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隐
庐隐与福州（无） 1
文学评价 1
黄淑仪生平简介 4
庐隐作品 12
庐隐与福州（无）
庐隐是福州人
文学评价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
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
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
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
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暗箭作四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生平简介
庐隐(1898．5．4～1934．5．13)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于福建闽侯。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
童年时期： 庐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悒悒终日，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
父亲乘船赴任，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受了损伤的幼小心灵，并不懂这是要随父亲去享荣华富贵，只是终日望着海水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六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一毫无援助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就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那间房子，除了书桌和椅子，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对于读书，她没有一点趣味。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相亲相爱。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而她的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中飞翔……这种非人的摆布，
使她麻木了；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于是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学校的楼舍壮丽、冷森，在她的感情上罩了一层空虚的感觉，但学校里那片大草坪，那碧绿青翠的颜，各盛开的花儿，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位当校长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女人，在她入校时对姨母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每个字都像一块恐怖的石头投进了她那小小的心海，溅起了悲苦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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