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电影犹如一股春风，给当时相对沉寂的国内电影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虽然业内人士至今对冯小刚及其作品的评价仍褒贬不一，但是他的一系列喜剧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等，在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大获成功，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已经形成了一种冯氏喜剧的“品牌效应”。
冯小刚贺岁喜剧电影赚取了中国观众太多的笑声和关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并博得了广大电影观众的青睐和好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冯氏喜剧如此火爆?下面，我将从创作语境、冯小刚与王朔、冯小刚与刘震云等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冯小刚喜剧电影创作的文化基础。
一、冯小刚贺岁电影的创作语境：转型中的梦想与现实
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产生于世纪末的转型期，这是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与此相对应，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渐显。一方面是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另一方面是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冯小刚的贺岁电影连续走红中国电影市场，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更使每个社会角落都遭遇了市场的洗礼，而在文化领域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在文化的结构性上进行了一场分层运动：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正统原则的主流文化，代表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以及反映市民精神的大众文化，各自处在相对明确的文化利益层面，分别守护着自身特定的文化意图。但是这种“三权分立”的文化模式并没有重现80冯小刚作品年代那样直接对抗性的文化冲突，却构成了一种“缓和机制”：即对于现实利益和实践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于长远文化价值／理想的疏离和冷漠。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加速，既造成了充满诱惑的巨大物质前景，又极大激发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消费／享受冲动，尤其是，这种物质消费／享受冲动的“现实性”，具有某种与大众日常欲望、日常实践直接统一的本质，可以直接“诗意”地满足大众自身的生存本能。
电影语境学认为，在电影叙事的内在语境与外在电影的社会语境之间寻求一种潜在的象征关系，并从中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意识、经济动向以及文化思潮是如何杂糅融会而形成
一种混合物，汇聚到影片的叙事文本之中，从而寻社会主题与影片叙事主题之间互动互映的复杂关系。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从现实出发，聪明地把握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潜在主题，并通过导演自身鲜明的个性化包装，巧妙地把社会主题与文化主题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无形的可以循环运动的纽带。他的影片大多以贺岁片的面目见诸观众，通常采用幽默、滑稽、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的改造，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可以说，冯小刚电影是90年代以来能够契合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并真正具有娱乐／市场消费性的影片，它们借助了大众情绪／主流价值／快乐源泉的三者合一，同时实现了以市场为中心，制片、放映、发行的程式化生产模式，为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方式。
二、冯小刚贺岁电影与王朔：“痞子文学”的电影化
王朔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早期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写过一些言情、侦探类的小说。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写一文化痞子，以游戏、颓废为精神特征，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在冯小刚的从影经历中，王朔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冯小刚与王朔相似的个人经历以及两人长时期的共同创作使冯小刚对王朔有着强烈的认同，冯小刚面对媒体不止一次地说过，王朔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王朔对待艺术的态度也影响到冯小刚，冯小刚在电影创作上既想要得到观众，又不肯一味地迎合他们。在做导演之前，冯小刚曾编剧和参拍过几部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和《北京人在纽约》。后来，冯小刚从电视剧的创作转向了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获得了良好的评价。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