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秋在“国际红谍王”佐尔格麾下的秘史
作者:裘伟廷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20年第7期
    张文秋是一位老革命,由于她的两个女儿刘思齐与邵华,先后嫁给了的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遂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亲家”,而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初,她曾在著名的“国际红间谍”佐尔格手下工作了三年多。她的这一段传奇经历,出于种种原因,被历史尘埃封存了半个世纪,鲜为人知。直到前些年,年过九旬的革命老人张文秋,才通过回忆录,揭开这块神秘的面纱……
    文|裘伟廷
    史沫特莱为张文秋写传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曾化名李丽娟、陈孟君、羡飞等),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1917 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启发教育下,开始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的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她曾以京山县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五大。1927年4月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
    1929年初,刘谦初任山东省委书记;张文秋化名陈孟君,调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也就在这一年秋天,刘谦初夫妇双双被韩复榘军阀当局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刘谦初的身份暴露。而张文秋则以家庭妇女不懂政治为由,坚称不知丈夫任何事情;再加上当时她有孕在身,关押月余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在告别丈夫时,张文秋要求他给他们未来的小孩取个名字。山东籍的刘谦初回答说:“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就起名‘思齐’吧。”尚在母腹中的小思齐哪里知道,她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出狱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张文秋很快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坚持地下工作。初到上海,她落脚在刘谦初的好友、翻译家董秋斯的家里。董秋斯是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译有《红马驹》《大卫·科波菲尔》《相持》《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等作品;还翻译苏联作家库拉特可夫的《士敏土》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他与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非常熟悉,常有来往。
    1930年春,张文秋在上海生下女儿刘思齐。孩子刚刚满月,张文秋就几次向组织报告,请求分配工作。不久,她化名李丽娟,与林育南扮成假夫妻,在上海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筹备工作。为了保证“苏准会”的召开,张文秋狠狠心,将刚满40天的小思齐托付给了董秋斯的夫人蔡咏裳。
    张文秋因去看望自己的女儿,经常在董家见到史沫特莱。1931年4月初,非常喜欢小思齐的史沫特莱,
对张文秋说,她要认思齐作女儿。当时,张文秋随口应话:“好啊,让她认个洋妈妈。”就这样,史沫特莱与张文秋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1931年4月5日,刘谦初等21位革命志士在济南被韩复榘杀。刘谦初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张文秋非常悲痛。对此,史沫特莱也感到十分震惊,她多次上门看望张文秋和小思齐。
    在了解张文秋的生平后,史沫特莱曾提出要求,为张文秋写传,理由是她太“传奇”:本是一位官僚兼大地主的千金小,进入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曾半夜被人绑入花轿,闹出一场骇人听闻的抢亲风波;参加革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被敌人追捕紧急情况下,她曾躺在棺材里被人抬过封锁线,死里逃生;她有孕在身还坐牢,丈夫被反革命杀;她曾与人装扮成假夫妻,以掩护革命工作……
王志文前妻    史沫特莱认为,像张文秋这样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已是一件新鲜事,而她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更使人钦佩,这说明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写出来一定会有意义。经张文秋请示组织同意后,史沫特莱经过2个多月断断续续的采访,才采写完成。从1931年5月起,该传记在美国《新众》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题目叫《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羡飞”是张文秋的又一个化名)。以后,该传记还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在美国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
    在朋友家“巧遇”佐尔格
    时年30多岁的佐尔格,19岁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受伤,曾被授予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运动,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期间,先后就读于几所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佐尔格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在那里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为谍工人员。佐尔格先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后转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格柏乌 GRU),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30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兼学者的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间谍生涯里的中国之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德日的对华政策等。佐尔格到上海后,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重建苏联情报组织,苏联原先在华的情报组织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
    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佐尔格小组”,与中共领导层和其相关部门都建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及横向联系。应当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是了解的,根据党中央决定,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共产党还应他们之邀,派遣了一批优秀党员,以充实其情报队伍。
    史沫特莱交际很广,1928年她与佐尔格邂逅于莫斯科,并分别为共产国际工作。其实,佐尔格还在德国时,对史沫特莱就有耳闻,也读过她的书和文章。到了1930年,他们又在上海相遇。佐尔格认为,他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物中国合作人,可以请史沫特莱协助。据说,佐尔格看了史沫特莱写的《
共产党员单菲》(又名《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后,对书中主角张文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有心将她引入自己的组织。当然,由于张文秋是中共党员,因此他首先取得周恩来的认可。不过,佐尔格是一个办事顶真的人,他还要对张文秋亲自当面考察一番。
    1931年初秋的某日,正在党中央“苏准会”机关工作的张文秋,抽空又去董家看望女儿思齐。走进客厅,张文秋看到史沫特莱也在董家作客,在座的还有一个从未见面的外国男人。董秋斯与史沫特莱都没有向她介绍这位外国客人,那个中年洋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只是友好地点点头,算是招呼。然后,他就坐在一旁,侧耳静静地听其他人交谈。
    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张文秋不去主动打听她不该知道的人与事。不过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张文秋,在听他们交谈时,感到那位目光有神、充满睿智的陌生外国男子,不时地用犀利的目光窥视她,致使张文秋有点不自然,也有点纳闷。于是,张文秋不动声地坐了一阵,然后去后间看望孩子。当张文秋告别董家后,这天的“巧遇”很快被丢到脑后去了。
    周恩来临别时再三叮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久,周恩来要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临行前他还要将张文秋的工作安排好。
    一天,周恩来到张文秋,告诉她将调她去从事一项新的机密工作,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调她到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工作。还说,在那里从事的国际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去后不要辜负中国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期待。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亲自带着张文秋,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颇为阔气的高级宾馆门前。在对上暗号后,一名年轻的外国人把他们领上楼去。在楼上,一位风度不凡的中年外国男子,热情地迎上前来。周恩来向张文秋介绍说:“这位是佐尔格同志,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国际共同商量定的,也是佐尔格同志指名要你的。”
    接着,周恩来把张文秋引到那位叫佐尔格的外国男子面前,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或俄语与他交谈:“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接受你的要求,把张一萍同志给你调来了,让她到你这里,由你适当安排她今后的工作。”佐尔格高兴地给他们让座,同时回答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但我还有一个请求,再帮我调几位同志来好吗?”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
    佐尔格对张文秋伸手迎上去,用俄语加生硬的汉语表示欢迎:“太好啦!欢迎你!”张文秋与他一握手,马上想起,此人就是在董秋斯家见到过的那个人——目光尖锐且充满睿智的外国男子。张文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曾窥视她的人,正是佐尔格。当时佐尔格在史沫特莱的穿针引线下,在董秋斯家“巧遇”张文秋,正是亲自出马在考察她。
    佐尔格是否把自己是隶属苏军总参谋部四局的背景如实告诉中方,不得而知。按当时规定,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调动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既正常又平常的事。当时佐尔格打的是共产国际的旗号。
    临别时,周恩来再三叮嘱张文秋,要她努力工作,争做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项新任务。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张文秋听得非常认真,末后无声而庄重地点了点头。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其实,佐尔格已经从各个渠道了解张文秋,也相信董秋斯的介绍和史沫特莱的推荐,但在接纳前还要当面考察张文秋,说明佐尔格相当看重张文秋。
    佐尔格又问张文秋:“你同意在这里工作吗?”张文秋回答说:“我服从组织的分配,让我干什么都行。”对于张文秋的回答,佐尔格很满意。接着,佐尔格向张文秋交代了她今后的工作,并说具体的工作则由部门负责人安排。
    神秘的三层楼洋房
    不久,佐尔格向张文秋引见认识一位中文名字叫吴照高的人,让他俩装扮成一对假夫妻,一起工作。佐尔格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你曾几次用夫妻名义掩护党和秘密工作,有对付敌人应付危险环境的经验,现在给你的这个任务,不会使你为难吧?”
    吴照高就是张文秋的顶头上司,日后张文秋的具体工作由吴照高负责布置。显然,吴照高是佐尔格手下的一员干将。吴照高是德籍华人,原籍福建,出生于德国,早年加入德共,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佐尔格来华工作后,就通过共产国际把吴照高调来上海工作,因他是华人,在上海便于潜伏。吴照高的德语、俄语、英语都很好,中国话也讲得不错。
    按照佐尔格的指示,吴照高和张文秋以夫妻的名义,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风风光光地租赁了两幢豪华的3层楼洋房,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将底层布置成客厅,二楼几间房间布置成主人的居住房间与工作室,三楼为西洋式卧室,并装有一门电话。三楼卧室是专门为吴照高和伊萨设置的,漂亮的德裔女郎伊萨(德共党员)就是他的实际妻子,因此除伊萨与吴照高两人以外,其他人不经允许,是不准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