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早期作品《霸王别姬》策略性地从传统的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突围出来，以现代女性视角重新感受与书写历史，体现女性书写者对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消解与女性意识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在时代语境下赋予小说女主人公虞姬一定的女性自主意识。这一意识的萌芽与走向通过对虞姬心理与行为的描写，以及赋予黑夜与月亮意象深刻的内涵而表现出来，含蓄而清晰地发出了女性的声音。
关键词：张爱玲 霸王别姬 女性主义叙事学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1-0108-03
《霸王别姬》是张爱玲在17岁时写的一篇历史小说，于1937年发表在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国光》上，受到该校国文教师汪宏声的极力赞赏。尽管《霸王别姬》与张爱玲全盛时期的作品相比在语言与技巧上不够成熟，显得比较简单，但作为张爱玲唯一一篇历史小说，该篇涉
及20世纪女性主义历史叙事与女性文学研究问题，显露张爱玲在后期创作中由于娴熟的技巧而掩盖的女性意识，这篇小说成为张爱玲、其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张爱玲以“霸王别姬”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策略性地从传统的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突围出来，以现代女性视角重新感受与书写历史，体现女性书写者对同一段历史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消解与女性意识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小说的主人公虞姬不再是历史的失语者，而被赋予一定女性自主意识。本文将从张爱玲对“霸王别姬”主题的重构、《霸王别姬》中女性意识的萌芽与走向、黑夜与月亮意象的女性象征对文本中的女性主义历史叙事与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女性书写者对抗与重建的历史想象
在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男性是历史的言说者，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承载了男权文化的本质内容，形成一种男性逻辑中心的历史言说模式，女性总是处于无名或者缺席的地位，成为历史的失声体。对于一些在男性中心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女性，传统历史叙事或将其一笔带过，或将其视为“祸水”，服务于男权历史叙事在结构和过程上的形式连贯性。通过一系列隐喻手法和叙事策略，扼杀了女性在历史文本中的话语权。如《史记》中对于“霸王别姬”的叙述着重体现了项羽末路英雄的苍凉，虞姬仅仅是与名马“乌骓”一起陪衬项羽的道具，
对虞姬和歌时的情态也未作详细描写。在张爱玲以前，男权文化背景下创作者根据已有的历史文本对“垓下之围”作不同形式的引用或再次创作，譬如《楚汉春秋》记载的虞姬和歌：“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与同时代的京剧《霸王别姬》，皆处于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设置下，虞姬形象模糊而失声，依附并从属于项羽，她的自刎例来被看作对贞操的保护和对爱情的忠诚与牺牲。
张爱玲三岁能背诵唐诗，有深厚的国文与国史基础，又在当时盛行西方文化的国际化都市上海求学，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租界文化带来的启蒙主义等思想影响，较早接受了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新思想。东方传统的根基、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入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使当时尚在读中学的张爱玲对男权社会中女性位置的本质有了早熟与清醒的认识，为她消解“霸王别姬”原有的男性历史想象并构思具有女性主义与女性意识的《霸王别姬》奠定了基础。
历史文学文本是历史话语和当下语境的对话。五四以来的时代话语，凸现了个性、自由、尊严和解放女性等内涵。由于“霸王别姬”的历史处在久远的年代，原历史文本女性的缺席让作者拥有充足的想象与构思空间，张爱玲得以以细腻的女性心理与女性对同性独特的关
注眼光重新打量故事原型，通过选择性地呈现，即省略或回避可能的历史事实实现对历史事件的崭新叙述。张爱玲的《霸王别姬》是极具创新性的历史解读与想象，其惊人的写作才华与独特的女性意识初露锋芒。
开篇对项羽形象的描写即表现了与传统男性中心、男性英雄主义历史叙事的对抗性。在张爱玲的笔下，被围困于垓下的项羽的面貌有着“粗线条的面庞”“皮肤微黑”“坚毅的方下巴”“高傲的薄薄的嘴唇”，依旧具有传统观念下人们所希望的浓烈的英雄气概，但紧接着“跳出了只有孩子的天真的眼睛”卻在危急的战争间隙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从历史与后文虞姬担忧的话语可知，此战项羽一方的局势很不乐观，兵力比（至少是号称上的）达到一百倍之多。作为劣势方的将领要想反败为胜，他可以是为战争上的调配而深谋远虑的，或者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感到乐观自信的，却不应该是孩子般天真的。张爱玲笔下的项羽正是她描写的男性“种族”像中并不例外的一个：没有年龄、因而永远“年轻”的男人，运用对项羽天真性格的塑造，暗示了历史上项羽失败的一个原因，并以此降低在男性中心历史叙事中项羽的英雄地位。对项羽语言的直接描写也使得传统中项羽高大的英雄形象苍白无力——作者策略性地运用“两天半……虞姬，三天之后……”“据我估计”“我猜他们这两天不敢冲上来挑战了”等未经思考的只言片语与盲目乐观的猜测性话语进一步体现项羽面临人生最大困境时的慌乱与天真，
全然寄希望于可能的援兵与敌军可能的畏敌情绪此类无切实根据的空虚。他很快睡去，甚至将吩咐军曹与巡视军营的任务都授予了身旁的女性虞姬。
在这篇文本呈现的历史想象中，虞姬比项羽更具有忧患意识，形象理智而成熟。她登场时“正拭抹着佩剑上的血渍”，帮助项羽处理军务，表面看来是将女性形象塑造成具有英气的特征，向男权语境下亮丽突出的“花木兰”式形象靠近，但虞姬脑海浮现的只有女性才能切身体悟到对战争胜利后女性处境的思考，否定了张爱玲要塑造的具有女性意识的虞姬是“花木兰”式的人物。虞姬随项羽征战多年，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与男性中心历史叙事抹去了虞姬的声音，除垓下之围中虞姬和歌与自刎，对虞姬在战场或幕后的描写一片空白。实际上，虞姬有机会接触到项羽所经历的危机与佩剑、血渍等事物，作为将领恋人的女性同样承受着战场硝烟带来的苦难等负面因子，她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令她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忧虑。
文本中，作者一反历史中对温顺女性不会干预国事的传统印象，让虞姬成为项羽的得力助手，帮助项羽吩咐军曹与巡视军营，女性对战争积极的价值意义得以实现。她如母亲侍候孩子般，侍候项羽睡去后，开始在深夜“母亲的时间”里审视身处的环境，回忆过往的经历。文章不遗余力地花大篇幅对虞姬进行心理描写，采用意识流的手法，令虞姬在帐篷内外两个
不同的场景中思考自我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爱情中的位置、对战争胜利后的结果、对项羽死亡的想象，以及对于如此种种自身的感受，刻画出特殊情境下女性复杂细腻的内心体验，尤其是对自我“他者性”的痛苦认识，填补了传统男性中心历史叙事中对女性心理状态描写的空白，并构成“反讽”——男权历史中对名利的追逐（如“贵人”封号）是女性痛苦的来源，为男性中心战争付出努力的女性仍无法在胜利后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或是其他积极的改变，这与伍尔夫“女性无法共享民族的斗争提供给男性的光荣、利益以及‘男性’的成就感”的洞悉是一脉相承的。
月夜中虞姬女性意识的觉醒、衰退、再觉醒，为最后的高潮——自刎一幕层层铺垫，作者赋予虞姬的自杀行为具有女性意识新的阐释方式，即因为无论战争结局如何都无力摆脱自我的“他者性”而感到深切的痛苦，对于自我的“他者性”作出断然拒绝。这与男性中心的历史叙事对虞姬为爱牺牲、为守护贞操而死的理解形呈显著差异。以项羽为代表的男权心理控制下的男性最终听不懂“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是什么意思，只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明的大眼睛”，为美人之死感到沉痛而可笑地惋惜，作者再次以颇为戏谑的叙事声音表现了对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对抗。
二、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与走向
张爱玲在对人物虞姬的塑造中，倾注了源于创作者现代经验的女性意识。
对虞姬巡视军营时的意识流式心理描写最直接地刻画出虞姬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在夜深人静时分的自我思索中，她发觉自己感到冷与空虚缘于对项羽的依附心理，将项羽和她的关系比作太阳与月亮。作者运用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表现长期以来中国封建历史中女性之于男性的依附地位：女性为夫家的事务而生存，以丈夫与夫家的兴盛为目标，缺少属于自身的目标与光芒。从“正像每一次她离开了项王的感觉一样”“每逢他睡了……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可以看出这种感受是经常性的，对于自身依附性的认识与随之而来的痛苦一直困扰着虞姬。诚然，历史上项羽与虞姬的年代还未有这样的天文科学认知，“贵人”的封号东汉始设。张爱玲运用“事后”的眼光与现代经验进行阐述，这种失真而独特的比喻对掌握现代学识的现代人来说却更易理解，甚至贴切生動，作者为历史注入现代性与女性主义，为人物注入女性意识的主旨由之更加凸显。
虞姬在意识的引导下，回忆过去随项羽征战沙场的经历，在思考中发现面对自我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男性对此想法明确清晰，而女性则对此模糊不清，屈从于身边男性的目标而为之努力着。而更可怖的是，即使这份努力得到成功的结果，同样付出巨大的女性的地位并未
得到改变，女性的精神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甚至更加消沉。虞姬将得到“贵人”封号而被供奉于后宫的生活视为“终身监禁”，说出对将被男权统治下的宫廷规章制度束缚的深深恐惧感，发出对自主自由的心灵与生活的呼唤。她无法单独享有作为目标而依附的“阳光”——男性，为男性而活的人生始终会走向末路。
然而，即使是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崛起的虞姬，也会为惯常的固定观念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所动摇，在多种意识的斗争中她发现自己的女性自我意识思想与社会观念相违背，怀疑并否定女性意识的合理性。这也是民国时期妇女受新教育与新文化后女性意识萌芽却难以坚定女性主义信念的一个缩影。女性意识在被社会观念否定，进而被女性感到离奇与不合理后，最终溶解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体系中，回到了舒适与守旧的港湾，正如虞姬所说，“只要看一看他的熟睡的脸”就不会再“胡思乱想”。
虞姬的女性意识从崛起走向消沉后，作者通过描写虞姬听到楚歌后忧伤的情态，暗言虞姬对项羽一方获胜信念的崩塌，当意识到生命即将陷入绝境，自我生命意义与价值再次引导虞姬的女性意识苏醒而达到高潮。对虞姬的女性意识的叙述几乎全部存在于虞姬的内心描写中，说明女性自我意识隐秘微妙，难以言说，且在战争的危急局面下无法言说。而项羽处于
一军之帅、男女关系中的主宰者地位，在稳定的文化体系中，他无须揣测与奉承自己地位之下的人的真实内心，可以将女性作为物品转送给敌方，这些都造成了在女性自主意识萌芽后，项羽与虞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与失衡。面对项羽共同面对战争的邀请，透悉成败后殊途却同归的命运枷锁，虞姬毅然选择摆脱影子的宿命。在看不到光的阴暗前途面前，主动赴死成为她获得主体尊严的唯一途径，而项羽却始终未能理解爱人的举动。
全文主人公的女性自主意识经历一波三折的变化，最终以达到高潮而选择自刎既回归了历史的记载，又赋予主人公的自杀行为强烈的女性主义彩。
三、场景与意象——夜与月亮的女性象征
《霸王别姬》以深夜的军营为主要场景，以月亮为女主人公的喻体，以太阳为男主人公的喻体，对夜、月亮、太阳的叙述几乎贯穿全文，意象富有深刻内涵并有力地推动了文本思想的传达。
相较白天，黑夜持有的寒冷、宁静与隐蔽性与《霸王别姬》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心理变化产生联系。正是在黑夜这一时间界限里，虞姬感觉到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寒冷与空虚。夜带
演员王琳给女性身体感受到的寒冷，又是“每逢他睡了……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离开男性而独立行动的时间，虞姬从而联想到每一次离开项羽的感觉，以及与项羽那种太阳、月亮似的关系。黑夜的宁静使虞姬静下心来思考自身的生存意义，想象未来，意识到无法摆脱“他者性”的命运;项羽在宁静中的沉沉睡去呼唤虞姬潜意识的弑夫心理。黑夜放大了人物的女性意识，文学场景已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心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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