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众
20世纪上半叶粤港地区黄飞鸿形象的塑造
前言
黄飞鸿是清末民初生活在广东佛山、广州等地的一位武师，原籍广东省南海西樵，出生于佛山，随父习武及卖艺售药，并跟随林福成等武师学习。少年时代起在广州省城外商业重地西关地区设立武馆，并以跌打为业。他也曾在军中任职武术教练，并传授了不少弟子，民国商团之乱后病逝广州。[1]
黄飞鸿由一位岭南地方武师，演化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功夫的化身，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影视业的巨大传播效应有密切关系。如有学者指出：“自1949年以来，黄飞鸿电影已超过100部，
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2001年黄飞鸿电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寿电影片集。黄飞鸿电影在所有以黄飞鸿为题材的文化产品中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是让世界了解黄飞鸿的最主要媒介。”[2]
然而，黄飞鸿的形象由弟子间口耳相传的故事，转化为公众所知的英雄，20世纪上半叶才是最为关键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变化对于黄飞鸿及其弟子的影响，学界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本章即打算透过这一过程的探讨，展示僻处社会一隅的黄飞鸿及其弟子是如何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民国时期省港一带的社会变化。
口述传统
历史上的黄飞鸿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所知不多。我们能够借以认识黄飞鸿的资料，绝大部分是由其身后的弟子们留下的。20世纪30年代初，黄飞鸿的再传弟子朱愚斋便已经在香港的《工商晚报》上连载关于师祖黄飞鸿的故事，1933年辑成《粤派大师黄飞鸿别传》（下文简称《别传》）。据朱愚斋称，“黄飞鸿者，是为予师林世荣先生之师，死距今六年而已。事迹非遥，至今粤人多能道之。乃据其毕生所历，缀以成文”。[3]
该书在行文结构上明显透露出口述传统的影响。从研究者蒲锋的评论中，我们亦可略窥端倪，从小说的艺术角度看，朱愚斋的《别传》实在无甚足观。技巧谈不上，无论文笔还是情节都很粗糙。由于连载关系，类同的故事多番出现；离不开“武无第二”，黄飞鸿常要面对各式挑战，被他打败的人强手报仇，仍被黄所败。故事重复而单调。[4]
黄鸿升是谁当然，他认为“《黄飞鸿别传》别具小说以外的价值，它有着浓厚独特的岭南市井气息”。不过这种“粗糙”“重复而单调”的行文，恰恰反映出口述历史的特点。全书并无章回，谨以黄飞鸿的生平为纲，叙述了50个左右的故事，这类故事主要是为了塑造黄飞鸿及其弟子的英雄形象，因此有诸多他们打抱不平或者打败挑衅者的故事。犹恐读者不信，这些故事人物的街坊店号、家庭住址、流连的餐厅、比武的地点等，无不巨细，纤毫毕现，使读者仿佛亲临其境。
但是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其早年之外，后面约2/3的故事，大部分都和林世荣有关。可以明显看出在文字之前，其来源主要为林世荣的口述，这既包括林世荣所亲身经历的事，也包括林世荣及其弟子所记得的、从黄飞鸿以及他人口中听闻的事。除了黄飞鸿及其弟子外，文中还偶尔有插入黄飞鸿及其父黄麒英、徒弟林世荣及其弟子等人讲述的武林故事，但猜测大部分
也是从林世荣等人口中转述过来的。而在朱愚斋出版该书之后不到十年间，又有两部关于黄飞鸿的小说问世。虽然已经逐渐脱离纪实的取向，却亦号称内容来源于林世荣的口述（下文会再提及）。
这位最关键的报道人林世荣，原为肉店屠贩（故人称猪肉荣），比黄飞鸿小十几岁，曾经在广州西关“从之二十年，尽其技始别”。[5]在黄飞鸿之前及之后，他都曾跟随其他武师学习，但显然对于黄飞鸿最为认同。《别传》中记载二人的相识，缘于林世荣租了黄飞鸿妾室的房子。直至后来他惹上麻烦到黄飞鸿家避祸，才正式拜师学艺。然而，“世荣虽得列飞鸿门墙，然飞鸿疏懒，数月未尝以一拳见授”。于是林世荣便动用心机，常随黄飞鸿的儿子同去，黄飞鸿授子时默记于心，由此逐渐窥其门径。[5]
图1 原题“粤派名拳师黄飞鸿得意弟子林世荣先生及著者朱愚斋公君”（1933）
从口述传统背后，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分辨出两个世代的不同心态。黄飞鸿一生传授的弟子也不算少，弟子们习得的技艺却各不相同。朱愚斋曾为其辩解：
飞鸿之授徒也，各因其性，授以专长，毁之者谓飞鸿不欲以己衣钵传人，故分将绝技，转授各徒，各徒之中，无一能窥其全豹，实则飞鸿依各人之性授之，使能事半功倍，进步自速，并欲各徒各擅所长，以免争执，亦别有用心也。[6]
可以看出，黄飞鸿的武功传授还是亲疏有别、严格囿于圈内人的，口传身授便是习得武功的必经门径。其故事的流传，就在这些有限的圈内人之中。至于其弟子来源，由于他曾经先后应西关铜铁行、三栏（即果栏、菜栏、咸鱼栏）中人之聘为武术教师，并在西关设立武馆，他的弟子亦多半是来自这一地区的市井人士。按照莫孝同的描述，这类武馆在当时广东省各市镇颇为常见。这类武馆以习武强身为目的，收入靠卖武、卖药及治病，通常和区域性的民俗活动结合极为紧密。[7]在朱愚斋的书中，便多次描写了黄飞鸿师徒参加庙宇祭典，舞狮引发争斗的故事。
而林世荣却和他的师傅黄飞鸿不同，他非常有意识地要将功夫传扬出去。据战后林世荣在港其他弟子的回忆：
凡武师多秘其技，学者多恐其师不尽其技，先师匪独不秘其技，反恐学者不尽其技，举凡拳经棍论，跌打药方，散置几席间，任人阅录，有未明者，则详为解释，故门中设馆授徒，悬壶问世者，遍南北。[8]
《别传》曾将这一心态变化追溯到其同门、在广西梧州发展的陈锦泉（后来也到香港），其在校艺中获得盛誉，有人奔走来告，黄飞鸿开宴席庆祝。“世荣闻而甚羡，锦泉今能为师所颂，思有以亦得为飞鸿所颂者，归而大出飞鸿所传诸技，遍授诸徒，冀诸徒亦能如锦泉出其绩学声于世者。”[9]似乎广州时期的他受到了声名的吸引。及至20世纪20年代他到香港之后，虽然并没有和行会完全脱离关系，但更可以明显看出弟子往往遍布各行各业，不乏专业人士、文人和社区领袖。教武者和习武者的转变，与在近代民族主义散布的背景下，武术技击地位的改变有极大关系。
从武术到国术：近代国家话语的转变
林世荣在香港时期多以曾任近代国民革命军的武术教练著称。在1936年出版的《林世荣工字伏虎拳书》中，笔者到一张林世荣的戎装照，上题“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国术教练”。《别传》记载：
越年，福军奉令往驻平州，领此军者为吴近。吴近夙慕世荣之能，亲踵其居，乞世荣出其术以训士卒。世荣以久混迹于商，婉辞拒之。吴近屡屡为请，甚诚恳，其后世荣为其诚所感，不忍复拒，乃收束店务，就其聘。吴近乃书荐于福林，言世荣甚能也，福林获书大悦，立委世荣为全军武术总教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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