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荷塘月》解读
前言：《名著欣赏》2003年第四期姚敏勇先生的文章《荷塘――一代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我以为这几年研究《荷塘月》的突破之作。姚先生提出了，朱自清所写的荷塘不是平常的荷塘，而是一个虚拟的、理想的荷塘。这在思想方法已经摆脱的了机械反映的俗套，在方法论上，也比较坚决地运用了辩证法，着眼于内在和外部的矛盾，而不是拘泥于作品和表现对象的一致。其条分缕析的细致足以代表这几年广大中学老师在整体素质上提高。但遗憾的是，姚先生没有把他的辩证法贯彻到底。没有把矛盾分析深入到作者的主体精神世界去，因而只看到平常的荷塘和朱先生笔下的荷塘的矛盾，而忽略了朱先生“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矛盾。
为了推动文本分析的热潮，兹将去年在中学语文骨干老师训练班的讲话记录稿奉上。
语文教学改革正在如火如荼、有声有地进行，基础教育语文标准的颁布，正式宣告了语文课程的性质为工具性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这可以说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语文教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把语文当作政治工具和当作思想的“物质外壳”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长期以来的思想混乱在理论上已经澄清，但是，在实际上，要真正把人文精神贯彻到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曲折甚至反复在所难免。在课本编写、考试体制、课堂教学过程中，清除长期以来片面工具论的影响，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变相的、精致的工具论肯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绝迹。更为严峻的，并不是观念问题，而是水平问题。许多一心一意要把人文精神贯
彻到底的老师，在知识水准上跟不上。虽然他们已经弄通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的原理，努力改变满堂灌的传统作法，把和学生对话作为教学的指导
方针。但是，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师生对话不层层深入而是在平面上滑行，教师提出的问题没有深度，学生的回答流于表面。过去强调老师的主导作用，现在不提了。面临这样从表面到表面的滑行，教师应该起什么作用呢？在理论上还没有真正的回答。但是，不管什么理论上如何回答，老师的水平要高于学生是肯定的。但是，目前在文本解读中，许多教师知识已经陈旧了。不能向学生提出更为深刻的、有启发性的问题，也不能将学生表面的思考引导到深层的、潜在的奥秘中去。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新的形势向都是发出的挑战，不仅仅是观念方面的，而且是水准方面的。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严峻的任务，就是重新学习，从根本上提高自己，让自己在和学生对话的过程有更多的本钱。
(一)伦理的“自由”还是政治的自由
虽然人们都在人文精神的基本精神上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对于什么是人文精神却一时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这也并不奇怪，早在九十年代初，上海的学术界曾经发动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为时数年，并未能得到共识，就连人文精神的定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就难怪在课本编写和教学方法上，产生不同的见解了。在一些学者看来，人文精神就是拓展青少年的个性、情感、想象、意志、独立批判的精
神和面对消极现实的勇气，而另一些学者则可能以为青少年时期，过多地让他们面对消极的文本，有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在对具体经典文章的取舍上，发生争论，甚至很激烈的争执，是很难避免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戴着白手套的，改革者，都免不了要忍受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限于观念的分歧，而且还包含着原有水平与改革的迅猛发展不能同步。最明显的是，《课程标准》规定了“多元对话”的原则，但是，一些课本的编写者和老师，甚至是权威的老师，拿手的还只是社会学的、反映论的解读方法。这样
就很难保证多元对话不变成一元独白。比如，一讲到《荷塘月》，就只有一种思路，那就是社会学的政治功利价值，该文写于1927年七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的苦闷，肯定是反映了当时既不能投靠国民党，又不能奔向井岗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赖瑞云先生在他的专著《混沌阅读》中说，对《荷塘月》，在九十年代以前，有六种解读，有四种说法都把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不宁静，直接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对当时的严酷现实不满，表现孤独的苦闷傍徨，寻求在一个清冷幽静的环境中解脱而又不能。九十年代以后，看法没有多大改变，只是论述的时候，引用了朱自清当时的《那里去》和《一封信》，还有朱自清夫人的回忆。旨在说明朱先生当时也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但是他“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可又不安心于超然，证据就是《一封信》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这句话：“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当然这种逃避是不轻松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
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钱理先生在1993年第十一期的《语文学习》作了更为细致的阐释：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杀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既反感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产生了不知“哪里去”的“惶惶然”，“认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有一种负罪感。钱认为《荷塘月》的宁静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的避难所”。
但是，上述种种说法，说来说去，从价值观念来说，仍然是一元的，局限于社会功利的价值范畴，在这种价值观念以外，是不是就没有其它价值可言了
呢？似乎还没有人去认真思考过。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两点可以值得深究。
第一，光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的苦闷作为大前提，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来。因为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的(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
第二，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个性，也不足以彻底分析《荷塘月》的特点。因为，个性和瞬息万变的心情并不是一回事。个性是多方面的，有其矛盾的各个侧面；个性又是立体的，有其深层次和浅层次。一时的心情充其量只是个性的一个侧面，矛盾的一个方面，心理的某一个层次。《荷塘月》写的
是，他离开家、妻子、孩子之后一个暂短的时间之后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变化万千的。而文章的要害，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在特定空间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比较稳定的个性。在《荷塘月》中，作者明明说了：有两自我，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写的恰恰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不管是八十年代的教参，还是钱理先生的分析，都局限于平常的自己，而文章的生命恰恰在于“超出了平常的自己”。
文章一开头就说“这几天心里很不平静”，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应该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平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其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一些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家庭的矛盾，就不能在文章中有所表现吗？如果表达得好，有深度，就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吗？
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什么叫做分析？分析就是把本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满足于把政治社会的形势和作者的心灵之间的统一作为最终目标，这就并没有涉及矛盾，而是停留在表现对象和文学作品的统一性上，只能在表面现象上滑行。分析本来就要把掩盖在表面统一的现象深层的内在的矛盾揭示出来。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说了一大车子话，连矛盾的皮都没有沾边，谈何分析呢？从操作方江疏影邮轮事件
法上说，不应该只是追求作品与现实的一致，而是相反，从作品与现实的矛盾，不统一的方面入手。这本来是辩证法的题中之义，但是，要将之落实到具体文本上来，却不是很轻易的，没有一定的智慧，是不行的。恩格斯说过，就是在一个事例上，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也是很艰难的。
《荷塘月》一开头就说，夜深了，人静了，想起日日经过的荷塘，“总该有另外一副样子吧”。许多同仁把这句忽略过去。觉得这句很平淡，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这句挺重要。因为这里就有矛盾可分析。平时的荷塘，是一个样子，是并不值得写的，而今天的“另外一副样子”，才值得写。抓住这一句，不仅仅有利于分析文章，而且便于从中分析出为文之道。要写一处风景，一般的情况，是不值得写的；只有与平常不同的样子才值得写。平时的荷塘，是一条小煤屑路，路边的树也不知名。“白天里很少人走，夜晚有点怕人”，一点诗意也没有。值得写一写的，是“今天倒好”，一个人来到这里，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作者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许多同行，读到这里，又滑过去了。但是，这里的矛盾的更为明显了，是双重的。从客观世界来说，本来，清华园，就是一个世界，哪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矛盾(两个世界)不要放过。另外一个矛盾更不能放过去。那就是“平常的自己”和“超出平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呢？文章中说了，“既爱居，也爱独处，既爱热闹，也爱冷静”。而现在却只是只爱“独处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