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2 No.1 第32卷(总第133期)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eb., 2007
宋史研究
李华瑞 郭志安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北宋；黄河；河防；官员奖惩机制
作者简介：李华瑞（1958—），男，四川绵竹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1-0021-05 收稿日期：2006-09-17
在中国古代黄河发展史上，经历了东汉到唐末较长时期的相对安流之后，北宋时期黄河的频繁决溢和改道层出不穷，黄河的防治也一直贯穿于北宋王朝的始终〔1〕（p25）。对于北宋的黄河治理，宋人曾巩曾以“盛宋之隆，河数为败”〔2〕（卷49，《本朝政要策·黄河》，p677）一言以蔽之。但如做具体分析，北宋黄河治理也不乏可取之处。在河防中，北宋王朝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3〕（卷25《宋制禄之厚》,p534）的奖励原则在河政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同时对治河官员因渎职等因素所造成的失误亦有相应的惩处规定。这种奖惩机制，对激励和制约官员致力于河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方面，日本学者吉冈义信《北宋黄河史研究》〔4〕一著和李华瑞《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①一文中均有一定论述。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着重自以下几个方面对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奖惩机制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尽职护堤，勿致疏漏
在北宋黄河防治中，力争避免河堤的决溢，这无疑是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此宋廷在防护河堤方面也有着较为完备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咸平三年（1000年），宋廷规定：“缘（黄）河官吏，虽秩满，须水落受代。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佐迭巡堤防，转运使勿委以他职。”〔5〕（卷91《河渠一·
黄河上》，p2260）这就说明，除日常巡护职责外, 治河官员任满而改任它职时也需以河水下落、河堤无危为重要前提。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朝廷诏令“今后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巡更玄，逐年差使臣巡黄、汴河堤”〔6〕（职官36之4，p3059），即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河政的监控。该年十二月，宋廷又诏令，“沿黄河州军，知州、知军、通判、令佐等，在任三年，修护堤埽牢固，别无遗累，得替日免短使依例磨勘，与家便差遣，令佐亦放选注家便官”〔6〕（方域14之5，p7534），重申治河官员的升迁与其任内守堤无疏直接相关。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四月，宋廷进而规定，今后沿黄河令佐以三年为任，其中二年在本县地分修护河堤、埽岸，一年差出别县界，“亦修护堤，并得牢固者，只免选注合入官，即不注家便。如三年内俱在本县地分，修护河堤，别无疏虞，即依先降敕命实行”〔6〕（方域14之7，p7535）。政和五年（1115年）十一月，宋廷下令重申，“每遇涨水，水官、漕臣不辍巡视”〔5〕（卷93《河渠三·黄河下》，p2314）。
除却诸如此类制度规定和要求外，宋廷在黄河治理中对护堤官员的奖励也多有记载。如元丰二年①参见李华瑞：《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2004年河北大学“中韩宋辽金元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1079年）九月，因“固护夫（大）河南岸有劳”，前京西转运副使李南公减磨勘三年，其余十一人迁官、减磨勘并升名次有差〔6〕（方域15之5，p7548）。政和四年（1114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龄奏称，该年内黄河虽经夏秋涨水，但仍埽岸平安。为此，朝廷依照崇宁四年（1105年）黄河安流官员推赏之例，“本监使者、监丞、主簿各转一官，人吏等第受赐”，并进而诏令：“经大河安流年分三次，都水
监官转一次，工部官减三年磨勘；经一（按：应为‘二’）次，都水监官减三年磨勘，工部官减二年；经一次，都水监官减二年磨勘，工部官减一年磨勘”〔6〕（方域15之26，p7558）。
而对因渎职或失误而致黄河决溢的官员，宋廷所给予的惩处也极为严厉。咸平三年（1000年）五月，黄河决口于郓州王陵埽，负责护卫河堤的官吏即因此而受到严惩，“知州马襄、通判孔某坐免官，巡河堤、左藏库使李继原配隶许州”〔6〕（方域14之4，p7533）。除却护堤官员外，景德元年（1004年）前，朝廷外派巡视的使者，也要因黄河决口而同守官一并治罪，“每岁遣使阅视黄、汴河堤……异时有坏决，连坐其罪”，景德元年二月才废除了这一连坐规定〔6〕（方域14之4，p7533）。景德三年（1006年）六月，黄河自应天府南堤决溢，守官钱昭晟等人被贬秩〔7〕（卷63，景德三年六月甲午，p1408）。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朝廷令天台埽以下逐路转运使“往来检举，如有合行修贴固护，逐处立便施行。小有疏虞，重行朝典”〔6〕（方域14之12，p7537）。天圣七年（1029年）九月，王楚埽决口，澶州河官一并被贬官一等〔7〕（卷108，p 2522）。庆历六年（1046年）十月时，朝廷又明确诏令：“黄河诸埽官吏，如经大水抹岸，岁满并与远地官。”〔6〕（方域14之16，p7539）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因黄河决溢时救护不力，前知卫州鲁有开罚铜二十斤，通幕职官、汲县主簿、尉并冲替，巡河部役官追官勒停〔6〕（职官66之12，p3860）。
不仅如此，宋廷对以往河役中官员的失误还实行责任追究制。如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朝廷追论去年黄河决溢冀州枣强之责，“都水监丞宋昌言降一官，通判冀州王庠等令冲替，同判都水监张巩等罚铜各
二十斤”〔6〕（职官65之30，p3847）。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韩村埽巡河、左班殿直武继宁追一官勒停，余官冲替、罚铜有差，“坐大河以风雨溢岸，失于备预”〔7〕（卷293，元丰元年十月壬子，p7151）。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因此前黄河决口曹村，而前河北路转运副使陈知俭、前提点河北路刑狱韩正彦却失于守备，二人各被罚铜三十斤〔7〕（卷303，元丰三年四月壬子，p7386）。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因小吴埽黄河决口，都大提举修护澶、濮州堤岸张从惠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编管黄州外，前知南外都水丞苏液、前权发遣北外都水丞陈祐甫皆追两官，前通判澶州戚守道追一官，河北路转运判官吕大忠罚铜三十斤〔6〕（职官66之15、16，p3861）。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因官员弹劾去年大、小吴埽决口时护河官员未能及时救护，前知澶州韩璹、都水监丞张次山等一批官员罚铜有差，大、小吴埽使臣各追一官勒停，澶州通判幕职官，临河、濮阳县令佐冲替〔6〕（方域15之8，p7549）。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河北都转运司称，“都水监专领（黄）河事，平时措置，本司初不与闻，近岁决溢，则均任其责”，为此请求“许令本司同议，如不赐允从，乞免同坐”。最终，朝廷废除以前河防中的地方转运司与都水监一同连坐之制〔7〕（巻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午，p7818）。
二、措施有方，顺利完工
天禧五年（1021年）正月，鉴于此前黄河于滑州天台埽屡堵屡决，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滑州城），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为此，朝廷下诏对陈尧佐予以嘉奖〔5〕（卷91《
河渠一·黄河上》，p2264）。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因塞大名第五埽决口导黄河入二股河成功，赐都大提举官宋昌言、王令图、程昉等钱绢有差〔6〕（方域14之23，p7543）。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权御史中丞蔡确奏称，黄河决口曹村之际，转运使王居卿献横埽之法，黄河决口赖此堵塞。而事后奖赏之时，王居卿不欲自陈己功，以致被漏赏。因此，蔡确请求朝廷对王居卿所置横埽之法加以验定，如确实奏效，应令都水监加以推广，并对王居卿予以重赏〔7〕（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丙辰，p7184）。宣和三年（1121年）八月，北外都水丞张克懋、
知冀州韩昭、通判晁将之，在冀州信都等埽黄河暴涨之际，因措施得力，救护有方，“各特转一官”〔6〕（方域15之30，p7560）。
同时，因治河举措不当而致河役失败时，相关官员也会被予以严惩。如庆历年间，黄河于商胡决口时迟迟未能堵塞，水工高超献“合龙门”之策，监官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拒不采纳，“主前议，不听（高）超说……而河决愈甚，（郭）申锡坐谪”〔8〕（卷11《官政一·高超巧合龙门》，p101）。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蔡挺、李仲昌等人塞商胡北流而迫黄河水入六塔河，六塔河因其狭不能容而致使黄河决溢，兵夫伤亡、河料损失甚众，“修（商胡埽）河官皆谪”，其中“（张）怀恩流潭州，（李）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5〕（卷91《河渠一·黄河上》，p2273）。不止于此，到六月时，朝廷再次追论此事，“降知澶州修河都总管、天章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章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
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省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濮州兵马监押，修河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6〕（职官65之14，p3839），可见宋廷对治河失败官员的惩处之严、波及之广。元丰四年（1081年）五月，因此前陈祐甫、苏液协同堵塞小吴埽决口失败，在苏液已受冲替处分的情形下，陈祐甫此时也因大臣的弹劾而被给予冲替的处分。〔7〕（巻312，元丰四年五月已酉，p7578）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御史中丞刘挚弹劾河北转运司李南公、范子奇等人频繁兴役，却“未尝亲至（黄）河上……欲以侥幸有成”，李、范二人各被“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7〕（巻374，元祐元年四月已丑，p9056—9057）。是年，御使吕陶弹劾范子渊此前“修堤开河，縻费巨万，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数。元丰六年兴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宋廷因此而将范子渊黜知兖州〔5〕（卷92《河渠二·黄河中》，p2288）。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黄河于内黄口决口，东流为之断绝，回河东流之役至此也即最终宣告失败。当此之际，左司谏王祖道等人极力建议朝廷严惩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也为朝廷所接受〔5〕（卷93《河渠三·黄河下》，p2309）。
三、及时救护，排除险情
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朝廷为奖励堵塞大名府永济县黄河决溢之功，“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为宣庆使、入内都知，库部郎中宋昌言、虞部郎中王令图并迁一官，西作坊使程昉为皇城使、端州刺史”〔7〕（巻238，熙宁五年九月已酉，p5793）。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时，范子渊奏称：“去岁
（大名府许家港）大河几移，赖濬川杷得复故道，出民田数万顷。”为此，朝廷对此次督役官吏优予酬奖〔8〕（卷279，p6827）。元丰元年（1078年）六月，太常博士苗师中、供备库使朱仲立等二十三人各迁一官，奖励其成功堵塞黄河决口之劳〔6〕（方域15之3，p7547）。元丰五年（1082年）十一月，都水使者范子渊称，“昨被旨救护广武埽大河沦塌堤岸，赖官吏奔走赴功，连夕暴露，毕力营救，遂获，宜蒙恩赏，以劝后功”，最终转运副使向宗旦等人各减年、升名、赐帛有差〔7〕（巻331，元丰五年十一月戊寅，p7966-7967）。元丰六年（1083年）三月，鉴于阳武县尉、权知县张绎此前在黄河涨水注入县城之际，“身先劳苦，率众用命，救护县城”，朝廷特不依常制对其酬奖，令其改知阳武县〔6〕（方域15之9，p7550）。元祐二年（1087）四月，内殿承制、知乾宁军张赴“以大河涨急，护水有劳”，朝廷对其降敕书进行奖谕，同时推恩官属七人〔6〕（方域15之11，p7551）。元祐三年（1088年）四月，内殿承制、知乾宁军张赴以黄河涨急，护水有功，朝廷对张赴及其属官七人分予赏赐〔7〕（卷409，元祐三年四月已卯，p9963）。
元丰五年（1082年）十一月，原武埽段黄河决口之际，因护堤官吏举措稽缓，以致错失救护的有利时机，加之天气转寒，救护工作只好移至年后进行，“应修闭水口官吏并令开封府劾罪”〔7〕（巻331，元丰五年十一月乙酉，p7970）。元丰六年（1083年）三月，河北转运判官吕大忠因黄河决溢时未能及时救护，被罚铜三十斤〔7〕（卷334，元丰六年三月丙子，p8030）。
四、尽心谋划，减省功料
北宋初期，曾一度将减省功料而护堤成功作为酬奖河官的依据之一。如景德二年（1005年）十一月，内殿崇班、閤门祗候钱昭晟因尽心谋划春料和巡视河堤，“省功减费”而河堤无虞，被朝廷酬赏为崇仪副使〔6〕（方域14之4，p7533）。此后，大概出于防范治河官员希图恩赏而刻意减省功料、影响工程质量的考虑，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时，朝廷即诏令：“自今修缮（黄）河堤无得更减功料。”〔7〕（卷63，景德三年七月庚午，p1415）因此，当景德五年（1008年）春阳武、酸枣河堤使者奏请以减省功料为劳课之际，朝廷迅速派遣其他使臣将其替换〔6〕（方域14之4—5，p7533—7534）。虽然如此，对于在河役中减省功料，经勘验又着实工程牢固者，朝廷则仍是不吝奖赏。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五月，河阳高坤以叶石修黄河岸，累计省功巨万而又工程牢固，朝廷为之下诏褒奖〔6〕（方域14之5，p7534）。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朝廷再次重申，“沿河州军，自今每岁令长吏与巡河使臣躬视堤岸，当浚筑者备书以闻，勿复减省功料，以图恩奖，违者寘重罪”〔6〕（方域14之9，p7536），进而到天圣四年（1026年）十二月时，朝廷又规定，修护河堤“仍以修过功料进取进止”〔6〕（方域14之11，p7537）。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都大提举河阳、怀、卫州界黄、沁河堤岸王亨和都水监都壕寨高超等人因“献筑土供埽，月堤闭口，比修闭决口裁省功料”，而分别获得减磨勘三年和赐钱三万的奖赏〔7〕（巻245，熙宁六年六月癸未，p5967）。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王安石奏称，宦官黄怀信等人所造濬川杷“处处危急可用”，以其“开直河一道，计省却九百万物料，三百万夫功”。之后，朝廷对相关官员实施赏赐，“（范）子渊、刘璯、朱仲立以浚功各迁一官，余减磨勘，赐帛有差”〔7〕（巻248，熙宁六年十一月丁未，p6043-6044）。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朝廷赏赐相度新河裁省功料之功，
判都水监李立之理三司副使资序，幹当官吏转官、支赐有差〔6〕（方域15之8，p7549）。宣和二年（1120年）八月，因“开修广武直河，分夺南岸生滩，埽岸无虞，省减劳费”，提领措置官孟昌龄、兴德军节度使王仍各转一官，其余官吏也各有赏赐〔6〕（方域15之29，p7560）。
对河政治理中施工不当而造成资金、功料的耗损以及官员贪污等现象，宋廷亦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制裁。如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御史满中行奏称，都水监丞及廵视黄河使臣，纵容官吏受贿，“逐埽军司、壕寨人员、兵级等第出钱，号为常例。稍不如数，则推擿过失，追扰决罚”，守埽兵士为此甚至自官府借钱来应付官员的，苦不堪言。有鉴于此，朝廷责令转运判官孙迥负责查访，并规定“后应犯在赦后者，皆根勘论如法”〔7〕（巻303，元丰三年四月壬子，p7386）。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针对范子渊调夫万人、耗费工料数十万修直河无果而终一事，朝廷对其即给予降一官的惩罚〔6〕（方域15之10，p7550）。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御使中丞许翰弹劾孟昌龄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椿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朝廷因此而对孟氏父子分别给予贬职等处罚〔5〕（卷93《河渠三·黄河下》，p2316）。
五、酬奖尽职或身后追赏，以励他人
为褒奖治河官员的尽职尽责乃至殉职，并以此来激励他人，北宋朝廷也多对恪尽职守、常任水官的现任或已故官员给予再任或追赏等赏赐。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八月，右班殿直韦继昇因护黄河堤已达
十五年，“上嘉其勤，擢閤门祗候”〔7〕（卷85，大中祥符八年八月辛丑，p1947）。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因“明习水事，在汴口十二年”之故，在都水监的保举下，同勾当汴口李宗善改为礼宾副使，“增秩再任”〔7〕（卷219，熙宁四年正月辛亥，p5329）。元丰元年（1078年）六月，权都大管勾廵护恵民河杨琰，“以夏津县决河故道为大河，塞曹村决口，省人功物料钱百余万缗，又五埽退背减罢使臣五员”，故朝廷对其予以酬奖，令其任满日再任〔7〕（巻290，元丰元年六月丙午，p7086）。宣和三年（1121年）九月，诏令朝散大夫、都水监丞梁防“职事修举，可令再任，候广武、雄武埽平宁，特与转行一官”〔6〕（方域15之30，p7560）。
对于亡故于治河任上的官员，朝廷所给予的追赏一般都较为优厚。如熙宁四年（1071年）十二月，因此前“卫州王供埽危急，（聂）仪仲抱疾驰赴，总徒修筑，因以病亡”，朝廷对其家赐绢百匹，以示褒
奖〔7〕（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甲子，p5555）。熙宁九年（1076年）九月，程昉死后，朝廷念其“任水事有功”，特官其二子、赐宅一区〔7〕（巻277，熙宁九年九月丙寅，p6782）。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诏“赠同判都水监、司勋员外郎刘璯为刑部郎中，官其一子，赐绢三百匹”。这一则是鉴于刘璯生前“自擢置水官，累任以事，悉心公家”，再则是因河埽危急之时，刘璯曾“昼夜躬亲监护，至于忘食。重冒寒暑，感疾不瘳”，故朝廷于其身后特优与赠官，并厚赐其家〔7〕（巻289，元丰元年四月庚午，p7072）；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管勾外都水监丞耿琬妻安氏称，耿琬赴黄河决口提举兵夫，至修闭完工，于灵平埽冒暑而死。朝廷在核实后，对其家属的褒奖由原拟赐绢改为“特推恩子（耿）
敏”，录其为郊社斋郎〔7〕（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甲子，p7189—7190）。元祐二年（1087年）三月，都水使者王令图于经营河北路黄河任上亡故，朝廷“令本路量与应付丧事，仍赐钱五十万”〔7〕（卷396，元祐二年三月已巳，p9658）。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在黄河河防中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缜密的官员奖惩机制和体系，它对治河官员能否成功防护河堤决溢、及时排除黄河险情以及在保障顺利完工前提下节约资材、功料等方面均有着相应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对于官员的积极献策和恪尽职守等做法，宋廷也不吝褒奖，藉此以示鼓励并以之激励后人。与此同时，则对河政治理中官员的渎职等行为予以严惩。从其实施奖惩的方式来看，宋廷已将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综合加以运用。总体看来，在北宋黄河河防的发展中，已逐步建立了一种管理严密、形式灵活多样的官员奖惩机制，并于黄河治理的实践中发挥了其积极作用，对于之后明清乃至当今的黄河治理也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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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邓红] The Official Mechanis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of Flood-prevention Work on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LI Hua-rui GUO Zhi-an
(Song Dynas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A comparatively complete series of official mechanis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flood prevention was formed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North Song Dynasty applied comprehensively many ways to restrict officials or encourage them to be devoted to the flood-preventio
n work done on the Yellow River, such as administrative promotion or sanction, economic reward or punishment, criminal sanc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Yellow River, flood-prevention work done on Rivers, official mechanis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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