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世外桃源”和“草庵”这两个文学意象入手，以陶渊明和西行法师为中心，分析了中日两国的隐士心理以及隐士不同心理背后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
世外桃源 草庵 陶渊明 西行法师 隐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澹台烬jian尸恶心
中国人提到“世外桃源”，会自然而然想到陶渊明；日本人提到“草庵”，往往会想起西行法师。中日两国对于陶渊明和西行法师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一而足。但是却鲜有学者从“世外桃源”和“草庵”这两个文学意象入手来分析中日两国的隐士心理。笔者认为，中国的“世外桃源”和日本的“草庵”这两个文学意象的形成绝非偶然，在这两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实质性的民族思想。
一“世外桃源”和“草庵”
中国隐士的历史源远流长，尧舜时代就出现了许由和巢父这样极具代表性的隐士。商末的吕尚
、东汉的严光、魏朝的竹林七贤、晋代的陶渊明，无一不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屹立于中国的隐士之林。“世外桃源”这一文学意象起源于晋朝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中国隐士的历史在陶渊明之前早已有之，但《桃花源记》出现之后，“世外桃源”这一文学意象几乎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代名词。每当中国人提起“世外桃源”，立刻会想到诸如“隐居遁世”、“田园”等等一系列和隐逸有关的词语。
日本隐士的历史远不及中国。平安朝末期，“摄关政治”猖獗一时。藤原氏权倾朝野，独揽大权。12世纪中期，爆发了“保元，平治之乱”。以西行法师为代表的隐士文学正产生于这样一个乱世之秋。在日本文学中，“草庵”作为隐居的场所，早已成为了隐士文学的象征，以至于日本人将隐士文学称作“草庵文学”。
从表面来看，世外桃源只是中国人的理想境界，而草庵也不过是日本隐士的隐居场所。但在这两个看似普通称谓的背后，实则隐含着中日两国完全迥异的隐逸心理和不同的民族文化。
二从“世外桃源”和“草庵”看中日两国的隐逸心理
1中日两国隐士的比较
“隐士”，中国认为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即隐居不出来做官的人；而日本则认为是脱离俗世低调生活的人。隐者，隐居原因也各不相同，中国大部分是因为：（1）仕途受挫，比如晋朝陶渊明；（2）以隐求仕，比如唐代卢藏；（3）以隐为志，比如北宋林逋；（4）其他。而日本则是：（1）别人的死；（2）沉浸于对现实的感慨；（3）和别人起冲突；（4）受无常观和佛教观的影响；（5）梦想世界或是虚幻世界的影响。中国隐士的隐逸心理多受政治影响，隐士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并且在中国隐士的潜意识之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心忧天下的国家情怀。而日本的隐士体，相对来说个人性比较强，崇尚自然、归隐乡土；或因宗教的影响产生的诸如人生如梦的感慨随处可见。
2中日隐士心理
“世外桃源”和“草庵”这两个流传千古的文学意象究竟各自体现了怎样迥然不同的隐士心理呢？下面笔者将以陶渊明和西行法师为中心试作分析。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了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场景，寄托了他对没有阶级压迫剥削、没有掠夺战乱、人人劳动、和乐富足而宁静淳朴的社会生活的向往，从而产生了“世外桃源”这一文学意象。文章说明了陶渊明高洁而执着的人生理想，现实的打击并没有泯灭其“兼济天下
”的情怀，而是在孤寂中越发炽热地追求。从此，“世外桃源”这一意象不仅在文学上给予了后世文人无穷无尽的影响，更在失意落寞之时温暖了他们几近冰冻的心灵。中国的隐逸文学源远流长，以隐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为什么陶渊明所勾画的“世外桃源”却始终如一地照亮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呢？
3 “世外桃源”蕴涵的政治理想
生于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曾在公元393年当过江州祭酒，但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所以不久辞官。公元399年前后，陶投桓玄门下做属吏；公元401年因母丧辞官回家；公元404年，陶在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公元405年，陶再次做彭泽县令，80天后再度辞任归乡。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归隐田园。
通过陶渊明几次出仕的情况，他早期的政治理想可窥一斑。所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然而，生逢乱世的陶渊明最终对当时的政治失去了信心，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陶渊明心目中，躬耕种菊，退隐田园，这些都是保存“真”的个性，即理想人格完美。他把这种理想中的生活寄托在《桃花源记》之中，勾勒出了人人劳动，自耕自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
世外桃源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世界，但陶渊明生动鲜活地描写了这一理想的生活场景。世外桃源的生活是带有社会性的集体生活，如果能够实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生活，那么世外桃源里的政治世界肯定也会清明健康的。从桃源世界里所描绘的集体生活场面，不难看出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对于陶渊明来说，出世为官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名利，更大的原因是基于他对民生疾苦的体恤，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因此通过“世外桃源”这一表象，不只能够看到陶渊明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还能够看到他那颗兼济天下的赤子之心。对于中国的文人们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天下”，恐怕更大程度上指的是民生疾苦。千百年来，中国的士大夫们或隐居、或出仕，抑或是半隐半仕，但他们心系苍生的忧国之心却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更迭而改变过。所以，当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子触及“世外桃源”这一意象时，潜意识里的忧国之思立即被唤醒，并隔着时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隐士文学的众多文学意象之中，“世外桃源”能够光耀千古的原因之一吧。
陶渊明当然并不是真正看破了红尘，也并不是心如止水的“隐士”，他的隐逸也并不是出于对人生意义的虚无主义的理解。他是在逃避――他要逃避的是无可奈何的政治。他的心底似乎总是暗暗地涌动着一股被压抑着的情绪，即为在现实中没有机会实现的抱负的感叹。在他潇洒超脱的人生背后，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他只有用酒来掩盖这一切。在他写下的众多诗中，有企图醉酒忘世，也有以酒寄怀，陶渊明在这些文字里感叹自己壮志未酬和愤愤不平的复杂感情。他的创作和生活，都反映出他对现实和人生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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