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卷第1期Vol.9No.1
吕梁学院学报三有保护动物是什么意思
Joornal of Liiliang University
2021年2月
Feb.2021
-文学研究-
从小说到电影：早春二月》的
政治内涵与精神困境
薛潇悦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早春二月》是一部重要的知识分子题材电影，改编自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柔石小说的主
乔家的儿女演员表
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个人主义与社会革命间的徘徊与抉择。电影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其中的爱情叙事隐含的政治与文化意义，是主人公形象的深刻与出彩之处。然而迫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电影还未公开上映就遭到了挞伐，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了被公正评判的可能。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新世纪，影片主人公精神家园的迷失、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的纠结，仍然能让很多人到情感共鸣。在变化了的时代语境下，对《早春二月》或许可以作出更多超乎政治话语之外的新的阐释。
关键词：知识分子问题；文艺政治化；《早春二月》；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
中图分类号：1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85X（2021）01-0004-04
一、知识分子问题的隔代回响
（一）“五四”落潮：从个性解放到社会解放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1919年，全国的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感召下走出校园，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行动中。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中国文学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注重个性发展的年代，个人的生活、情绪得以被书写、表达。知识分子张扬理性精神，致力于疗救社会病苦、改造社会人生，中国儿女在这场运动中开始觉醒。
新思潮的到来虽然唤醒了广大青年，却没有到社会的出路。大多数人只能在十字街头徘徊：现代的启蒙意识促使他们实现自我价值、追寻人生理想，现实的无情打压又带给他们苦闷和失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笼罩全国的更加重了知识分子的忧郁和沉闷，“五四”初期的“追求”被“动摇”和“幻灭”取代。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任务是个性的张扬与个人的解放，那么35年代的主题就是以改变社会制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文学创作也体现了这种变化。初版于1922年的中篇小说《二月》就反映出了作者柔石在这种思想转变时期的犹豫和迷茫。创作《二月》时柔石尚未转向共产主义，这是他本人思想上的一个徘徊期，主人公萧涧秋的形象正是柔石内心世界的投射。
（二）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去向
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也是期的。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领域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中就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艺为众服务”的思想，提出了关于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改造问题，突出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强调被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作家和艺术家思想感情向工农兵方向转变的必要性⑴5"。这种思想改造的途径就是与工农兵结合，因为残酷的战乱年代需要思想与形式上的高度统一，不允许过多的个人自由存在。《讲话》是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的指导方针，此后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也是这种解放区文艺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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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与政治紧紧捆绑的年代，关于知识分子
收稿日期：2020-11-05
作者简介：薛潇悦（1999-），女，山西离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传播。8
的描写、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知识分子本身，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1960—1962年是继“双百方针”后又一次短暂的文艺政策调整期，在肯定重大题材的同时尊重题材选择和创作风格的自由。由柔石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早春二月》就创作于这一调整期。然而在1963年电影拍摄完成后，政治和文化指导思想再次出现了“左”转。电影在小说的基础上作出了较大改动，弱化了小说中低沉的氛围，改为昂扬的基调。这样的改动很显然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抗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期，在此前后可以分为两大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2]40如果说柔石在创作小说《二月》时秉持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精神，那么，电影《早春二月》拍摄时遵循的就是战争文化规范。
二、爱情叙事中的政治隐喻
小说和电影都是以萧涧秋、陶岚和文嫂三人为中心展开的。主人公萧涧秋是经历了“五四”落潮后彷徨的知识青年的代表。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选择“世外桃源”般的芙蓉镇作为栖身之所。在这里，他极力克服悲观、虚无的情绪，希望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而有所作为，并与立场相似的小镇女青年陶岚走到了一起。“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精神的余波仍然留存在他的心里，于是他向弱/J、的文嫂母
子伸出了援手，甚至决定放弃与陶岚的爱情，娶文嫂为妻。这份帮助引来的流言蜚语最终导致了文嫂的死亡。萧涧秋终于意识到，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而是“死气沉沉”又“交头接耳”的旧社会的缩影[3]196，封建势力仍然强大，自己仿佛陷入“无物之阵”，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屡屡受挫。
如果说文嫂的形象是中国社会现实的象征，陶岚则是个卓尔不的理想主义者。她受到“五四”进步思潮的影响，向往个性解放、平等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她和萧涧秋是相似的，这也正是他们的爱情得以滋生的土壤。他们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又是现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不同的是，萧涧秋游历中国各地，有感于中国社会的病苦，并怀揣拯救弱小者的理想，尽管这份理想还局限在个人主义的范围。与萧涧秋相比，陶岚是被禁锢的理想主义者。在小说里她曾这样描述:“我不知自己怎样，总将自己关在狭小的笼里，我不知道笼外还有怎样的世界，恐怕这一世是飞不出去了。”⑷24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却不能做到真正的精神独立”像鲁迅笔下的子君一样，她们都是被“五四”时代唤醒但还没有走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五四”时代赋予了她们复杂的性格和灵魂，使她们在多愁善感、孤芳自赏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和萧涧秋相似，陶岚也是反抗后不知何去何从的“五四”知识青年，但她的个人主义情绪比萧涧秋更强烈，囿于自己的狭小天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萧涧秋与陶岚、文嫂之间的情感纠葛有着超越故事本身的政治隐喻：是沉迷于个人的狭小天地，还是关注社会的现实苦难。萧涧秋在这两者间徘徊不定，折射出了柔石本人在转向共产主义前矛盾复杂的内心状态0文嫂的死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独战多数的个人主义的虚妄。在小说的结尾，柔石赋予了萧涧
秋投身社会的可能，并指出了萧涧秋思想得以转变的契机：在码头看到了一位年轻妇人抱着孩子，酷似文嫂母子。这个结局在谢铁骊原本的剧本中处理得更为明朗：走进轮船码头时，从右边的道上走来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妇人。他恍惚以为文嫂母子复活了，模样同采莲的母亲很相似，甚至脸上的愁容也相同。她怔忡地站着向他呆看着。当那妇人挤进码头的人时，在萧涧秋的眼中，却是无数的文嫂向河边拥挤着。河水慢慢将她们淹没了⑸。谢铁骊以千于的置文嫂子，这一的，于狭的人义，把目光投向社会解放，投身于时代洪流。遗憾的是，在最终呈现的电影中，这一促使萧涧秋思想转变的关键情节却被删去了。
电影的最后，陶岚冲出了禁锢着她的“玩偶之家”，追随萧涧秋而去。那奔跑着离去的背影让观众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蜕变，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电影对主人公投身社会革命的结局的处理，比小说更为昂扬。陶岚和文嫂之间理想与现实、人与会的得，化“子只有与工农众结合，才能到出路”的主题，适应了新社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表达。
三、精神的困境与失落
（一）“芙蓉镇”的意象内涵
芙蓉镇的角与鲁迅笔下的“故乡”类似，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始终被覆盖在“故乡”外的广阔天地之下。“芙蓉”的出淤泥而不染，向来是中国文人的追求，是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象征。这里仿佛是一土，
一的，于是漂泊的萧涧秋选择了这个江南小镇作为栖身之所。刚来到芙蓉镇时，他说自己“不信仰任何主
义”，“五四”时的信仰在多年的漂泊中走向瓦解，而新的信仰尚未建立。此时他在思想上处于一种几乎空白的状态，芙蓉镇被视为精神的栖息地。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与挫败后，他终于不再对这里抱有任何幻想。芙蓉镇不是一座遗世独立的孤岛，而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下挣扎的古老中国的象征。传统开始瓦解，新的社会思潮渗入，而封建势力依然强大，现代性尚未建立，芙蓉镇的尴尬处境如同当时的知识分子。
（二）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
文嫂在电影中是传统的象征。一个饱经沧桑的年轻妇女，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丈夫的去世让她的家庭变得残缺，传统的家庭秩序也随之瓦解。萧涧秋出于同情而帮助文嫂，却加速了文嫂一家的崩溃。传统不允许他拯救，甚至不允许他靠近。文嫂的死，象征着传统正在走向衰落，也是萧涧秋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传统人格的失落。
象征着现代性的陶岚是萧涧秋知识分子人格的另一面。他们接受过新式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不仅在科学文化上有共同的话题，在思想观念上也有相同的追求。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固有的软弱和孤芳自赏的心理又使他们在思想上无法打破陈规，无法确立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对主人
公萧涧秋而言，不仅传统是不可靠近的，现代也是不能发展的。
萧涧秋的形象如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缩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在”却“不属于”。旧的封建秩序让他们失望，义无反顾地投入“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洪流，失败后逐渐迷失了当初的信仰，几番辗转后重新回到“故乡”。现实的四处碰壁让他们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然而正如鲁迅对自己绝望的质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⑷3。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重新高悬，这圆月正是希望的象征。萧涧秋在电影结尾的信中说道：“我一踏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紧接着陶岚冲出家门，追随萧涧秋而去，两人的爱情在此得到了升华。然而革命的未来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陶岚远去的背影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电影的结尾以多种可能，这也成为日后受到挞伐的一个因素。
四、《早春二月》的批判与接受
影片尊重了小说原本的故事脉络，保留了原有的抒情性，但作了较大改动，削弱了小说低沉感伤的氛围，融入了更多的革命元素，整体的基调也更加明朗。小说中荒渺落寞的《青春不再来》改为反映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内心状态的《徘徊曲》；顾影自怜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升华为心怀济世理想的革命情怀。贫苦学生王福生的辍学是电影中加入的阶级叙事，也是促使萧涧秋投身社会革命的一个动因。小
说的结尾萧涧秋离开芙蓉镇时，其思想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我仍是两月前一个故我，孤零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⑷1在电影的结尾，他明确了自己要“投身时代的洪流中去”。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伤彩的孤行者，而是心怀天下的革命者。这样的改动，正是为了迎合展示文艺传统的延续下政治化的文学思潮。
《早春二月》的剧本创作及拍摄时，正处于国内文艺政策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拍摄完成后，政治气氛急转直下，阶级斗争再度被提及，电影未经公开放映就遭到了批判。1964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官方对《早春二月》的批判由此开始。文中提到：“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究竟应当歌颂什么人物，宣传什么思想？是歌颂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先进人物，还是歌颂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彷徨者？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还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同时，在改编过去的文艺作品时，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批判旧人物旧思想，帮助观众和读者正确认识过去的时代呢，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美化旧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批评者的着眼点在于萧涧秋、陶岚两位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生态下，主人公一定要被塑造得“高大全”，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毒草”，甚至男女主人公追求的自由恋爱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潮。文嫂在小说中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年轻寡妇，电影为的年。对文嫂的感情也由小说中的爱慕改为单纯的同情，还添加了贫穷学生王福生的形象。何其芳认为这种改编“比小说更强烈、更集中地宣扬与歌颂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5]
1944年恰逢中苏交恶，有批评者把《早春二月》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托尔斯泰得到的自我完善、博爱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牺牲精神等联系起来。在文艺政治化的年代里，所有的解读
和批评都围绕政治展开，无视影片所有的审美艺术特征。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冲国的电影艺术迎来了新的春天。文艺界重新扛起“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大旗，关注个人，确立“人”的价值，迎来了“新启蒙”时代。在新中国成立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民族和国家的诉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却唯独忽略了个人。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把曾经忽略了的东西重新纳入关注的视野。1976年之前所谓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创作倾向其实是“五四”时期“启蒙文学”“人的文学”在当代曲折的回声。之所以对这些创作倾向接二连三地展开批判，是因为这些倾向从未消失，反而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双百方针”和1996—1992年的两次调整试图为文艺和政治松绑，然而直到22世纪76年代末，松绑的任务才真正得以完成。《早春二月》的思想价值在重新提倡个性解放的年代得到了认同，电影诗化的艺术风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进入22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丰富了物质生活，道德失范问题却越来越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迷失了自我：执着于现代化的物质条件的满足，却忽略了精神家园的建构。浮躁的社会环境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归，也需要如萧涧秋、陶岚般的知识青年：既有投身社会的务实态度，又不失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理想主义精神。
五、结语
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处于极为重要又略显尴尬的位置。他们促使民众觉醒，推动社会变革，却因为自身的某些局限性与战时的解放区及新中国的主流政治环境有所疏离，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早春二月》因其主人公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特质而饱受批判，直到新时期才有了被公正评判的可能。现在距离小说和电影的创作年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然而对今天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及其精神仍然具有深刻启迪。不可否认，现代知识分子投身思想启蒙运动的行为仍是当代青年的榜样，主人、陶岚的现代性特质的确动的思想解放。同也需认，思想
张悬 吴青峰命并不能使中国社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获得。这正是主人公形象的意义所。
对电影《早春二月》的读解，绝大多数围绕“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政治范畴展开。新世纪以来，物质生活的丰富引发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和精神家园的失，的形象代就具的文化意义。信仰接近空白的萧涧秋带着唯一仅有的一丝希望来到芙蓉镇，希望回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可偏偏这是最大的奢望。在传统和现代的缝隙中艰难挣扎的芙蓉镇，并非他想象中的“世外桃源”。现代人在飞向远方和回归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在创新与守旧、变革与传统的两端摇摆的生存困境，都能在《早春二月》中到共鸣，这部电影也能在当代引发一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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