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趣相投成大业的例子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一位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两人从1903年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孟邹都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
志趣相投，共创出版大业
陈独秀和汪孟邹是通过汪孟邹的大哥汪希颜认识的。汪希颜1900年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曾和章士钊、赵声等人是同学，期间结识了陈独秀并成为好朋友。汪希颜在给汪孟邹的信中多次说到两人的交往，称赞陈独秀“善乎皖城志士”。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汪氏兄弟由倾向“维新”进一步发展为支持革命。
汪希颜曾把汪孟邹带入该校学习，后由于家庭发生变故，汪孟邹为了支持大哥学习，只好退学回家维持生活。没想到大哥于1902年夏天染病去世，汪孟邹又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早已经受新思潮浸染的他选择了一条同传统徽商迥然不同的道路—到芜湖去开书店，用新思想启蒙中国人。
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于1903年开张时，陈独秀送上对联加以激励：“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这副对联不啻为给科学图书社和后来的亚东图书馆走的经营之路确立了方向。科学图书社开办后，很快就成为革命者从事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活动的一个据点。柏文蔚、陈独秀、赵声、吴樾等革命党人都曾在此秘密组织过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柏文蔚做了安徽都督、陈独秀做了秘书长，汪孟邹因此也前往当时的安徽省府安庆试图谋个职位。陈独秀根本不赞同汪孟邹从政。一次，陈独秀瞪圆双眼对着汪孟邹说：“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笔者注：指柏文蔚）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汪孟邹听从了陈独秀的建议。随后，陈独秀果然柏文蔚凑了点“股子”，汪孟邹又向朋友集了两千元“股子”，于1913年春，在上海当时的四马路惠福里，将“亚东图书馆”（以下简称“亚东”）铁皮招牌挂了出来。
此时亚东主要出版发行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以致当陈独秀准备出版《青年杂志》时，汪孟邹竟无力去做，只好让给老朋友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出版。陈独秀很生气，表示要与汪孟邹绝交，但知道实情后，不仅不再怪罪老朋友，更加一心牵挂亚东的发展壮大。他策划让亚东和益联合组建出版公司，并亲自带着汪孟邹北上北京招募资金。结果被蔡元培先
生“三顾茅庐”盛情打动，就此出任了新北大的文科学长，并将改名后的《新青年》迁往北京编辑出版。筹组联合出版公司的事自然歇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新兴报刊的纷纷出现，陈独秀开始将北大出版部的书籍和《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每周评论》等刊物推介给亚东出版发行。汪孟邹后来说，印行《甲寅杂志》在上海“叫人认识了”亚东图书馆，到了“五四”，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帮助支持下，“出版才上了路”。随后，陈独秀和胡适积极鼓励并支持汪孟邹出版由汪原放（汪希颜之子）整理标点分段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并给有关标点本热情写序。此举不仅给亚东带来了可观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中国古典名著以现代方式走向更广大读者，推动了标点符号等现代文本形式获得社会认同并普及化。陈、胡二人又联手支持汪孟邹出版科玄论战论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同样联手分别给论文集作序。汪孟邹曾回忆两人同时在亚东作序的情景，“他们都真有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此书的出版对人们树立科学意识并用以指导人生观的确立，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
陈独秀积极给汪孟邹推荐新文化作家作品。按照汪孟邹的回忆，有高语罕、蒋光慈、李季、钱杏、郑超麟、洪灵菲等人。蒋光慈的所有作品，包括他和爱人宋若瑜的书信集《纪念碑》
等都是在亚东出版的。高语罕在亚东出版了《白话书信》《白话书信二集》等，《白话书信》是亚东发行量最大的书，超过10万册。不仅解决了高语罕留学的费用，也为亚东带来了较大效益。
为了推动汪孟邹进一步扩大亚东的社会影响、争取更多读者，根据上海市场情况，陈独秀要求汪孟邹把店开到大马路上去，还要采取现代经营方式。汪孟邹一开始有些担心，解释说：“怎么租得起啊。”陈独秀一听火了，大声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汪孟邹曾评价陈独秀的脾气，“仲甫的脾气真怕人哩！他的脾气发起来的时候，真是‘黄茅火性’一样呵！”一见此，汪孟邹只好听陈独秀的话。1919年初，租下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1920年春天，租下牯岭路114号。1923年9月，租下长沙路210号。由此开始，亚东出的书上分别印出了五马路发行所和长沙路编辑所的地址和电话。空间格局的扩大，带来的是亚东市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亚东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灿烂辉煌时期，这里有着陈独秀的“规划设计”和鼎力支持。
后顾无忧，方能一往无前
陈独秀如此帮助汪孟邹及亚东，用他自己的话说：“孟翁与我多年好友，必不负之。”汪孟邹
章龄之陈龙
虽然没有帮助陈独秀出版《新青年》，但陈独秀一手操办的另外两个标志性出版物却都没有离开过汪孟邹的帮助。
一是《安徽俗话报》（半月刊）的出版。科学图书社开办的第二年即1904年春天，陈独秀给汪孟邹来信，说要来芜湖办个俗话报，以图书社名义出版，要用“很浅近的，很和平的”俗话，“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把各项浅近的学问”“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可以长点见识”。汪很担心，“内地风气至为阻塞，加以专制之官吏，专与学堂、报馆为仇，若无保护而行此于内地，恐后祸未可预测”，但还是被陈独秀的激情所感染，同意了。随之，陈独秀背着包袱，拿把雨伞，披散着头发，就住进了图书社。陈独秀后来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由于倡导改良，《安徽俗话报》一经面世，即被“一班老辈”视作“洪水猛兽”。但汪孟邹协助着陈独秀不管不顾地坚持了下来。正当再出一期即满一年、整一卷的时候，陈独秀甩下一句话“我要去教书”，就把该报停办了。汪孟邹求他再坚持一期，陈独秀也不听。汪孟邹知道陈独秀这个所谓教书就是去“革命”，只得听从。创办《安徽俗话报》的经历，为陈独秀之后创办《新青年》积累了经验，也是他欲走启蒙之路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