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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AESTHETICS
影视美学
自20世纪起，中国的电影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城镇的真实记录与想象性叙事，《小城之春》（费穆，1948）、《林家铺子》（水华，1959）、《早春二月》（谢铁骊，1964）、《芙蓉镇》（谢晋，1986）、《巫山云雨》（章明，1996）、《小武》（贾樟柯，1998）、《站台》（贾樟柯，2000）、《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孔雀》（顾长卫，2005）、《寻》（陆川，2002）等，都在讲述小城镇里的人与事。小城镇的影像建构，是对古老的社会记忆和个人的生命历程的记录。不管是在秀丽的江南小城，还是在肃穆的北方小镇，蕴藏在镜头背后的都是特殊时代社会文化的症候与隐秘的个人情感。
一、封闭性：批判空间
小城镇电影的镜头多指向封闭性的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站台》《小城之春》的“城墙”意象，与《三峡好人》《巫山云雨》中云雾、山峦合力建构了一个个封闭的、晦暗的小城空间，如同鲁迅笔下的“铁屋子”，给城内人和城外人带来的只有生存的逼仄感。鲁迅认为，那些封建礼教伦理如同铜墙铁壁，窒息着国人的生存，他通过“铁屋子”来表征国民的生存困境与民族的精神痼疾。同样，小城镇电影也在封闭的空间形态中，通过情与理，新与旧的抵牾来审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思想，隐喻民族精神的困境。
《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恰似一个黑暗的“铁屋子”，里面的人大都是浑浑噩噩的“昏睡者”，萧涧秋则是少数的较为清醒的人。萧涧秋为摆脱革命退潮的苦闷，本意寻一个“世外桃源”，却无意做了一个打破“铁屋子”的外来的“闯入者”。他与孩子们一起打篮球的行为被同事视为不成体统，他帮助文嫂一家的善举被小镇的人视为不洁，他被乡绅陷害，被镇上人孤立，与整个芙蓉镇显得格格不入。即使承受着被排挤与被诬陷的痛苦，但是他带来的《新青年》文学杂志与人道主义理想却在时刻敲打着芙蓉镇这个“铁屋子”。在芙蓉镇这个看似生活静美实则质朴不再的小城空间中，自私自利的人际关系与虚伪的伦理观内化在人们内心成为精神的铜墙铁壁，而萧涧秋如同一个
启蒙者尝试撕开一个裂缝。创作者通过萧涧秋的视角，将一个闭塞的地理空间当作一个具有批判意义的文化空间，怒骂愚昧无知的村民，鞭挞宗法制社会中坚不可摧的封建观念。《小城之春》聚焦于一座破败的江南小城，城墙在战火的摧残下早已成为断壁残垣，对于身处小镇的人来说，外在约束是不存在的，真正阻碍戴礼言一家寻求新生活的是传统知识分子自觉维护的道德习俗。本没有爱情的夫妇俩被责任与家庭伦理捆绑在一起，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精神的“铁屋子”，即使是外部的力量（章志忱的到来）也无力打破这间“铁屋子”。外界的战争已经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物质载体，却没有激发人们打破传统道德秩序的勇气，
【作者简介】  齐　欢，女，山西太原人，山西传媒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戏剧影视美术、服装设计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西传媒学院青年基金项目“现当代舞台美术设计空间视觉呈现特点研究”（编号：2020011）阶段性成果。
齐　欢
封闭性、诗意化、时代性：
中国小城镇电影的空间美学建构
2021
旧一代知识分子仍然被围困在道德伦理的城墙中。影片的镜头基本定位在萧瑟的城墙与破败的庭院之中，街道、商店，人等小城意象都是缺席的，这种空间环境的设置主要适用于抽象化的话语表达，创作者试图通过颓败的城墙意象与形式化的小城空间向“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规范发出质疑，呼唤理想的人性状态。
小城空间里的主体是人，除了那被封建伦理包裹得密不透风的小城，身在小城中的“看客”也是创作者竭力批判的对象。“看客”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形象，那些无名的旁观者与喝彩者，投射出麻木的社会众生相，而“看客”的精神内核也体现在小城镇电影的叙事之中。《巫山云雨》中麦强与陈青发生关系的事情并无异常之处，却被传为小城的风流韵事；《早春二月》中芙蓉镇人对革命烈士家属
文嫂的冷嘲热讽，让萧涧秋的“世外桃源”梦轰然倒塌。《芙蓉镇》中胡玉音曾遭受迫害，镇上人都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这些“看客”擅长对人的苦难进行居高临下的鉴赏与咀嚼，以背离真相的流言蜚语中伤善良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麻木，折射的是信仰的缺乏与精神的缺陷。在芙蓉镇（《早春二月》）里，以钱正兴和方谋为代表的乡绅和文嫂的左邻右舍就是鲁迅先生怒斥的“看客”。他们长期拘囿于自私冷漠的小镇环境中，对文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漠然视之，当萧涧秋以满腔的热忱为孤儿寡母送来帮助，这些看客却以虚伪的伦理道德来指责善意的行为，当文嫂因舆论压力自杀后却称赞她为“节妇”，在芙蓉镇这个“世外桃源”的大街上，皆是油滑的卫道士。
小城空间中有着许多传统文化印记，它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代代相传的小城居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小城镇电影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与对处于新旧冲突中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一直贯穿影片始终。创作者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展示着真实环境下的社会景观，或以抽象化的空间形态来隐喻附着在中国文化肌体中的“肿瘤”，以批判性的视野反思传统文化的症候、麻木的“看客”心态与畸形的社会关系，批判之中寄寓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家园的期盼，如同《早春二月》中陶岚出走的结局设定，暗示了下一代青年冲破传统文化禁锢的可能性。
二、诗意化：怀旧空间
小城镇电影中的叙事空间多是创作者们曾经生
活过的地方，镜头语言表达的也是现代人对过去的依
赖与追思。《早春二月》《三峡好人》《巫山云雨》《芙
蓉镇》这一系列影片将实际存在的小城镇转化为具有
隐喻功能的象征体，对南北方小城镇的写实描绘让整
个影片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江南的小桥流水，湘西
小镇的秀美风流，北方小镇的宁静质朴，创造了一个
个韵味隽永的诗意空间，“废墟”的主题表达又给整
个影片增添了一份感伤的气息与恋旧的情怀。
《小城之春》《三峡好人》《巫山云雨》这三部
影片所表现的一座城市的衰败与消亡，都隐隐指向
了“废墟”的主题，由此呈现出一种感伤与颓废的气
息。《小城之春》深得淡墨山水画的韵味，轻描淡写之
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戴礼言每日坐在废墟中追忆往
日的富贵繁华，周玉纹在废墟中独立品味那苦涩的隐
秘情感。战争之后，映入眼帘的只剩下残存的砖块、
坍塌的城墙与怀着小心思的男男女女，这种象征式的
写意，勾勒了一个个颓败没落的空间形态。当周玉纹
和章志忱约会后走在林阴小道上，靠近又分开的重复
动作透露出爱而不能的悲伤与无奈，远远的镜头投
射出世事无常的悲哀。20世纪90年代，因工程建设，
奉节老县城即将被夷为平地（《三峡好人》），美丽的
巫山小镇也将永远沉没于水底（《巫山云雨》）。“在
这些拆迁废墟中，主体永远处于缺失状态。废墟主人
的缺席，时间的被悬置，使一切似乎都成了一个被抽
空的躯壳，留下的只是一座颓败的‘废墟’化了的空
城。”[1]人生的虚无感、异地谋生的漂泊感与人的生
存无意义互为指证，那些杂乱的小巷，破败的旅馆，
锈迹斑驳的邮轮，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人们情感的凝
聚地。影片着力阐述的是现代性下城市文化的变迁，
人与现实的矛盾。《三峡好人》《巫山云雨》这些影片
借助即将消失的小城空间，以怀旧的心态与伤感的情
绪诉说了时代发展下人的物质困境与精神迷茫。如同
《三峡好人》里的韩三明离别时对奉节老县城的久久
的凝视，那一种难以割裂的留恋之情正是创作者的内
心写照。
《巫山云雨》与《三峡好人》中那云烟雾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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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AESTHETICS影视美学然景观，不仅是地域特，更是社会心理的暗示。在
谈到《巫山云雨》时，导演章明认为“最常态的人物，
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甚至
最老套的故事，但它却要表现主人公有他们的不凡与
动人之处”。[2]平凡人的生活并不缺乏诗意，小城中传
统的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是美好的，警察吴刚在工作
之余到路边金铺打结婚戒指，在派出所为麦强剪头发
（《巫山云雨》），崔明亮一行人在流行音乐的节拍下
放纵狂欢（《站台》），秦书田与胡玉音被罚扫大街，却
在青石板上抱着扫帚跳起了华尔兹（《芙蓉镇》），这
些富有人情味的人与事正是让人动容的旧城市景观，
然而时代变迁打破了这种静谧美好的空间秩序，创作
者通过影视媒介缅怀故人与往事。如同《三峡好人》
的导演贾樟柯所说，“往往总有人忽略世俗生活，轻视
日常经验，而在历史的向度上操作一种传奇。这两者
都是我敬而远之的东西，我想讲述深埋在过往时间中
的感受，那些寄挂着莫名冲动而又无处可去的个人体
验。”[3]小城镇电影聚焦的是历史进步背面的景象，呈
现的是人面对物去人非产生的无以名状的生命感受。
时代在前进，但人的脚步却被现实所牵绊，那些难以
割舍的恋旧情怀，与小城镇萧瑟肃穆的自然景观共同
建构了一种沉郁悲凉的传统意境。
三、时代性：突围空间
小城镇介于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乡村文明之间的一种空间类型，小城镇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空
间，尤其是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小城镇始终处于流动
的状态。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战
争，20世纪40年代战争的胜利，20世纪70到80年代社
会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的工程建设，这些重大的历
史事件始终影响着小城里的青年男女，使小城空间在
人物的叛逆动作中产生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步入正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
明的碰撞与冲突不可避免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
落，小城镇那种凝滞的、缓慢的生活方式已经不适用
于新时代了。在一种新旧交杂的社会情境中，无力适
应的人被放置在迷惘与绝望之中，而一些人仍然拥抱
着挣破小城束缚的希望。《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陶岚，《站台》中的钟萍，《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孔雀》里的，《三峡好人》里的沈红，这些人物即使在众人皆醉的小城里，仍然保持着清醒的主体意识，他们踟蹰独行在小城中，抗拒着小镇生活的闭塞与压抑，他们在被社会空间边缘化的同时也在试图建构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是孤独的，在他们的身上，活跃着生命的律动。
《林家铺子》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杂货店店主林老板一家在外敌入侵、内地工商剥削的背景下如何破产的故事。上海被占领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入人心惶惶的小镇，冲击着这个本不安稳的小镇空间。即使镜头始终固定在林老板的铺子里，但是外界的消息却传达了小城以外
的生活世界。《早春二月》萧涧秋收到好友寄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于沉闷的小镇来说是一个外来的新事物，代表了一种新的理想与生活方式。这本杂志给予了萧涧秋即使面对流言也绝不退缩的勇气与出走参加革命的信念。萧涧秋与陶岚的离去，是走出传统文化的困境，寻掀开“铁屋子”、唤醒民族精神的希望，让中国社会在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中实现自我拯救。《站台》里时髦的喇叭裤，张军寄回的广州的明信片，街道旁的“温州发廊”，邓丽君的流行唱片，这些都市的新奇事物象征着新的文化形态，与汾阳小镇里贫乏的文化生活形成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叙事。陌生的新事物不断涌进沉闷的小城，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日常生活层面都给当地的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电影的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变化，尤其是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小人物的命运走向。他们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之中，但是他们又不缺乏实现突围的渴望与激情，他们在压抑的社会空间中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走出小城的决心与勇气，即使这勇气并不足以打破小城的沉闷。
《站台》里多次出现了“火车”这一意象，火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代表了崔明亮一行人对外界的渴望与想象。汾阳小城里没有火车，所以他们只能模仿电影里的火车叫声，只能在铁轨上远望着离去的火车欢呼。年轻一代的激情与梦想被围困在这生活无聊、文化贫乏的小城空间之中，于是他们试图在匮乏之中创造丰盈，在贫乏的生活中创造一种富有激情的形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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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穿着喇叭裤，观看印度影片，学西班牙舞蹈，在破败的铁匠作坊中伴随着《成吉思汗》的音乐跳迪斯科，在封闭的空间中狂欢，放纵理想的激情。《孔雀》这部电影中，在河南古城安阳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们面无表情，在日复一日的庸常工作中消磨时光。张静初饰演的却不甘平庸，她离开托儿所和制药厂刷瓶子的工作，在世俗的异样眼光中大胆地追求梦想，奋力实现现实秩序的突围，即使最终未能如愿，但结尾孔雀开屏的视觉画面暗示着即使在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人的理想也有实现的可能。有学者指出，游离在街道或公共场所的身体具有转变空间的能力，使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在短时间内转变成一个政治空间或社会文化空间。“空间的建构并不单单由地理位置、都市建筑和其他物理条件来决定，身体的集聚和展演，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威力，同样也可以对空间的建构与维护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作用。”[4]梦想当伞兵的张静初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人流中，车的后座绑着巨大的降落伞，她展开双臂欢乐地狂奔在人行街道上，在行人异样的眼光中以“越轨”的身体行为打破了小城死气沉沉的状态，将单纯的小城街道转变成一个反叛既有文化习俗的舞台，她以身体的活力向亘古不变的小城提出了挑战。
结语
作为一个“想象的空间”，小城镇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空间形态，具有主体性的地位。近年来的小城镇电影携带的历史信息愈加丰富，它负载着不同时期的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倾诉着各个时期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以小城镇为叙事空间，民族的历史与个人化的历史互为佐证，共同彰显着对社会转型时期普通平民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怀。
张静初的电影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