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随着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出现了国家和军队,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出现了战争。而当战争这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①成为频繁的社会现象,人们逐渐对其规律性有所认识,并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加以某种程度的
总结的时候,军事科学就产生了。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象战略和战术这样两个军事学术理论中的高级概念,也是在长期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世界军事科学的发源地。西欧资产阶级军事史家,如德国的汉斯·德尔布柳克之流③,断言军事科学起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显然是出于无知和偏见。考古发掘证实,我国最早的军事文献保存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股代的卜辞里。那时候,殷王朝的史官们就已经开始记载参加战争的人数、编制和作战队形的排列了。著名的西周金文《不欺簋盖铭》所记载的作战命令告诉我们,西周奴隶主阶级的军事家们,早在军事行动发生以前,即对诸如部队的行进速度,和战
场的地形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我国出现了专门性的军事著作一《令典》和《军志》。它们大概是一些条令的汇编,并总结了若干战术原则。其中的片断内容,至今还保存在左传》和《孙子兵法》等古书中,应当认为,人类对于战争指导规律的系统总结,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公元前六一四世纪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军事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军事学术专著——孙子兵法》,出现了具有丰富战术学内容的军官教程一《司马法》,还出现了一部不朽的军事史巨著一左传》。《左传》的作者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军事史家希罗多德④、修昔的底斯⑤和诺芬⑥相比而毫无愧。
    那么,在军事科学发展到如此高度的春秋时期,是否已经产生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呢?也就是说,当时的军事学术理论是否已经开始对战争的指导规律做战略学和战术学的区分了呢?这是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战术首先应当了解的。
    我国古代把专门性的军事著作统称为“兵法”。刘向《新序》说:“用兵无法,犹乘舟之无楫,登马而不勒①,所以兵法就是战争的驾驭术。但兵法这个词是迟至孙武才开始使用的,更早的时候则仅称做“典”或“志”,并没有什么统称。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
乔家的儿女四美为什么离婚中大部分是战国兵家之作,从今天尚存的部分书籍的内容来看,除《子》以外,其余基本上都是综合性著作。可见在战国以前,我国的军事学术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战略学和战术学存在。但是,这却并不足以证明当时没有战略和战术的概念。 战略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指挥官”,即统率军队的意思。在我国,它最早出现于春秋末期,叫做“权”。
    孙武在《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始计篇》中,首先提出了一个计”的概念,计是计算,他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面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所以孙武所说的计,是将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的意思。他一共提出了七个需要进行具体比较的因素:
    两国君主哪一个能够执行正确方针?(主孰有道)两军统帅哪一个更有才能?(将孰有能)
林允儿鸟叔    哪一国具备有利的天候和地形条件?(天地孰得)哪一国能够执行严明的法令?(法令孰行)哪一国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兵众孰强)哪一国士兵训练有素?(士卒孰练)哪一国军队赏罚分明?(赏罚孰明)
    孙武认为,经过这样的分析比较之后,还必需根据敌我双方的利害得失,制定出合理的作战策略,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个过程他称为“因利而制权。所以“计”是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所进行的具体分析,“权”则是对于这一分析所做的综合。可以认为,孙武所提出的“权”,就是最早的战略概念。
    什么是权呢?《司马法》说:“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⑨“正”与“中”都是奴隶主阶级所谓的公允纯直的治事之道,但是这一套极其虚伪的欺骗术解决不了战争问题,因此便要用权。《韩非子·难一》保存的一段记载,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问计于咎犯⑩,咎犯说:“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又问于雍季,雍季说:“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但是晋文公没有听信雍季的话,而“以咎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从以上记载可知,权和诈实际是同义语,所以孙武干脆戳破了这层薄紗,直言不讳地说:“兵者,诡道也。” ⑪孙武一共列举了诡道的十四个例证。它们就是权的外在表现。所以权不是空洞,僵死的规范,而是从对客观情况的精密分析中,选定的行之有效的行动预想
师德师风剖析材料
    精研《孙子兵法》的日本古代名将武田信玄,曾经探讨过权的概念。小幡景宪在《甲阳军
鉴》中这样迫述他的意见:“战略与计策不同。……它是有武功的人根据战略的智慧想出来的,对于敌方的强弱虚实以及其它战略上所必需考虑的事情,都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从而谋求自己的安全。”⑫他的理解是很对的。如果一个更为精确的解释,那就是《淮南子·兵略训>所称的“谋略“⑬蒙面歌王最后的武士。所以权不同于一般战求性的计策,它是经过科学分析而提出的对于战争全局的指导原则。
《司马法》把军队指挥分成轻重两个部分,它认为统率军队的要诀就在于处理好轻重二者的关系(筹以轻重)。它说:“上烦轻,上暇重”,而只有“以重行轻”才能打胜仗。这里的“重”即指战略性的原则指导,“轻”即指战术性的具体指挥。这就比《孙子兵法》更进了一步,对战略和战术做了明确区分。但是轻、重只是两个哲学上的符号,它们的应用范围很广,所以我们还是使用权这个术语。事实上《司马法》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篇里正是这样使用的。《孙膑兵法·势篇》同样应用了权的概念,说:“凡兵之道:日阵、日势、日变、日权”,显然也是沿用了孙武的理论体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初年,任宏第一次对我国军事著作进行了科学分类,把“吴孙子、齐孙子以下凡五十三家”兵书分成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其中兵权谋类主要应即指战略学的著作而言。
战略、战术概念的产生和确立,是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传》的有关记载告诉我们,春秋初中期的战争很单纯,一次交战往往就是一个战斗和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落后,军队的数量不多,组织简单,战争的目的也比较容易达到所以当时的战争往往发生在两国接壤的封疆地带,战幕一旦撕开,胜败立成定局,交战双方都倾全力于一战,而不保留任何后备力量。这便造成当时的战争在空间上只局促于一处狭小的作战地区,而没有延长绵互的作战线,在时间上也不可能形成持久的对抗⑭。这又使得交战双方军队的运动也十分简单,双方军队运动的目的只是在互相接近中,选择一个适于作战的良好战场罢了。公元前五九七年的泌之战,由于晋楚两军主帅作战决心都不大,至使两军在接近途中出现了几次行止往复,便已经是当时战争中了不起的复杂行军了⑮。由于交战双方都只有一支军队,向一处战场运动,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机动可言。以上情况,从公元前七O七年的周郑繻葛之战、公元前六四九年的秦晋韩之战、公元前六三八的楚宋泓之战、公元前六三二年的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五八九年的齐晋案之战等典型的战例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这一时期的战争,其全局性规律往往寓于局部性规律之中⑯比如:当时的战略机动就是战役机动,也就是战术机动。当时军队统帅所考虑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诸如队形排列、进攻方法、步车
协同等战术性问题上,因之也就不可能对战争规律有更深刻地认识。但是,我们从泌之战和鄢陵之战的记载中已可看到⑰,双方主帅在定下决心之前,已经开始将各方面的因素做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了。这正是当时人们发现和认识战略规律的足迹。
形容才艺高超的成语到春秋末期,战争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其实,这个变化远在公元前五七五年的鄢陵之战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当时,遭受重创的楚军并没有溃散,他们缮甲补卒,准备再战。后来只是由于一个偶然原因一主帅子反醉酒不能指挥,楚军才被迫按照老例宵顿了⑱清晨励志一句话。但是,鄢陵之战充其量不过是这一转变的信息,而远非转变的本身。说到转变本身,便不能不提起在春秋战争史上独放异彩的吴楚之战。
公元前五六年,江南爆发了一场吴楚争霸的大战。吴军首创楚师于柏举,并跟踪追击至清发(水名),再败楚师于半渡,又趁楚师就食之隙,大败其于雍滋,五战五捷,一直打到楚国的郢都⑲公元前五O五年六月,连连败北的楚师与远道来援的秦军会师于稷,先败吴军于沂,再败吴军于军祥。九月,吴回军再战,重创楚师于雍澨。秦军又败吴军,吴军居麋。秦军焚麋,再败吴军。最后,秦军又大败吴军于公增之谿,吴溃不成军,这一场持续达两年之久的恶战方告结束⑳
    通过上述战例不难看出,春秋末期以来,战争的性质在发生着巨变。连续的进攻,凶猛的追击,反复的角逐,促使战争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一场战争在空间和时间上往往相互割裂开来,形成若干个规模不等、而又具有相同目的的战斗。尽管这些战斗的连续性不强,也没有广大的作战纵深,还带有极浓厚的初期彩,但是它们已经使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地扩展了。
    这个时代,正当《司马法》成书的前夜,也正是《孙子兵法》产生的年代。二百几十年的战争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而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它的规律性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人们对于这一规律的认识电愈见深刻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就是在这样久远深厚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