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疾病死亡是生命的派生物，它不只是一种生理变故，还折射出历史社会的诸多因素，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与道德寓意。因此疾病也成为文学、电影作品的主要母题而被创作者用来参与叙事或者表达某种社会文化症候。张艺谋三部以为时代背景的电影《活着》、《山楂树之恋》、《归来》中疾病死亡都是其影像的表现重点，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张艺谋在这三部影片中对疾病死亡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变化之因来看其创作主体倾向的变化。
关键词：张艺谋；疾病隐喻；创作倾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3-0132-01
目前，对疾病隐喻研究作出最大贡献者是苏珊·桑塔格。她的《疾病的隐喻》认为，“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①，可见疾病本身成了一种复杂的隐喻，疾病不只是身体机能的紊
乱，更多的是社会政治文化症候的某种镜像反映，即“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②。
一、疾病叙述
1.《活着》——疾病偶然宿命意识的淡化与时代政治批判的增强。在《活着》中张艺谋削弱了余华小说的哲学内涵增强了电影的政治意味。一是把人物悲惨命运的原因由小说中的宿命改成了时代因素，政治批判之意不言自明。小说中凤霞因为高烧而致哑最后难产，电影却改为占领医院，医生被送到“牛棚”而导致的悲剧； 二是强化政治背景。小说中的时代政治背景比较模糊，但电影明确标示“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等字幕。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几个年代绝不只是时间概念，而是有其特殊的政治标识与历史指代。三是强化政治反讽。电影《活着》没能公映，与这些出格不无关系。
2.《山楂树之恋》——疾病不可逆转之下的清纯爱情。《山楂树之恋》故事的高潮和最动人的地方应该是主人公老三的白血病。纯真爱情面对生离死别时所释放出来的悲剧力量，也使得作品的“纯爱”主题得到高扬和升华。爱情和死亡作为生命意识的两个极端，一旦交织
碰撞一起必然会迸发出炫目的火花，营造出浓重的悲剧彩，而且两人之间的爱情被看作是“史上最干净的爱情”。
3.《归来》——心因性失忆的疗救困境。《归来》使用了一个重大的疾病隐喻，通过主角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症来叙述，毋庸置疑那段历史的伤痕至今还在撕扯我们。我们该如何愈合历史的伤痕，获得思考未来的启发？张艺谋的尝试或能有所裨益，电影对小说《陆犯焉识》删繁就简，把在末三十页才出现的病症做了大幅扩充，使之成为电影故事的内核，并围绕它做了大量留白。在《归来》平淡的故事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张力，用失忆症的隐喻把个人、家庭与时代社会都串接起来。
二、叙述姿态的流变——精英姿态的退却与归来
1.精英姿态的退却——从批判性的精英姿态到纯真心灵抚慰的投合。由《活着》到《山楂树之恋》，同样是叙事，张艺谋却由精英式的批判转向对人性的赞美，虽然《山楂树之恋》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末期，但是讲述故事的语境却被推移到三十年后的“后革命”的消费主义时代。张艺谋后期投拍商业片与影视市场化是密不可分的，有学者指出：“张艺谋神话的终结，表明80年代精英文化意义上的启蒙与个性已移位为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商业
神话，揭示了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的必然性。”③张艺谋在《山楂树之恋》中的“”叙事带有明显的商业彩，精英主义立场退却，开始向民间大众倒退。《山楂树之恋》中有的只是当代对纯美爱情的期待，精神探索与历史承担已弥散在主流政治体系与商业逻辑中。
2.精英姿态的归来。《归来》褪去浮华，它没有让形式侵占内容，而是返璞归真地讲述“归来”的故事，把大时代的悲苦注入小人物的凝眸。这种质朴的白描手法，以类似于《秋菊打官司》的写实方式回到故事本身的平淡作风，是张艺谋回归纯粹艺术的一种展示，这应该也是《归来》标题中所包含的一种题中之义。《归来》有意远离以前那种工笔重彩般的电影风格，“绘就”了一幅少了浮躁的写意水墨，确实称得上是张艺谋商业片之后的“演员任程伟归来”之作，回归安静、纯粹的创作心态与创作环境。
三、结语
隐喻是比喻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大影响了文学影视的叙事。即便是同一创作者其创作姿态也会随着社会及自身沉淀而转变，张艺谋在这三部影片中对疾病隐喻的不同处理方式正是其创作姿态流变的变现，从精英式的批判到商业性的投合再到自身归来的尝试。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代表，他本人也许能成为一个电影时代的隐喻与象征，但基于多种因素影响归来
并非易事就让我们在宽容中期待他与中国电影的真正“归来”。
注释：
①苏珊·桑塔格（美），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②E.M.温德尔（德），刁文俊（译）.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北京：三联书店，1995：476.
③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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