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简介
1959年，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
1982年，冯仑毕业于西北大学。
1984年，冯仑毕业于中央党校。2003年，冯仑获得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
1984年至1990年，冯仑先后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任职。
1991年，冯仑创建万通。冯仑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创建及发展工作。
1993年，冯仑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冯仑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冯仑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使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人民币。
1999年，冯仑与深圳万科的王石、河南建业的胡保森等联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首家房地产策略联盟机构——中城房网，发起“新住宅运动”。2002年冯仑当选为第二任轮值主席。冯仑上任后逐步完善了中城房网的组织运作框架，进一步增强了成员间的交流与协作，同时加强中城房网与海外同业协会的交流与协作。成立“联盟投资公司”，进行成员共同开发“联盟新城”的尝试，使联合开发、联合采购、联合融资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同年，冯仑推出“新新家园”品牌——中国第一个实施注册的高档住宅品牌，开创了地产品牌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新新家园”旗下三个项目均获得业界“明星楼盘”称号，还获得“中国明星楼盘”、“中华建筑金石奖”等殊荣。
2001年，冯仑获得“十大最具人气企业家”称号。冯仑领衔的万通地产2001、2002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名企”称号，同时他本人连续两届获得“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的殊荣。在胡润主持的“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的评选中，冯仑先生位列第四。
冯仑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轮值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中国房地产的风云人物，冯仑在业界一直享有“地产思想家”的美誉。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创新者和开拓者，经过长期思考与研究，冯仑否定了传统的“全能地产开发商”。在总结分析港台及欧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企业商业模式后，万通地产变“香港模式”为“美国模式”，即由全能开发商转型为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并通过战略调整将万通地产商业模式进行改良，此举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个人博客：冯仑、风马牛集中营 ：万通地产
冯仑名言
世界上真正需要读的书很少，需要知道的书却很多。
女人永远是男人的老师。
公司稳定之后才开始用女秘书，选用的标准也和别人不一样。用已婚不用未婚，用大不用小，用普通不用漂亮，用大家决定的不用个人挑选的。
人在改变自己或脱离轨道的那一刹那要非常注意自己采取的姿势和态度，而不在于这个姿势是“脱”还是“穿”。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报，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人在江湖，杀人是正常的，不杀人反而成了异类，就像一头狼，不会吃肉，一个劲地吃草是很危险的——做吃人的狼不做吃草的羊。
在海口看见那些烂尾楼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如今已经满目疮痍。而看见那些新起的楼盘，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的女儿，猛地一看有点眼熟，仔细一看又不是。
真正懂佛的是易小迪，潘石屹是装神弄鬼。
我们俩（冯仑与潘石屹）不叫分家，是“协议离婚”。为什么“离婚”，因为大家对下一步怎么
走都没有底。他执意要往东走，就可以活下来。我说往西走，可以突围。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兵分两路。
三个人成就了今天的你（潘石屹），、你老婆和我。
万通有一点算是典型，所有民营企业犯过的错误我们都犯过，但是其他民营企业取得的成就我们可能没有达到。
做生意应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就叫做获取利润之后的利润，核算成本之前的成本。学会让而不是学会送，商人的最高境界是让，送是慈善。
在取利过程中如果你是依法挣钱，依法纳税，这个取利的过程就是取义，只有取义才能取大利。比如说社会发展方向，股东分红、员工要工资、政府要纳税，这就是义，而且，往往只有你先接受义之后才能挣大钱。
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懂千万别装懂，装懂以后被人点醒了赶紧改正，改正了以后就要付诸实施，再别犯同样错误。
心平才能气和，气和才能人顺，人顺才能做事。……我觉得要心平，就是把欲望控制在一个自己能够驾驭的领域内。
最大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不是因为你要做最大就会成为最大，而是我要做最好最后自然发展为最大。
海南也有很多失败的事情，都有很多种面对方法，我们采取最简单的办法——站在这里用别的填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我也认为是最强大的办法。我本可以重组、不认账，但我们在海南没有。相反你发现，采取了很多多余动作的人都死了，这就像走平衡木，30%在翻跟头，70%在走平衡，如果倒过来就不行了。（这就是王石先生为什么会说“冯仑的忍耐力和责任心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的原因。）
我现在知道一个企业都是从小长到大的，别着急，而且创业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是瓶颈期，特别难，然后突破瓶颈组织成长，组织膨胀、业务膨胀，然后陷入经济危机，这时迅速调整，调整过来就好了，调整不过来就死掉。所以我清楚，头两年要克服瓶颈，之后要控制组织，有了这样一套东西以后，我们心平气和了，知道一个企业要做大要有很多年时间。
新经济，应当说是新工具演化出来的新经济。工具本身既是工具也是一部分人的目的，对制造工具的人来说工具本身是它的目的，但是对于使用工具的人来说仅仅是工具。
公司是个是非地，商场是个是非地，商人是个是非人，挣钱是个是非事，变革的年代是是非的年代，怎么样在这么多是非里面无是非，这就要求人有非常好非常稳定的价值观。是非取于心，很多是非是心不平产生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对我们这些男人们，革命才是身体的本钱！你的企业你的事业停步了，你还有什么本钱！
第一，我是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管别人不管的事情。我认为董事长就做这三件事。
伟大的人物都有阴部。
所有的伟大都是事后的追溯，绝不是事先的设计。所有人说事先设计的伟大，那是骗人的，伟大只是事后的追溯。当我们追溯伟大时，如果能到一些当时的伟大基因，这算是客观，如果没到这些基因，而只是自己在粉饰自己，那叫欺世盗名。
什么叫创造历史，那就是在伟大的时刻，伟大的地点和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情！
所谓创造历史，就是在伟大的时刻、伟大的地点和一伟大的人做一件庸俗的事。具体行为都很庸俗，只是时间人物场合是伟大的。结果这些庸俗的事改变历史……
人类历史由傻子创造。十个聪明人最先看到，于是就有十个聪明人挤进去竞争，原先看似容易的事，刹那间就变成最难的了。而被聪明人讥讽为“傻”的事，正因为聪明人和他的追随者都不愿加入进来竞争，反而变得容易起来。不仅如此，干傻事，因为没有竞争者，时间上也很从容，三年五年之内即使每天慢慢悠悠地干都不会有人来搅局，最终的成功一定属于痴迷于它的“傻根”。
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领导别人。
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事情的性质。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跟谁做。
只有站着的男人才配当梦中情人，躺下的肯定不算。
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口号可以产生激励，口号可以产生创业期特别需要的冲动，但口号不是一个可以正常经营和建设的东西，而正常经营和建设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
赚钱有时候不一定是能力，赚钱有时候跟运气有关，但持续赚钱跟能力有关。
地主地里能打多少粮食，预期很清楚，一旦预期清楚，欲望就会被自然约束，也就用不着再努力，所以，会过得很愉快。企业家不同，企业家的预期和他努力相互作用，预期越高努力越大，努力越大预期越高，这两个作用力交替起作用，逼着企业家往前冲。
创业之初，我们就在讲守正出奇，所谓守正就是要遵守各项法律政策，70%要做正，30%可以变通。所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将面临很多灰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万通在这些企业里面是做的最少的，而且是能不做就不做，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出事。我们很少靠个别官员支持我们，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后台。
时间决定一件事的性质，包括企业的性质。比如赵四小16岁去大帅府跟张学良，她去1年，是作风问题；去3年，是瞎搅和；一去30年，那就是爱情。
人生不能设计，你只能面对。
（做房奴活该是指）你的愿望和能力要匹配，五岁就娶媳妇，那是做不好老公的。
吃亏是走向伟大的第一步。
人，特别是男人，要跟时间去搏斗，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我老说伟大是熬出来的。（马云对冯仑“熬”论的“解法”是“要么享受熬的过程，要么把熬你的锅给砸了。”）
（论阿拉法特）男人的毅力是用时间来描述的。
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有这样一个历史的意识：经常在历史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然后寻未来的方向，留下过去的足迹。
一个永续经营的企业，其领导人的勇气和毅力最为关键，如果没有超越个体利益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牵引，就注定会失去斗志，临阵溃败。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一旦拥有超出股东和
经营者的价值观时，组织成员之间价值观认同就会超越金钱认同，从而形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协调性和凝聚力，从而形成克服一切困难、甚至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巨大力量，令组织能够以最小成本（代价）战胜最大的恐惧和困难。
陈丽华 前夫 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在一个制度环境不确定的时候，男人实际上是要用时间来跟体制搏斗的。我老说把丧事当喜事办，把痛苦当成男人的营养，把时间当成腌咸菜的缸，我就成了缸里头的一棵菜，最后变了味了。
我记着李敖有一首歌叫做《只爱一点点》，就这一点点非常重要，我们正因为想努力超越这一点点，我们当时就做了非常多的约定，比如说我们约定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我们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个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个我们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政策六个人都坚守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做到，在1995年时候，我们最后想了一招，叫做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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