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抗争的阵容及实质分析
上述三次抗争，参与者都是武当武术的主要传人，由此也可看出这几场争论的实质。
前文没有提到，然而是支持这场争论的一个统帅人物，他就是贺龙。
作者:路迪民 练功照
众所周知，贺龙是共和国的元帅，曾长期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也是武术世家，自己还在1931年到武当山驻军期间向徐本善道总学过武当拳，与武当山有深厚的感情，对武当拳也有相当的了解⑨。顾留馨对贺龙有如下一段回忆，他说：
1958年9月22日到10月7日，我在贺龙家教拳（路注：为贺龙夫人薛明教拳）。我一共去贺龙家八次，有七次贺龙都在边上观看练拳……我当场练了半套陈式太极拳，贺龙看后很内行地说：‘这是一种能够打架的拳，是属于气功拳的一类。我家祖上几代人都会武术，练的是武当派
拳术。武当派是张三丰创造的，一个人对付八九个人不成问题，连老太婆都欺负不得，可有真本事。’我根据自己的考据，说‘张三丰是道教领袖，《明史》上没有说他会拳术，到清初才有这么说法。’贺龙听完，朝我一望，换了话题。⑩”
顾留馨在此称赞了贺龙的为人，也道出了贺龙的武当派观点。后来他在初期的一张大字报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市体委党委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黑白，转移目标，企图把我打成上海市体育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号人物……这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而且幕后还有贺龙的黑手。⑾”
不错，贺龙确实是批顾的“幕后”指挥。顾留馨也在大字报中说：“1964年6月1日，体育报开展了太极拳缠丝劲问题的讨论，矛头对准我的太极拳著作。武术处毛伯浩来信说：‘贺总支持这个讨论，将不吝篇幅。’又据《体育通讯》1964年第五期载称：‘9月4日，贺龙说，在体育路线上也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体育报‘要注意组织和刊登有关这方面的稿件。’”闫海在1967年4月的一份证明材料也说：“1964年6月，报上展开缠丝劲辨论之后，贺龙打电话指示体育报说，‘武术界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缠丝劲文章发得好’。⑿”
李天骥是著名武当派传人。1957年到国家体委武术处任职，1964年当选中国武术协会副秘
书长。他先后组织创编了24式、48式、88式太极拳（以杨式为主，但不称杨式，学界称为“国家套路”⒀），对太极拳的推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国家体委授予“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称号。简化太极拳是以国家武协武术处名义颁布的，在当时形势下，另起炉灶显然不合适。李天骥和很多推广者自然对此有意见。但顾留馨把很多要的看法都归罪于李天骥的挑拨，对李天骥恨之入骨。他曾于1964年6月12日和7月20日两次给国家体委党组书记荣高棠写信，状告李天骥。说李对他“心怀旧恨”，“两面三刀”，“一贯闹宗派”，“造谣挑拨”。把北京市武协1964年2月的一次委员会议（市武协主席李光主持，吴图南、李天骥、杨禹亭、孙剑云、崔毅士等人参加）对于缠丝劲的一些非议，说成李天骥“把武协作为他发泄私愤，闹宗派，植私党的场合。发动了亦官亦商的资产阶级分子，伪政权的小官僚，专爱吹牛的武术骗子，辞公职走单干道路的拳师，企图对我攻击。……暴露出一些人的阶级本质”。并且说“李天骥和父亲在抗战初期在东北流浪卖艺，后来在伪满机关穿老虎服，搞过肮脏事”。提请组织审察李天骥的历史问题。顾留馨还在1965年2月4日就北京市武协1964年12月的“缠丝劲讨论会”，向上海市体委党委告状，说“这个讨论会简直是审判会”，“武协是旧武师成堆的地方”⒁。这些告状信，恶意攻击我老武术家，把北京市武协说的一无是处，恐怕在领导眼中也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徐致一是吴式太极拳的重要传人，第一个就缠丝劲向顾留馨发起质疑。但他对顾留馨仍很尊重。顾留馨在《总编五式太极拳的经过》中说：“1961年9月中，我去北京住出版社内写稿，曾同闫海访问了徐致一先生三次……徐先生是我在三十多年前学吴式的启蒙老师，现虽见解不同，仍然是诚恳热情地商讨问题的。”他在《中南海教拳始末》中也提到，唐豪去世后，“几位老师都叹息地说，唐豪的死，是中国武术研究工作的一大损失。徐致一先生说：‘看来唐豪未完成的工作，今后只有徐震、顾留馨去完成了。’”显然，徐致一对缠丝劲的质疑，是从学术观点，从大局出发的。他在北京市武协会上的发言说：“陈氏拳讲缠丝劲，我不懂得”，“我只是说吴式没有缠丝劲，没有说好不好”。作为一个正宗的太极拳传人，人家不讲缠丝劲，你硬让他贯彻，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然而，顾留馨在给上海体委党委的告状信中说：“应该考虑讨论会（路注：指北京市武协的缠丝劲讨论会）的参加者是不是基本众，特别是吴图南、徐致一，过去捧住褚民谊过日子的，今天，我们党员当权派应引为警惕的”⒂。顾留馨对于待他“诚恳热情”的启蒙恩师也如此“抓辫子”、“打棍子”，实在令人可怕！
李经梧先生是陈式、吴式太极拳大家，也是众所公认的曾经名噪京津，功夫纯真，待人忠厚，把终生奉献给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太极拳事业的武术功臣。是我国第一部电影教学纪录片《简化太极拳》的示范者。李经梧《对缠丝劲等问题的看法》一文，详细论述了“运劲如抽丝
”与“缠丝劲”的区别，认为“缠丝劲是陈式太极拳的主要特之一，只有陈式太极拳的套路才能表现这个特”。看过顾留馨《简化太极拳》一书的学员问他为什么不教缠丝劲，他也“试图把缠丝劲加在简化的太极拳内，经过郑重的试验，结果失败了”。简化太极拳是为了普及和推广太极拳而编写的，“此拳一出，太极拳运动以从来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如果把此拳繁化，加上运动量大的缠丝劲，年老体弱的人就不易学习”。这是多么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和坦诚表述呀！而顾留馨竟然说，“李先生（按指李经梧）并进一步说成缠丝劲是难度大，动作繁复的，企图以此吓唬年老体弱者和神经衰弱者。这就不是对陈式拳无理解，就是别有用心了”，“李先生把编写‘简太’说成是‘果然，此拳一出……’渲梁了编写者的个人作用，而把党和政府积极倡导体育运动的作用，忘得一干二净。⒃”这些无端的、可怕的政治帽子，就是当年自称“党员当权派”的“论证”法宝。
如前所述，《陈式太极拳》一书，先有李剑华、李经梧编写的初稿，交沈家桢、顾留馨继续成书。李经梧《自述》称：“1958年，受国家体委委托，由余和李剑华、李天骥、唐豪、顾留馨、陈照奎等同志共同编写《陈式太极拳》一书。其中‘陈式太极拳’传统一路动作说明，由余和李剑华同志执笔，由陈照奎拍插图照。完稿后因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此稿由顾留馨同志带走，在后来出版的《陈式太极拳》一书中被采用”⒄。据说该书在1963年初版的“编
写说明”中，还提到李剑华、李经梧的名字，但在1964年再版的“编写说明”中，却把二李的名字删掉了。顾留馨的心胸和气势，由此可见一斑。
正本清源现端倪 当武术传人的三次抗争 陈王廷不是太极拳鼻祖 |
支持徐致一观点的还有一个北京晚报记者赵任情。他于1964年9月23日在体育报发表过一篇《太极拳缠丝劲和抽丝劲的异同》，认为“缠丝劲不应强加在各式太极拳上”。还在北京武协1964年12月的“缠丝劲讨论会”上，说顾留馨写陈王廷是“明文庠生，清武庠生”，他查了怀庆府志和河南通志都没有。“陈仲甡作过乡兵守备，镇压过大头王、捻军，这是反动的”。赵任情可能早年当过律师，顾留馨就在给上海体委的告状信中说：“赵任情是旧律师，所谓‘考据’，实际上是一窍不通，旧律师包揽讼词的一套，只能以罗织、歪曲、诬陷为能事”。
然而，正是这个赵任情，耗费半年时间，搜集地方志，证明顾留馨把《明史》中的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与陈家沟陈王廷混为一谈，写入《陈式太极拳》和《太极拳研究》中。赵文在《新体育》上发表后，顾留馨自知有误，遂在1965年6月寄给人民体育出版社和江青的《太极拳史料处理上的检查和对神秘化观点的看法》中做了检讨。说“赵先生的这个发现很好，帮助我纠正了误引史料部分的错误，有利于将陈沟陈王廷的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貌。⒅”
有趣的是，体育报社当年负责《五式太极拳》出版工作的闫海在1967年4月30日所写的证明材料：《我所了解的关于批顾留馨同志著作的前前后后》一文，其第一段就是：
“关于《体育报》和《新体育》，国家体委黄中、贺龙、李梦华、李凯亭等人，在发起批判顾留馨同志著作一事，同有关方面积极进行了串连，情况如下”⒆。
原来，批判顾留馨就是这些人“发起”的。贺龙的情况已如前述。黄中和李梦华都是国家体委副主任，李凯亭是《体育报》总编兼国家体委宣传司副司长。批顾的内幕，由此真相大白。顾留馨当时恐怕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幕。
邓太阿和徐凤年什么关系从这些抗争者的身份及其观点，就可以明显看出，三次抗争的实质，就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武当武术传人对于武当派武术的悠久历史及其技艺的维护。在当时，张三丰创拳说已成禁区。正如顾留馨所说：“尽管宣传过张三丰仙传太极拳者如丧考妣地反对陈王廷造拳之说，但他们不再敢于正面提出张三丰仙传了。⒇”但是在缠丝劲问题上，这些传人决不向顾留馨让步，更不能让顾留馨将其强加于各个流派之中。缠丝劲是学术问题，技术问题，也是陈式太极拳与其他遵从武当的太极拳流派的核心区别，争论的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归根结底就是承认还是排斥武当武术之争。因为这个问题不涉及张三丰，武当传人在这个特殊时代，
就特殊的问题，成功地捍卫了武当武术的尊严。
顾留馨把武当传人对武当武术尊严的捍卫和对他的非议，一律归结为李天骥的挑拨，这才是真正的混淆是非。不仅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也是对其他老武术家的人格侮辱。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他不是团结老武术家，反而无原则地甚至歪曲地揪住一些老武术家的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赶出历史舞台。这显然不符合党的统战政策，当然也不可能满足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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