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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第05期
访谈整理者按 高从堦，1942年11月出生于山东即墨，海洋化学学家，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海水淡化和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1965年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化学系，1967—1969年参加全国海水淡化会战，1982—1984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作访问学者，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从堦是我国膜分离领域的首位院士，也是海水淡化领域唯一的院士，他的科研经历始于20世纪60年代，他几乎完整地参与和见证了我国膜法海水淡化技术的发展过程。
一般而言，对于技术演进的思考可以从技术、社会和人三个维度进行考量，三者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了技术演进的图景。而人作为技术与社会相互型塑的纽带，又是技术思考的核心。高从堦的学术成长之路对于研究我国膜法海水淡化技术的演进历程具有独特的意义。2015年12月—2018年12月，笔者从事海水淡化科技管理工作期间，数次对高从堦院士进行信件交流和
访谈，试图通过探索他的成长背景、工作经历、学术成就及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膜法海水淡化技术的发展。
受访人： 高从堦
访谈人： 温菲
访谈时间： 2018 年11 月3日，书面交流; 第一次访谈： 2018年12月11日，天津;第二次访谈： 2018年12月12日，天津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向海而生，考入海洋学院
温菲（以下简称“温”）：高院士，您在海边出生长大、在海洋大学学习，又一直从事海水淡化工作。可以说，您和海洋打了一辈子交道。我想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高从堦（以下简称“高”）：好的。我是1942年11月出生，家乡在山东省即墨县西元庄，位于胶东半岛上。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里还开过一个小卖铺。我记得小时候农村孩子很少可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我的却说，“你在家里干啥，上学去吧”！就这样，1948年秋天，把我送进旧小学，那时候我还不到6周岁。
1949年5月，即墨解放，我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我的年龄比班级里其他同学要小一些，不过成绩还不错、兴趣也挺多，小学四年级，我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后期，记得我们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除了努力学习，还要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捕鼠杀虫，反对细菌战、反对战争、热爱和平。
1954年秋天，我们村有两位上线生，我和另一位同学进入即墨二中。初中二年级，我成为少先队大队委员，提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推荐参加青岛少年夏令营。在那次夏令营中，我学会了在大海中游泳，学习了海洋知识、舰船模型制作和绘画等。之前我对大海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那次夏令营让我第一次对神奇广袤的海洋充满了各种想象。
温：那时候，您有想过以后学习海洋专业或者从事海洋工作吗？
高：当时在“开发矿业”的号召下，无数热血青年都把“为祖国寻宝藏”作为人生的理想。那时极为流行一首《勘探队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再加上我们班主任是教地理的，讲课讲得特别好，我就想着以后要做一位地质勘探队员。不过，地质勘探队员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所以，我就在体育锻炼方面下功夫，坚持長跑、游泳、打乒乓球。
温：后来，您又为何选择海洋大学学习化学专业？
高：1957年，我考入青岛市第九中学。课堂上，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师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担任化学课程的刘宗锷老师，他饶有趣味地讲述化学的妙处、讲述生活中处处充满化学的鲜活案例，以及那些有趣的科学实验，让我觉得化学特别有意思，就想以后我要去北京化工学院学化学。有了这个念头，学习热情就高涨起来。当时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有3公里远，每天就提早起床步行上学。到了高中三年级，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吃饭吃不饱、学习环境差，但是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学习热情。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最开始我填报的是北京化工学院化学专业。当时我是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部书记看到我的志愿后，劝说我报考青岛当地的高校。那个年代高考还要政治
审查，由于我的父亲开过一个小卖铺，家庭成分就被划定为中农。团支部书记担心北京的高校会因为家庭成分而不录取我。我就想起初中参加夏令营的那段经历，想到大海的神奇，觉得报考山东海洋学院化学系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二 邂逅恩师，了解海水淡化
温：您进入大学时，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情况怎么样？
高：我是1960年上大学的，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尚未结束，物资奇缺，吃饭都要凭票供给。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很高。对于我们这些目睹过战争、饥饿和苦难的同学们，一心想的是建设祖国、为祖国奉献一生，所以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除了学习各种课程，还要进行抗灾斗争。有一次，我们到青岛郊区的棘洪滩村安营扎寨、打井垦荒，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歌，大概意思是“师生抗灾棘洪滩，犁地播种挥热汗，饥渴劳累全等闲，金秋丰登尽笑颜”，准备在业余时间为大家朗诵。谁知领队杨靖先教授无意中看到了，一定要亲自朗诵，鼓舞大家的斗志。除了救灾，我们还到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为烧伤病人义务献血。可以说， “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合格大学生”就是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温：您是如何接触到海水淡化的？
高：大学期间，时任化学系系主任的闵学颐①教授，当时正在开展海水淡化反渗透膜的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朱秀昌②研究员研制出我国第一张离子交换膜[1]，参与研制工作的海军166部队石松③副研究员，后来曾就海水淡化的研究进展与闵教授进行过交流。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洛布（Sidney Loeb）和索里拉金（Srinivasa Sourirajan）使用醋酸纤维素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张可实用的反渗透膜，脱盐率可以达到98%以上。闵教授迅速意识到膜技术是海水淡化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海洋化学发展的新动向，并开始着力培养海洋化学的前沿性人才。就这样，我和一些同学开始了解膜法海水淡化技术研究。闵教授治学严谨、追求完美，对学业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对我影响很大。
温：还有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高：我还记得一位英文老师。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 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所以当时学校多教授俄文而不是英文。大学五年级①时，山东海洋学院特别有远见地让部分俄文成绩优异的学生选修英文。也就是那时候，我才有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近一年的英语。虽然那位英文老师曾被划为右派，但他的教学水平却特别高。也正是在这位右派老
师的引导下，我们很快入门了，后来又通过自学等方式掌握了英语这门语言，为后期从事科研奠定了必要的语言基础。
三 淡化会战，事业与水结缘
李民基 温：毕业后，您就开始从事海水淡化研究吗？
高：当时毕业之后都是国家统一分配，“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一所”）海洋化学研究室。当时，海洋化学主要研究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海水综合利用、海洋防腐蚀等方面的技术，特别是海水淡化，国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军队也需要这个技术。正好我大学期间接受过相关科研训练，就主要从事海水淡化研究。
温：当时政治运动比较频繁，对工作有什么影响？
高：刚参加工作时，研究还没有正式起步，所里就派我到青岛棘洪滩参加了近一年的农村“四清运动”。等我回到所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就有些迷茫了，更加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最为尊敬的闵学颐教授、当时国内有名的反渗透不对称膜研究技术专家自杀，让我
受到极大的触痛！如果不是受到闵教授的影响，我都不一定会选择海水淡化作为研究方向。我是又难过又无助，我都不敢想象海水淡化研究是不是也要停滞不前了。但在当时，除了掩饰住内心的悲痛，我明白只有潜心科研、做好海水淡化，才是对闵教授最好的告慰。
由于国家和军队的需求，1967年8月，国家科委委托国家海洋局组织的全国海水淡化会战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当时的场景，大概和我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两弹一星”等那个时期仅有的几项科学实验差不多。全国多系统、多专业，包括水处理和分析化学、材料化学、流体力学等各个学科的科研人员被组织了起来，海水淡化会战在北京、青岛和上海同时展开。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机械工业部和部分高校等20余家单位的技术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在朱秀昌研究员和石松副研究员等的指导下，投入到了海水淡化的科研工作之中。
温：您是如何被选中参加全国海水淡化会战的？
高：一所作为国家海洋局的研究机构，其主体就是服务国家海洋局，提供国家所需的科技支撑。再加上该所就是从海军来，具有军人的红基因，国家和军队需要海水淡化，所里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派出技术骨干参与这项工作。然而，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所里那些教授、研究员成了“资产阶级专家”“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我才25岁，只是一名实习研究员。出
身中农，家庭成分不算很好但也不算太坏，多多少少还了解一些海水淡化，各方面表现还不错。所里就决定抽调我这样的一些人去参加会战。当接到通知时，我就想这是开展海水淡化研究的难得时机。作为一位科研人员，还有什么比从事研究、让技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更重要的事情？再加上当时的环境，能够从事科研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就欣然接受任务。
温：北京、青岛和上海等几个会战点是怎么分工的？
高：按照当时会战的任务分工，青岛和北京主要进行反渗透法的研究，上海主攻电渗析技术。青岛会战点设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北京会战点设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务是研制性能优异的反渗透膜，并制作小型的反渗透海水淡化样机，实现直接从海水制取淡水。上海会战点主要是研制和放大异相离子交换膜、整套电渗析装置（电极和隔板等）和针对性地解决除盐电渗析器在运行中的一些问题，以利于推广应用。
一开始我和同事们在青岛进行反渗透膜的研究与开发。我记得上大学时闵教授演示过反渗透海水淡化实验，可是这个膜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又该做成什么样？我们并没有太多经验。而且，从膜到样机，把海水变成淡水，要比演示实验复杂多了。这是一套全流程的技术研发工作，从前期资料的收集，到膜材料的选择、膜的制备配方和成膜工艺、膜性能的测试
和评价，再到膜尺寸的放大、设备的选择和加工，最终到小型样机的设计、加工、测试和现场运作，处处充满未知数。为了尽快完成会战任务，我们夜以继日地实验、实验再实验。除了每周六半天的整编教育学习，大家按照膜材料、膜配方、制膜工艺、测试评价等实验分工，一心扑在会战上。起初，我主要从事膜性能测试工作。随着理论知识的丰富和业务经验的积累，后来我又加入到反渗透膜的制备工作中。在专家指点和自身努力下，我们这些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会战的主力之一。当时北京会战点也在研究反渗透膜，有时候我们还要在青岛和北京两地奔波。由于有些同事已经成家，我还是单身，就提出自己可以在北京多待一段时间，有时一待就是一百来天。
温：那么反渗透膜是如何研制出来的？
高：之前闵教授进行过初步研究，但是对温度要求比较苛刻，需要在低温环境下。当时，大家从美国商务部出版局（PB）公开报告中，得知常温下使用甲酰胺作为添加剂可以制备醋酸纤维素膜，并用于海水淡化。但是，选用什么样的醋酸纤维素、选用什么样的溶剂，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做出来，不少细节都是保密的。我们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实验室里，从材料到配方、再到生产条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实验，研究逐步取得突破。1968年初，
我们研制出高性能的醋酸纤维不对称反渗透膜，脱盐率可以达到96%以上。这就首先实现了我国反渗透膜从无到有的目标，大家由衷地开心，看到希望了！国外有的，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把它做出来、把它变成现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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