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幼年时家境贫寒，13岁才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毕业后考入常州女子师范。
  在女师期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性格坚强，在学生中崭露头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当时，女师和男师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她被推为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部长，成为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 徐良的照片
  史良于1922年暑期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开始学政治，后改习法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她是一个积极参加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7年暑假，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倾向进步，一度被捕入狱，旋为蔡元培先生保释。其后，史良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们出版了一种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当时在上海的史良。事变以后，史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召开庆祝大会，史良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史良的演讲博得了众的掌声，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和嫉恨。
      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曾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同史良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华北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众沸腾起来。12月，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这时一向争取
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率先倡导筹备妇女救国组织。12月22日，史良与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在成立大会上，史良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她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妇女走出家庭，奋起救国。大会选举史良为妇女界救国会的理事。“妇救”的成立及其救国宣言的发表，不仅对当时上海学生的抗日游行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而且也对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
  在“妇救”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在各个专业救国会组织的基础上，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正式宣告成立，史良被选为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在上海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怒潮。1936年5月31日，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二十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宣言，选举宋庆龄、史良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和史良被推派到南京请愿。7月13日，史良等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向大会提出：停战、抗日和保障民权等要求。得到了各地救国会和新闻界的支持。史良等回上海后，开展了大规模爱国救亡宣传运动。为了支援绥远抗战，救国会组织了三百多个宣传队，两千余人，分别走上街头，开展援绥募捐活动，动员众数万人之多。上海的援绥运动又影响了南京、华北、华南、西北等地，成为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侮，由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同志出面，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