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3期2011年5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Vol．48，No．3May．2011
文学研究
两种不同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
———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试解
赵沛霖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天津
300191）
摘要：《游仙诗·京华游侠窟》开头四句对于正确理解全诗极为重要，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四句的解
释存在着严重问题和错误，
直接导致了对于此诗乃至全诗认识的混乱。本文对这四句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此诗做了新的解读：通过从人生理想的高度对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
否定了以“游侠”为文化符号的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道路，而肯定了以“山林隐遁”为文化符号的出世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道路。人生道路和方向的明确，进一步坚定了诗人“高蹈风尘外”，即通过山林隐遁，学道修仙，追求神仙世界的决心。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和对出世远游、学道修仙人生道路的肯定，不仅是后面各首所写的修仙历程的思想基点，
同时也为全诗标明了思想指向。关键词：郭璞；《游仙诗》；游侠；隐遁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11）03-0057-07收稿日期：2010-
12-12作者简介：赵沛霖，男，天津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①
本文所引郭璞诗赋均出自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光绪五年信述堂刊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关于郭璞《游仙诗》的思想内容，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虽有所进展，
但仍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于《游仙诗》第一首“京华游侠窟”的误读。第一首全诗如下：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谿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①对于此诗在《游仙诗》全篇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般并无异议，例如，很多学者认为此诗是全诗的“序诗”，进一步解释则有全诗之“纲”说和全诗“宗旨”
说、“主旨”说等等。大体说来，这些说法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进行具体分析时，不但多笼统之论，而且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其实，这首诗的内容并不复杂，
语言表达也十分准确（详后），不会造成理解的歧义。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种误读呢？我认为，
关键在对于开头四句，即“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的解释上存在严重问题和错误：第一，《游仙诗》以“京华游侠窟”开头，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篇以出世远游，羽化升仙为题材的《游仙诗》为什么要从游侠写起？“京华游侠窟”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游侠与全诗的中心内容有什么联系显然是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关论著和注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或草草带过（如仅仅指出京城是游侠藏身之所），或不置一词。事实证明，这些论著回避“游侠”问题，是因为把“游侠”的意义完全理解错了。对于这句及其与全诗关系的回避和误读，可以说是正确理解这首诗乃至全诗的第一个主要障碍。
第二，回避了第一句，有关论著和注本对于前四句的解释便多集中于三四句“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而对于这两句的解释又存在根本错误：例如流行的见解认为，这两句诗表现了诗人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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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豪门贵族，向往蓬莱仙境。这样解释错误有二：首先，古典诗词中“朱门”确有豪门贵族之意，但在此诗中并非此意。其次，认定“朱门”为豪门贵族，既与前面的“京华游侠窟”不搭界，又与后句中“荣”的含义相龃龉：即把“朱门”解释为豪门贵族，那么它所凸显的是尊贵和豪富，而非表示一般光荣和荣耀的“荣”（详后）。
第三，这样理解后两句，与前两句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前两句既被悬空，因而也就成为游离于全诗
之外的赘疣（这或许正是一些学者对第一句不做解释的原因）。郭璞作为晋代诗赋高手，绝不至于出此败笔。事实上，一、二句与三、四句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只是由于对“游侠”、“朱门”和“荣”的错误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彻底遮掩了。
事实上，开头四句提出了全诗的思想基点和思想指向，对全诗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对它的错误理解必然使诗歌的思想内容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导致对全诗认识的混乱。
有鉴于此，本文对于这四句的理解没有沿袭流行的说法，而是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此诗做了新的解读。
《游仙诗》之一共十四句，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四句，第二部分包括后十句。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如何理解“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开门见山，《游仙诗》之一开头四句十分简要地概括了对于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
前二句“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棲”分别列出“游侠”和“山林隐遁”（即隐逸者，下同），实际是以他们分别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以“游侠”为代表的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以“山林隐遁”为代表的出世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价值取向。后两句“朱门何足荣，
未若托蓬莱”是对这两种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认为持有积极作为、倾力济世人生价值取向的游侠不足以为“荣”，不如出世远游、羽化升仙更值得追求。显然，这是诗人从人生理想的高度对前两句提出问题的回答：否定了以“游侠”为文化符号的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价值取向，而肯定了以“山林隐遁”为文化符号的出世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价值取向。通过这一抉择，诗人为自己确定了人生方向和所要走的道路。
上述观点涉及以下三个问题，现分别加以解释和说明：
第一，关于游侠与积极作为、倾力济世人生价值取向的关系。
游侠能够成为积极作为、倾力济世人生价值取向的文化符号以及郭璞对于这种文化符号的运用，并非偶然，这与汉魏以来游侠所表现出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于士阶层道德人格的影响密切相关。这就是说，郭璞把游侠作为积极作为、倾力济世人生价值取向的符号，有其充分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根据。
游侠又称侠、侠士，是指重义轻生、急人之难的人；他们多出生于社会底层，活动于民间，是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特有产物。游侠不仅具有为公平、正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献身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道德规范：“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中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①正因为如此，游侠在普通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百姓心目中与恶势力相抗衡的民间英
雄。既要主持公平，追求正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游侠因而必然要积极介入社会，干预现实，有所作为，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由此决定了游侠的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
从西汉到魏晋的数百年间，随着游侠活动的发展和空前兴盛，他们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对社会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关于汉魏时期游侠的活动，可谓史不绝书：“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②这是西汉初期的情况；西汉中期则是“郡国豪桀处处各有……
①②《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十册第3181页。《史记》“游侠列传”，第十册第3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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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①“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②汉末自哀、平帝至王莽时期也是“郡国处处有豪桀……”③可见终西汉之世，游侠一直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可谓长盛不衰。东汉时期虽没有出现类似朱家、郭解、原涉那样名震遐迩的人物，但游侠的道德精神和影响犹存。《后汉书》未设《游侠传》，但专收“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④的《独行列传》中就写有道德精神和行为方式颇得游侠遗风的人物，如“蹈义陵险，死生等节”的李善、王忳，“结朋协好，幽明共心”⑤的范式、张劭等等。这说明，游侠的道德精神和行为作为一种做人的范式已经深入人心。不过，从《独行列传》
所写的人物可以知道，东汉中前期游侠的影响主要还是限于社会的中下层。
汉魏之际，随着社会动乱和名教危机的出现，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士大夫阶层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游侠所体现的那种道德尊严和积极进取精神更加受到人们的瞩目，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到社会中上层，任侠之风在社会中上层青年中逐渐流行起来。曹操、董卓、袁绍、典韦、徐庶和甘宁等早年都有“任侠”的传奇式经历，而曹植对仗剑行天下的游侠生活更是充满了憧憬。不过，曹植神往游侠生活并热情讴歌游侠精神主要是在他春风得意，充满建功立业豪情壮志的前半生，而在他失去自由，精神陷入苦闷、抑郁的后半生，则不再讴歌游侠，转而讴歌游仙。⑥
从东汉中前期到汉魏之际，游侠对于人们道德精神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曹植诗歌创作热点由游侠向游仙的转变，越来越彰显出游侠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文化符号
意义。
至于山林隐遁所隐括的疏远现实，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与游侠恰好相反。这一点十分明确，无需这里多言。
这样，结合全诗来看，郭璞《游仙诗》的首二句“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棲”，开宗明义并列提出游侠和隐士，不正是标举出他们所代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生价值取向吗？
第二，关于“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中的“朱门”和“荣”。
句中的“朱门”并非红漆大门，因而不是指富豪贵族之家，而是指朱家的门人，泛指游侠。朱家是秦末汉初鲁人，是汉代最早出现的一位游侠。“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 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⑦。朱家行侠仗义，多有壮举，却“不伐其能，饮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⑧，因此在民间，特别是在游侠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的游侠以父事之，有的游侠以他为行侠的榜样，可见其影响之大。后来，“朱家”也就逐渐成为游侠的通称。“朱门”即朱家的门人，犹如孔门是孔子的门人一样，当然是指游侠，而不是代指豪门贵族。
荣，即光荣、荣耀。事实上，郭璞说“朱门”即“游侠”之“荣”并非泛泛而言，而有充分的历史事实根据，就是说“朱门”即“游侠”在历史上曾经十分“荣”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史不绝书。如前所说，朱家为人所追捧，以致“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⑨，晚于朱家一辈的知名侠士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西汉中期的郭解也是知名游侠，时人多
①②③④⑤⑥
⑦⑧⑨《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十一册第3699、3705页。
《汉书》“游侠传”，第十一册第3705页。
《汉书》“游侠传”，第十一册第3719页。
《后汉书》“独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九册第2665页。
《后汉书》“独行列传”，第九册第2665页。
关于魏晋时期游侠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和曹植诗歌创作热点从游侠到游仙的转变，参阅顾农《从游侠到游仙———曹植创作中的两大热点》，《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史记》“游侠列传”，第十册第3184页。
《汉书》“游侠传”，第十一册第3699页。
本段中关于游侠荣显的引文，都出自《史记》“游侠列传”，第十册第3184—3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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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其名“……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 解”。可见，“游侠”确有其非同寻常的“荣”的往昔。最后，关于游侠郭解之“荣”，太史公做了这样的总结：“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司马迁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游侠作为一种身份的社会声誉。
以上是《史记》的记载。除此之外，《汉书》又补充了很多新资料，如游侠万章、楼护、陈遵如何受到诸侯和权贵的追捧和礼遇，获得了如何的尊荣和声誉等都有具体的记载，可以进一步证明司马迁的论断。这些历史事实所凸显的都是“荣”即光荣、荣耀，而没有一件能够说明游侠的豪富和显贵。
其实，以“荣”字肯定和形容游侠的社会声誉，并非自郭璞始，早在两汉时代的司马迁和班固就已经把“荣”与游侠联系在一起了。在上面所引用的太史公话的后面，司马迁接着引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意思是说：“人以颜状为貌者，则貌有衰落矣；唯用荣名为饰表，则称誉无极也。”①显然，司马迁认为行侠是足以荣名的。再看班固的记载：
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②
可以看出，以“荣”来肯定和形容游侠的名迹可以追溯到司马迁，而正式使用则始于班固。这就是说，郭璞所说的“朱门何足荣”，不但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托，而且在“荣”字的用法上也有其传统的依据。这些足以说明郭璞用字非常有分寸和准确，那种以豪富、显贵解释“荣”，不但有违字义，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三，“山林隐遁”与“托蓬莱”的关系。
“山林隐遁”即作隐士，“托蓬莱”即修炼学道，羽化升仙，也就是作神仙。搞清“山林隐遁”与“托蓬莱”、作隐士与成神仙的关系，对于理解这四句乃至全诗也十分重要。
东游记何仙姑离婚
在现代语境中，“山林隐遁”与“托蓬莱”、作隐士与成神仙各有其特定的含义，分别属于人、神两个不同的范畴，彼此之间的界限很清楚，但魏晋时期却并非如此：“山林隐遁”与学道修仙、神仙与隐士不是截然分开，彼此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对于这个问题，即“山林隐遁”与学道修仙、神仙与隐士的关系，也就是“山林隐遁”对“托蓬莱”的重要意义，魏晋时代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郭璞同时代的神仙道教思想家葛洪对此做了这样的说明：
遐棲幽遁，韬鳞掩藻，遏欲视之目，遣损明之，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
致柔……③
后三句出自《老子》，比较难理解，王明先生作了这样的解释：“涤除玄览，言去欲无知。守雌，言不为人先。抱一，守一。专气致柔，言爱养精气，能使筋骨柔和。”④可见，葛洪是说：山林隐逸能够遏制人的种种欲望，有助于提高和充实道学修养以及保养精气，锻炼筋骨，健康长寿，这与学道求仙，方术修炼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人把山林隐逸视为学道修仙的必经之途，从山林隐逸开始学道修炼因而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魏晋时期的神仙多从隐士转化而来，所以有“为道者必入山林”⑤和隐士多兼治道术之说。神仙的这种来历使他先天地与隐士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特有的宗教文化现象：“古代传说的神仙，大多是神化了的隐士，而隐士也就是未神化的神仙。”⑥
这样看来，在魏晋时代“山林隐遁”和“托蓬莱”，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致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郭璞诗赋中常常出现它们之间的同语代替，例如，诗中的“山林隐遁棲”与“托蓬莱”及其所代表的出世远游、学道修仙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①②③④⑤⑥《史记》“游侠列传”，第十册第3189页。
《汉书》“游侠传”，第十一册第3698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至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页。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至理”注，第116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明本”，第187页。
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第3期赵沛霖：两种不同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61
根据以上理解，开头四句诗义十分明确：通过对于两种对立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诗人的结论是“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即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也就是朱门之“荣”不值得追求，蓬莱仙境才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理想。
十分明显，游侠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士大夫阶层所遵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在积极进取，关注现实，通过积极入世的途径实现个人价值方面，彼此完全一致。正是因为人生价值取向的基本一致性，诗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以游侠作为传统儒家人生价值取向的代表符号。
二、走遁隐之路，与入世
观念彻底决裂
现在说第二部分，即后十句。
第一部分通过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人生道路既已明确，接下去的十句则是抒发走这条道路，即通过山林隐逸、学道修仙的决心。
这十句又可以分成两层：“临源挹清波”六句是第一层，最后四句是第二层。
第一层是说走山林隐逸之路，在隐逸中修炼成仙。
其中，前两句“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是对山林隐遁生活的写照：盘桓山水之间，采药服食，学道修仙。接下去的四句“灵谿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首先明确点出隐遁的地点在灵
谿，《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大城西九里有灵谿水。”①可见，这里山水清幽，正是隐遁修仙的理想之处。下面的诗句涉及庄子和老莱子，所以要真正理解这四句诗，关键是要搞清郭璞心目中的庄子和老莱子究竟是怎样的人。
原来，郭璞诗赋中多次提到的庄子和老莱子与一般语境下的含义完全不同，而有其特定的含义。
据《晋书》本传，郭璞才高位低，嗜好卜筮术
数，曾遭到缙绅的嘲笑，郭璞满怀愤激之情作《客傲》，通过自我解嘲的方式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赋的末段，在批判盛行于当时士大夫体中的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风气之后，笔锋一转，意味深长地列举出他心目中的一系列“贤者”：
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贞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
浑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
不几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
“贤者”共八位：庄周、老莱、严平、梅贞、梁生（即梁鸿）、焦先、阮公（即阮籍）和翟叟（即翟公）。八位“贤者”中有四位，即庄周、老莱、梅贞和焦先都是名著仙籍的神仙：庄子本是战国时代的思
想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楚威王听说他有才干，便以重金相聘，请他出任国相，被他拒绝：“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②据传说，后隐居山中，服育火丹，仙去。后来，道教信徒把他的部分著作列为道教经典，并奉他为神仙，名著仙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老莱即老莱子，本为春秋时隐士，传说中孝敬父母的典范。后成仙，名著仙籍《列仙传》。梅贞，于王莽篡汉时“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③。焦先，相传活了二百余岁，后成仙，名著仙籍《神仙传》。
另外四人中，除阮籍外，其他三人，即严平、梁鸿和翟公都是遗民即避世的隐士。④如前所说，魏晋时代，“山林隐遁”与“托蓬莱”、神仙与隐士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彼此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郭璞《客傲》赋中所写的那三位隐士，在魏晋时期的特定语境中，与神仙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仙。
最后，还有阮籍。众所周知，阮籍是具有某些隐士特征的“竹林七贤”之一。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阮籍经过终生的探索，最终到了“摆脱烦恼，解除痛苦和达到心灵自由的理想生活方式：那就是超然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出世远游，在
①②③④《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6页。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七册第2145页。
《汉书》“梅福本传”，第九册第2927页。
关于严平、梁鸿的隐士身份，分别见《汉书》第十册3058页、《后汉书》第十册第2766页。翟公的隐士身份见《史记》第十册，第3113—3114页，翟公因世态炎凉而拒绝交往，所以郭璞说他“遯形以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