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王朔现象研究 文学院08汉语言 刘芸
王朔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涉猎文学创作，影视创作和文艺批评，在20世纪末的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现象被称为王朔现象。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
一、关于顽主
王朔对于当代文学的一大独特贡献在于他成功塑造了一批顽主的形象。顽主，迷失在变革大潮中的反叛青年。这一类人既非知识分子，也非学生；既非英雄人物，也非乡下百姓。他们出生在建国的初期，成长在时期，成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着特殊的身份——北京大院子弟。特殊的生存环境、特殊的身份使他们有着先天的优越性，然而改革的大潮将这一切都粉碎，他们成了一没人关心、没有职业、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对于顽主这一人物形象目前大都围绕
以下两点进行研究：对顽主形象的深层内涵及角定位的研究；对顽主形象的文学史意义的研究。
1、对顽主形象的具体内涵及角定位的研究。徐峰《边缘人物抗争——评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 认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典型的被时代边缘化的人，而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痞子气”只是一种肤浅的外化表现。他们的典型特征是个人理想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而丧失了原有的理想并且无法到新的理想来支撑原本已经形成了的观念形态。周文超、李古强《浅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 也表达出了相似的看法，只是转变了一种表达的方式，认为顽主是被生活甩出轨道的“局外人”、“多余人”形象，是“失落的一代”，是生活中“被遗忘的角落”。此外，周文超、陈正平《试论王朔笔下的“顽主”独特的生活方式》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而李建平《“痞性”与“纯情”——浅谈王朔作品中的顽主形象》则对人物形象做出了另一种诠释：认为顽主是痞性与纯情的结合。作者承认了顽主身上的痞子气，但也不可否认这些顽主们的纯情的一面。并且把顽主分为四类：末路英雄、戏耍者、江湖骗子、小混混。认为这种痞性与纯情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代表着一种市民精神和民众精神。黄亮翔《王朔构筑的王朔老婆沈旭佳照片
顽主世界》、姚晓雷《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比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2、顽主形象的文学史意义。一种观点认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有着一定的思想文化启蒙意义。有人认为顽主的这些反常规的行为刺激了全社会对道德回归的呼吁，启迪着人们建立新的道德秩序的思考。而郭建敏《论王朔的小说创作及其笔下的“顽主”形象》认为顽主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个独特的文学形象，王朔对顽主形象的确立、完善、深入地开掘对于展现一代青年人的困惑、迷茫与躁动不安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庄晓丰《20世纪80年代“大院子弟形象的嬗变”》则将顽主纳入到“大院子弟”形象嬗变之中来观照，认为大院子弟经历着由受害者到回归者再到改革者最后到顽主的转变，而顽主是这一系列转变的最后一环。宋毅《生存的困境与无力的突围——论王朔小说中的顽主系列形象》则认为顽主的独特意义体现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也即其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主要体现在通过顽主形象的刻画表达出对人生意识和生命本质的探索。
王朔描所写的生活和刻画的人物，多半是参照自己幻化而来，他们就是王朔，王朔就是他们，晕眩《皇城下的嘶喊》说王朔“潜意识里有着一种北京(北方)人所固有的躁动和不安，有
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的狂妄，有一种对京派以外的其他文化形态的排斥，还有着明显的义和团后遗症。”他笔下的人是无奈地缺少了过去，不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又对未来充满无知的人，他们孤独地游荡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变革中，想有所建树和获得，但是却意外的被遗落。在心理平衡被破坏后开始失衡，开始迷茫，开始愤怒。
二、关于调侃
调侃在王朔的作品中不仅仅是语言的运用——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还是他小说人物的主要特点——基本精神态度。王朔的许多小说以对话为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一口“痞子腔”，他们无视道德法规，藐视一切，嘲讽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这在当代作家的语言中无疑是极具个性的。对于王朔的语言研究者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对王朔调侃语言风格的研究；对王朔口语写作的研究。
1、对王朔调侃语言风格的研究。王一川教授在《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认为王朔语言调侃的风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小说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基本标志，并且认为调侃有着一定的美学功能也即以俗戏雅，何勋《“痞子腔”背后的审美趣味》也认为“审丑成为一种反美学和边缘美学，它是指把握丑的本质极其形态，在社会历
史中的演变，其中包括作为客观对象的审丑活动本身。”主要体现在说话人自己或听话人在俗人乱道中享受到言语的狂欢以及对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产生消解的力量，指出这种调侃式语言本身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是起着深刻影响的，并把它放到了社会历史的高度去观照，是一种历史语言的再现活动而非空洞的“耍嘴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预示了调侃这种以俗戏雅的美学功能的必然终结，并阐释了调侃艺术必然终结的原因：“当他本人在调侃式语言方面流于自我复制而少有创新时，这种语言的魅力也就容易消散了，这从根本上显露出中国90年代文化在基本价值建构上的缺乏。”一笑在《不讲道理的两个人》中也说“他不过把“”的言语套用在当前的生活中，再加上一些北京人的碎嘴而已。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反复领略了这种“”遗风，直到厌烦为止。……他可以拿出来卖的“”垃圾其实就这么多，一旦卖完了，就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我们可以看看他新的尝试，那部费了姥姥劲的《看上去很美》，就会发现没有“”名词卖弄的王朔是如此的贫乏。这本书的水平不比某些明星的传记更高，但我们看明星的传记最少能获得一些谈资，阅读王朔的开裆裤生涯只能闻到阵阵臭味。”朱旭晨在《评王朔小说的语言特征》中认为王朔是当代中国调侃艺术的创造者，并且指出这种调侃艺术也是体现着一定的人生态度的：对市民文化平民文化的选择以及对崇高和严肃文化的嘲弄。而张仁竞《论王朔小说的调侃艺术》则着重对王朔调侃语言风格进行了系统
的阐述。作者认为王朔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调侃，认为它是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叙述风格。老愚《一只彩斑斓的毒蜘蛛》说“痞子语言自古有之，但王朔把痞子语言合法化，把痞子意识神圣化，在汉语屡遭强暴的躯体上，又狠狠下了一手，我们多了个王朔，汉语多了些不幸。”作者对调侃的分类和具体的风格内涵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同时也指出调侃这种语言风格的局限性和短命性。
2、对王朔口语写作的研究。吕晓英《王朔的独特贡献》认为王朔对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独特贡献就是运用口语写作，成功拓展了新时期小说的语言技巧。王朔成功的运用了北京方言善于侃大山的特性将其引入文学创作当中，使得语言变得鲜活、生动、活泼和富有生活气息。并认为王朔的口语写作在相当的范围之内影响了大批青年人的行为及语言方式。著名学者作家王蒙在《躲避崇高》中也表示出王朔的语言鲜活上口是真正的口语写作。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更是对王朔的口语写作和良好的语感称赞有加：“王朔，我得说王朔是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生在民间的，真正的中国民间的语言，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与上述研究者持相似观点的主要还有以下几篇，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论述，现列举如下：贾文钰《如何阅读与评价王朔作
品》、李瑞睿《“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浅析王朔小说的语言特》、潘雅琴《语言的艺术——论王朔小说的语言特》。
而刘晓英《王朔小说的思想内容及其语言特》认为王朔这种口语写作不仅为他笔下的人物建构了一套语言系统，而且通过对语言的改造从而达到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与亵渎；而且王朔把这种口语写作与小说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小说的肌理，不再仅仅是作为形式而存在，认为王朔是语言探索上当之无愧的“先锋”。为然《喝彩未必两种人》则认为“王朔独具特的语言，可以说它机智、幽默、大众化、平民化，也可以说它是痞子话、下流话、无聊话，不管怎么说，这种语言有一定吸引力，尤其在咱们这个充满着虚假正经的官腔话国家中，更显得新鲜可爱。...但如果幽默到了耍贫嘴、到了如排泄物的程度，只能让人生厌。...王朔小说里有很多幽默话看似很幽默、深刻，可是与情节风马牛不相及，小题大做，故作玄妙，似乎让人觉得王朔已无计可施，好容易憋出几句俏皮话，想方设法要塞给你，以推销他的破烂。”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王朔的小说语言确实吸引我们这一代人。
三、关于市场
彭志恒在《风沙只能在荒野上生威》中说道“商业意义上的畅销说明不了什么。它只说明当代
中国文化的荒凉。王朔成了漫漫的风沙，只因大地荒凉而已。”不论众人如何批评，依然改变不了王朔小说热销的现状，我们可以说这是大众的好奇心作怪，越不让看的人们越要看，越批得体无完肤的人们越追捧。老《我媚俗 怎么了》感叹到“我们终究会很深地理解王朔的，就像我们一直幻想着世界上应该有王朔这么个人一样，文坛也应该有这么一匹荒原狼！正因为喜欢他的人和厌恶他的人几乎一一对应，所以我仍然须严肃地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朔是个浑水摸鱼的弄潮儿。……将王朔杂七杂八作品列出一二三ABC，在当代文学史上申请一个显赫位置恐怕难以遂愿。要评奖，顶多评个“三T”文学奖单项奖，发个咸菜菜坛子做奖杯。替人解闷嘛。浑水摸鱼创收入，直钩垂钓载青史。”姜广平在《这一朵美丽的花》中也说“一种花木，总有其生长的土壤。王朔，这一朵“美妙绝伦”的，生长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沙漠中，茂盛于中国人喜欢燥热、难耐寂寞的可怜的英雄意识中。”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出现“王朔现象”的原因了。王朔作品的流行，标志着国民智商的普遍提高，也是中国当代文化迈上新台阶的吉兆。马青在《粗鄙人生》里说“文学的浪漫时代毕竟过去了。轰轰烈烈的题材不一定就能够让我们振奋不已，描述一种美好的感情也不一定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如今文学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正是如何才能够更真实，真实一如生活的本身。这就需要一种还原的工作，以排斥种种附加的意义，从而使生活恢复本来的面目，使文学恢复本来的面
目。...王朔小说把生活还原了，还原到平庸而粗鄙的本来面目。生活本来具备什么，不具备什么，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针对文艺界的批评，王朔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批你的，爷的书照样火！不仅玩文学，还玩电影，剧本，一样不落。王朔就这样以一个铁腕大玩家的形象一路走来，边走边玩，但王朔并没有给人一种倚门卖笑的感觉，关键在于取悦全国人民的同时，还有另一条平行且粗大的线索：玩深沉。深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玩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好的，王朔的观众之所以叫好声不断，就因为他要笑时能随时提气，要深沉时能抓住你的心肝打千斤坠，让你连心都跳不动。“王朔小说受青年人的欢迎，主要归因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阶层青年人的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情绪所用的特殊语言方式。”
1988年，根据王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轮回》、《大喘气》同时被搬上荧幕，这一年，称为“王朔年”。从此之后，到05年，几乎王朔的作品都被拍了个遍，这让他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电影的风云人物。张颐武说“王朔其实是一个常在边缘的人物，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他不可思议地在文化上变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其实是最早总计划经济的秩序中游离出来的，他用独特的“顽主”小说写出了从那个秩序里脱离的第一批人的生活并展示了他们的独特吸引力，用小说和电视剧的市场运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文化的可能性和内在的活力。他在计划经济
的边缘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所带来的其实就是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一套文化。”
在2007年，王朔带着他的新作《我的千岁寒》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我相信，王朔不会到此为止，未来或许还有许多的新作问世，不管他们好与不好，王朔这个名字注定是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让人不能忽视的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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