、加强，反倒由于“内战频仍”，要塞“塞务废弛，工程毁坠，若隧道则半就倾圮；若林木则被伐殆尽；若防御工事及保护铁甲等则仅存形迹”，[15]甚至因“粤中迭经变乱”，出现“各炮之炮闩及机件多有遗失”，要塞岸炮被挪作他用等问题，导致要塞官兵风纪“每况愈下”，要塞战斗力较之从前“大为削弱”。[14](101)直至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统一广东，内部政局稍微稳定，与此同时，日人入侵外患日剧，作为海防重镇之虎门要塞才再次得到地方政府重视，予以修缮、整顿。
陈济棠主粤后，为防备海患，适应形势需要，陈济棠开始对虎门要塞进行整饬。依照李洁之的说法，其前任陈庆云或其后继者陈策等所做之工作，不过仅为扩充组织、恢复部分编制，以亲信之“不学无术之徒”充之，对要塞之各项设备并无革新与建设。直至“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任虎门要塞司令后，才从编制调整、士兵训练、要塞内部道路建设、掩护林木种植以及装备添置、修缮等方面对虎门要塞作了全面整顿，并认为此类工作在抗战中“起了作用”。[14](104−107)诚然，李洁之任职虎门要塞司令期间，虎门炮
台在一定程度上确得到不小之“升级”。[16]然而，考虑到李洁之的说法出自三十年后所做之回忆，且陈庆云、陈策在1949年以后或远赴外洋，或已作古，无法予以回应，故对其关于二陈于虎门要塞之修缮、整顿毫无贡献之说，后来者应持一种更为审慎之态度。
事实上，结合现存之其他资料考察可知，早在陈庆云接手虎门要塞司令后不久，他即注意到“广东之门户，香港以外厥为虎门。在此海军不振之情形之下，虎门之安危，广东之安危系焉。而南数省之安危又因以系焉”。[17](787−2370)为此他不但协同德国专家勘验并主持各炮台之道路建筑、营房修建、防护林之栽种等工程[18]，且淘汰军士中“老幼、世袭及副业式(屯田式)”者，重新整理虎门要塞之防务编制。[19]他亲自赴广州、香港等地配制各炮位所需之炮闩、机件及弹药，使“各炮皆全，未有不能施放者”。[17](787−2370)
到李洁之的继任者陈策时期，尽管虎门要塞之防务已收归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掌控，但陈策仍参照此前实地考察过虎门炮台之德国专家马德的意见[20]，从炮械、机件之改良，辅炮、守兵增加，交通、通讯改进，以及“完成防空设备，与炮台员兵之选择训练等”方面，继续对虎门要塞之各项设施作了“补苴罅漏”等工作。最终使炮台“纵勿敢夸为金汤之固，亦足以控制敌舰，固我门户而有余矣”。[15]
从上述陈庆云与陈策关于要塞整备之内容来看，其与李洁之的计划非常类似，足见自陈济棠主粤始，虎门要塞战备工程上的整体延续性。而如若考虑在李洁之前后，除陈庆云与陈策出任过虎门要塞司令外，
尚有冯焯勋、张达、杨幼敏等人担任过该职，[21]但由于冯、张、杨等人任职时间较短，且李洁之在回忆中丝毫未提及他们与虎门要塞建设之关系，这从侧面亦说明陈庆云、陈策在改造与加强要塞战备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由于经过陈庆云、李洁之、陈策等几任要塞司令之努力，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虎门要塞战斗力已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治以降在战争旧址上修筑之新式虎门炮台，绝非锈迹斑斑之抗英历史文物，而是“各炮保存尚好，其机件亦全，故炮皆能施放”，基本恢复了江防、海防军事功能。经德国军事专家达尔马在抗战前对其进行评估后认为，虎门要塞整体实力“实优于扬子江其他各要塞之上”。[22]这为“9·14”虎门海战，要塞能够配合广东海军，击退日军进攻打下了基础。[23]
三、“9•14”虎门海战当日之情形与
相关问题之考证
如前所述，经由数年之整顿，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虎门要塞各炮位基本恢复了控制珠江口洋面，协同海军作战之能力。与此同时，深知实力有限，难与日海军在外海直接较量，就在1937年8月日本方面宣布封锁东南沿海后不久，广东江防司令部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的统一协调指挥下，于珠江主要出海水道布置了，[9](45)并“择要以沉船载石，阻塞航路，以配合陆军拒敌由水道进攻”，同时派出“肇和”“海周”等舰，“巡弋于虎门至大铲一带，协同要塞作战”。由于战前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使得9月14日凌
晨，日海军突入虎门海口，中国守军能够迅速予以反击。
而从目前能见之材料来看，较早详细记录“9·14”虎门海战当日战况之文献，系国民军政部于是役后不久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下简称“《史实》”)。现援引《史实》记载如下：
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凌晨，敌舰五艘以“夕张”轻巡洋舰为旗舰，以并列横队形向我虎门进攻。事前我已获情报，经陈司令转饬各舰与要塞炮台彻夜戒备。十四日凌晨，“海周”与“肇和”两舰奉命由大虎开出，搜索前进。其时曙光初显，航至沙角炮台正横，即发现敌舰黑影，急以信号报告要塞陈司令及“肇和”军舰。三分钟后，敌向“海周”舰发炮，我舰当即还击，“肇和”接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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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正弹着，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中，其时双方炮战逐渐增强，我要塞炮亦加入攻击。二十分钟后，敌舰队形紊乱，判断其已开始撤退，我“肇和”舰舰长方念祖以勇敢决断下令横船，使舰首尾及傍炮一齐集中射击。总计炮战三十五分钟，敌旗舰“夕张”号被毁，逃约十海里后沉没，尚有二艘负伤，我“海周”舰舰尾中弹三枚，死士兵三名。闻敌指挥官阵亡，惟未能查出姓名。[6]
综合考察现存之其他档案、报刊以及口述资料，可知上述《史实》记录，大体符合“9·14”海战当日之情形。然而，内中几处细节问题，较之其他各方说法，却颇有相抵牾之处(当然，其他各方说法之间亦有相
左之处)。1937年9月14日，日方突袭虎门海口，引发中日双方海战，是否系日军事先刻意准备，意欲从海路攻占广州，《史实》中并未说明。“9·14”海战当日，日方出动军舰数量，各类资料之记载不尽相同。中方“肇和”舰在此次海战中到底是“英勇作战”或系“临阵脱逃”，曾任“海周”舰二副的黄里的回忆，与陈策之报告以及军政部之记录相异。此外，海战当日广东空军是否出动，日舰“夕张”号有无被击沉，诸多疑问，尽管学界已作了一定程度之讨论，但囿于认识及材料掌握之限制，叙述不够详实，且研究者说法不一，尚有深入收集史料、细加探究的可能。兹分别作重新检讨如下。
(一)关于日本军舰海上进犯虎门之目的
由于《史实》并未说明1937年9月14日日军悍然袭击虎门海口出于何种原因，因而既往诸多研究一般以为，“9·14”海战之发生，系日海军根据日方御前会议决议，试图从海上大举进攻华南、广州之举。⑤然而，检诸日本海军战后出版之相关材料可知，1937年9月前后，日本海军并未接到攻占华南、广州的命令。9月14日日本海军之所以派出舰队游弋于珠江海口，一则是鉴于淞沪战事爆发，华南方面反日情绪“更趋激化”，日外务省于是年8月15日下令从广州等地紧急撤侨，日方军舰加强在广州附近海域活动，意在配合日外务省进行撤侨行动。[24](242−243)此外，1937年9月前后，日本海军省、外务省发布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禁止“中国公私船只出入中国领海”的命令。日海军加强对伶仃洋口等海域中国舰船之“监视”并予以“解决”，亦有配合执行上述训令，试图切断经香港转道广东水路而进入中国内地之海外援华补给线，从而达成“屈服中国军民”之意。[24](243)
事实上，早于1937年9月以前，日军便不时有骚扰虎门海口等水域之举动。是年8月，日海军就已出动过飞机对虎门要塞及广东海军布防等情况作过空中侦察。此后，又有日机空袭虎门要塞，被守军击落，以及日舰炮击赤湾、攻占大铲岛，控制虎门海口外围等记录。[14](309)而1937年9月13日，发生了广东空军误炸本国“海周”等舰的偶发事件，事后日军可能以为中国海军、空军的配合颇存罅隙，有机可乘，遂于是夜才首次派出“夕张”号等兵舰，潜伏在虎门外舢板洲后，希图于次日从海上向虎门要塞进攻。因而当日中日双方一般视此次海战为日海军之一次试探性的进攻。[14](315)
由此可以认为，尽管“9·14”虎门海战前，日海军在伶仃洋海域附近已有所准备，但其对虎门要塞及中国海军在珠江口之布防情况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其炮击虎门要塞很可能意在“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中方“注意到粤南较远方面，而多少松懈了陇海线上的战斗”。[25]故将“9·14”虎门海战视作日军将从海路上大举进攻广州之始，恐须斟酌。
(二)海战当天日方出动军舰数量
根据“9·14”海战当日《申报》源于广州方面之报道“日舰五艘，……向虎门炮台轰击”[23, 26]，这一记录与陈策在海战当日发给蒋介石等密电中报告之“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向我虎门进攻”数量相同。[6]然而就在“9·14”海战后第二天，《申报》驻香港记者却一改前一日之说法，声称“敌舰疾风、早苗等六艘，十四晨……犯虎门”[27]，随后《申报》但凡源自香港方面关于“9·14”海战之相关报道，多援引9月15日之报道，认为进犯虎门之日舰数量为6艘。[28]
此后，曾亲历过“9·14”海战的“海周”舰二副黄里，则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回忆中认为，海战当日日军出动之兵舰数量为3艘。[14](316)黄里的回忆得到了学界部分研究之援引与肯定。而同样是上世纪80代初，在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晨，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自伶仃洋直向虎门疾驶……”[9](45)如此，关于“9·14”海战日方出动兵舰数量，目前存有4种说法。由于暂未发现日方相关材料的记载，现仅能就中方之相关记录，初作判断。
考虑到黄里的说法系事隔40余年后之回忆，且其在叙述时，并未直接表示进袭虎门之日舰为3艘，而是在谈到“我方飞机及时奉命到来助战”时，才提到“三艘日舰才不得不退去”。与此同时，联系黄里回忆的前后文来看，他在回忆中始终未正面提出日舰出动的数量，是故可以认为，黄里对“9·14”海战日方出动军舰数量之记忆并不清楚，其说法颇可商榷。而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日舰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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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南4艘的说法，虽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无论是编纂者或是支持者，并未言及其记录之具体来源，且此说亦未见之于他处，明显系孤证。在尚未有新资料发现前，秦孝仪等人之说法似可予以暂时排除。
至于《申报》关于“9·14”海战前后两日相互矛盾的记载，如若检之其报道之细节，或可察见部分端倪。如前所述，《申报》在“9·14”海战当日曾根据广州方面的消息报道，是役日方出动了兵舰5艘。而在海战后第二日即9月15日，《申报》又根据香港方面的消息，对之前日舰数量的报道作了修改，声称“9·14”海
战进犯虎门之日舰为“疾风、早苗等六艘”。然而就在9月15日《申报》同期之新闻中，又有报道根据广州“官场消息”表示，进犯虎门之日舰为5艘，而该期《申报》中另有报道援引虎门要塞司令陈策于14日晨击退日海军进攻后，与中央社记者的通话谓，进犯虎门的日舰为5艘。无论是广州“官场消息”，或是陈策与中央社记者的通话，皆与陈策在海战当日发给蒋介石之密电一致，表明海战当日虎门要塞方面及国民政府广州军政当局获取的袭击虎门要塞之日舰数量为5艘。而“6艘”之说，明显系《申报》驻香港记者获悉之传闻，可能并未得到核实。
事实上，“9·14”海战进攻虎门之日海军舰船数量为5艘，战后也得到了国民政府中央军政当局的肯定。在其后国民政府中央战史机构编纂之相关战史论著中，基本认定1937年9月14日，进犯虎门之日军为“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14](1813)，可知“9·14”海战当天日方出动军舰数量为5艘明矣。
(三)海战当日“肇和”舰之行动
据“9·14”虎门海战当日陈策发给蒋介石等之密电汇报中提到：“肇和海祈周两舰”海战中皆“开炮助战，……官兵均异常奋勇沉着”，而上引是役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也表示“‘肇和’接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次修正弹着，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中”。[6]对此，曾任“海周”舰二副的黄里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忆文章中表示海战中“肇和”舰由于“舰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不敢抵抗”，以致“事后以临阵退缩罪，判处决”。[14](316)而曾任民国东北海军上校
舰长的张凤仁在其回忆中之表述更夸张，他非但认为“肇和”舰未参加虎门海战，且表示舰长方念祖海战当日并“未在舰上，粤当局以擅自离舰的罪名处以死刑”。[29]那么，“9·14”虎门海战当日，“肇和”舰之行动到底怎样？上述两种说法，又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其实早在“9·14”虎门海战后不久，《申报》驻广州记者曾对参与过“9·14”虎门海战之“海周”舰某高级职员作过专访。据该职员表示，海战中他曾在“海周”舰上以“望远镜瞭望”，目击到“肇和”舰发炮击中“敌舰之尾部，舰尾敌旗堕入大海中”，这与《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中之记录一致。而如果注意到同在“海周”舰上，且参加过战斗的黄里在其后之回忆中只字未提“肇和”舰有开炮乃至命中敌舰之举，则若非事隔时久，其记忆不清，则是选择性地有意对之回避、隐瞒了。目前来看，黄里刻意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与方念祖及“肇和”舰原属东北海军即“青岛系”，奉系军阀倒台后，转投广东海军，非粤海军嫡系有关。在黄里回忆文章开篇，他便对方念祖颇有微辞，认为“方舰长当众说日舰炮火如何的厉害，航速如何的快，我舰各方面均落后等等”，给包括“海周”舰长陈天得、“肇和”“海周”两舰总指挥姜西园等“粤系”海军军官等以“印象不佳”之感。[14](314)因此，虎门海战中，“肇和”舰即便有发炮并命中敌舰之举，黄里可能也未必愿意在回忆中为其“贴金”“背书”。⑥至于黄里所说方念祖因虎门海战当日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后以“临阵退缩罪，判处决”，无论陈策当日向国民政府中央之密报或是稍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皆未提及方念祖与“肇和”舰这一情节，则方念祖以“临阵退缩罪”被撤职毙，或别有他因，并非与“9·14”海战中其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一事相关。
据曾在“9·14”海战后亲眼目睹“肇和”舰被日机炸沉之原“福安”舰长黄雄回忆，“9·14”海战后，方念祖率“肇和”舰退回黄埔河面碇泊。日机发现“肇和”舰所在位置后，曾多次派机轰炸。当时军事委员会行营一部分亦设在黄埔(长洲)，行营认为日机轰炸，影响其安全，曾商方念祖，差他驶离黄埔，但方本人始终未予理会。而“肇和”舰为日机炸沉后，军委会行营于是以方念祖“临阵退缩”罪名，借机将他毙。⑦
因此，综上可知，源于派系杯葛，黄里在回忆文章中，有意回避了方念祖率“肇和”舰在“9·14”虎门海战中发炮命中敌舰的这一功绩。他对方念祖海战当日，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以“临阵退缩罪”被决一事之回忆也并不准确。而黄里的“选择性记忆”，迨传至东北海军出身，未曾亲历海战，且对方念祖驾舰“倒戈”“南逃”颇为不满之张仁凤处时，则难免以讹传讹，被夸大其词为“肇和”舰未参加虎门海战，海战当日方念祖并“未在舰上，粤当局以擅自离舰的罪名处以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