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影视文学
“青春”的在场与“反思”的缺席
黄晓丽 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摘 要：《芳华》从小说到电影，用碎片化的个体记忆缅怀了特殊年代的青春芳华，将小说中复杂的人生体验转化为怀旧影像和文工团情结。电影文本暗合着商业文化语境中大众对身体和暴力的消费诉求，最大程度弱化了小说对人性的剖析和文化反思精神，反映出电影叙事改编过程中的文化折损现实。
关键词：青春；怀旧；叙事改编；文化折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7-152-02
尽管经历了国庆节档期的改档风波，电影《芳华》上映后收获了14多亿票房，在2017年度电影票房中居于第4，冯小刚导演再次显示了他在中国电影市场非凡的影响力。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并由严歌苓担任编
剧，它植根于冯严二人共同的部队文工团年少经历。这部郁结着冯小刚浓厚怀旧情怀的电影，戳中了中老年观众的泪点，许多久违银幕的银发观众回归电影院，重温青春记忆。影片被称为冯小刚版的“致青春”，因过度煽情而为人诟病。电影过多渲染青春芳华和怀旧情绪，削弱了小说文本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呈现出浅表化、娱乐化的美学风格。小说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文艺表现形式，其传播媒介、美学标准、现实诉求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将一部10多万字篇幅、40多年时间跨度的小说压缩成两个小时的电影，创作者必然要做出自己的取舍和结构安排。
电影延续了小说的叙事视角，以萧穗子的讲述展开故事，中间穿插她的旁白。严歌苓在创作小说时采用了多种叙事手法，读者必须通过自主的阅读参与，积极组织故事，才能梳理出故事的全貌。“整个小说叙事，内部倒叙运用自如，错时的故事序列要辗转腾挪，打破单一线性叙事的沉闷。”[1]电影舍弃了小说文本中倒叙、插叙、预叙等叙事手段，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单一线性叙事。小说中萧穗子作为主体参与叙事，电影中她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事。本文在分析《芳华》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基础上，探索改编过程中的叙事变化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
小说《芳华》中，严歌苓运用一贯的历史旁观者姿态，追忆了当年文工团的青春年华，围绕刘峰、何小曼两个人物的故事主线，串联起当年战友的青春故事，讲述了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主要人物的命运归宿。
学者孟繁华认为：“《芳华》是一部回忆性的作品，但它既不是怀旧也不是炫耀曾经的青春作品。话语讲述的是曾经的青春年华，但在讲述话语的时代，它用个人的方式深刻地反省和检讨了那个时代，因此，这是一部今天与过去对话的小说。”[2]严歌苓在小说文本中倾注了繁复纠结的情绪体验，文本衍生出多重意蕴，传达出
对青春、人性、生命的多种意绪，展现出作家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小说中有芳华已逝的感伤和生命无常的无力感，最震颤人心的是作家对人性善恶的幽微洞悉。创作者在电影叙事基调的安排上，选择了对青春年华的追忆和怀旧来构建电影文本的影像系统。小说原来的题目是《你触摸了我》，冯小刚决定与严歌苓合作将它搬上银幕时，最终决定采用《芳华》的名字。电影主创方对于改名《芳华》是这样解释的：“‘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在这样的创作思想的引导下，电影美轮美奂地展现了青春年华绚烂夺目的美丽。
电影拍摄前，冯小刚曾为筛选女演员宣传造势，声称“整过容的免谈”，引发社会对女演员外形的高度关注和期待。结合电影公映前的游泳池宣传海报，满足对新一代“冯女郎”身体猎奇心理，这未尝不是众多观影者走进影院的动机之一。有网友尖锐提出对女兵舞蹈身体的过度呈现是导演的“意淫”。作为熟谙市场规则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冯小刚来讲，将舞蹈身体转化为银幕奇观的叙事策略并非意淫可以简单概括。小说对文工团歌舞描写着墨甚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电影浓墨重彩的铺陈大量歌舞场景，从《草原女民兵》到《沂蒙颂》《绣金匾》，从《英雄赞歌》到《驼铃》，这些具有鲜明时代辨识度的歌曲不仅
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也为舞蹈身体的呈现提供了合法合理的契机。电影巧妙地避开了意识形态禁区，借助众多具有时代标识的视听符号搭建起怀旧影像，观众看到的只是被割裂的碎片化的历史记忆。透过怀旧的情绪外衣，观众在中完成了对青春躯体的消费过程。
二
电影保留了小说《芳华》的主要人物结构和关系，但对人物故事进行了剪裁处理。小说中的女主角何小曼在影片中改动较大，首先是“小曼”改成了“小萍”。“萍”意为浮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漂泊无根、孤独无助之意，结合何小曼的身世和人生遭遇，小萍这个名字成了她难以自主的坎坷命运的象征。严歌苓花费大量笔墨讲述了何小曼的家庭出身和凄苦可怜的成长历程。何小曼的成长裹挟着幼年时父亲的自杀身亡、母亲再嫁后的偏狭与刻薄、家庭成员的鄙视与唾弃等非同寻常的遭遇。窘迫不堪的成长经历让小曼养成了许多让人嫌弃的生活习性，她把种种不良习惯带到部队，受尽冷遇白眼。严歌苓在小曼的成长叙事中倾注了极为复杂的人性书写，对人性恶的披露达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电影文本中，何小萍的凄惨身世仅通过几句台词做了仓促交代，其父是在她参军入伍后病死劳改农场。她进入集体的第一天就因身体的“馊味”被大家视为异类，又在后来的“偷军装拍照”和“假胸衣”事件中遭到众人的围攻和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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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略去了何小萍成长的叙事，极力挖掘这些事件蕴含的冲突因素和戏剧张力，将其作为戏剧化的场面来呈现。如此处理简化了何小萍的性格维度，她倍受集体厌弃的性格根源变得不甚明晰，甚至众人对她的集体围攻也让人想到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的“霸凌”事件，而非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在刘峰被下放到伐木连后，何小萍选择了自我放逐，在上演了佯装生病、调换温度计事件后被派往野战医院。小说文本中的何小曼看到战争中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在生与死的刺激下精神开始出现分裂迹象，后来英雄事迹的夸大宣传和突如其来的荣誉最终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严歌苓在小说中对战争丑恶的揭露是毫不掩饰的，但电影重在表现何小萍奋不顾身抢救伤员的英雄行为，将她的精神问题简单归因为个人境遇的巨大反差。
小说中的刘峰在“触摸事件”东窗事发后，在林丁丁和其他文工团成员的合力检举揭发下命运急转直下，从“神坛”走向“祭坛”。严歌苓借助萧穗子的视点，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想到一九七七年那个夏天，红楼里的大会小会，我才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暗暗伺候刘峰露馅儿，所有人都暗暗地（也许在潜意识里）伺候他露出人性的马脚。一九七七年夏天，‘触摸事件’发生了，所有人其实都下意识松了一口气：它可发生了！原来刘峰也这么回事啊！原来他也无非男女呀！有关刘峰人性人格的第二只靴子，总算砰然落地，从此再无悬念，我们大家可以安然回到黑暗里歇息。刘峰不过如此，失望和释然来得那么突兀迅猛，却又那么不出所料。”[3]严歌苓掀开了人性的温情面纱，毫不留情地呈现普通人的阴暗心理。严歌苓
对人性暗礁的揭露是独到而深刻的，遗憾的是，影片将刘峰的落难主要归咎于当事人林丁丁的交代，反思批判力量大大减弱。
小说文本中的刘峰在战场上受伤后故意给司机错指路线，将抢救他的补给车引向某团驻地，因此失却一支胳膊，他想以死亡创造英雄故事传唱到心上人林丁丁那里。严歌苓既给予刘峰爱情理想主义的一面，又赋予他真实的人性，比如他在海口帮助失足女小惠并衍生出暧昧关系。小惠的存在给刘峰增添了些许烟火味和市井气息，使他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电影文本中，创作者采用了英雄主义叙事方法，重在凸显刘峰在战争中的英勇无畏、舍命保护战友的男性魅力。电影也果断舍弃了刘峰与小惠的故事，除却“触摸事件”的瑕疵，刘峰仍不失一位让人仰视的英雄。影片对战场上血腥与暴力的视觉呈现，显示出冯小刚更为娴熟的场面调度能力，而战争环境下的人物叙事，电影没有逸出主流意识形态框架。
严歌苓在小说中分别交代了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文工团其他人物各自的现实选择和命运走向，林丁丁、萧穗子、郝淑雯均经历了破裂婚姻的风霜人生，字里行间不无悲情意味。电影则以圆融的结局，消弥了理想与现实的裂痕以及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刘峰身无所长，家庭破碎、经济困顿，拖着残缺的身体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郝淑雯和陈灿依靠原生家庭的资源优
势，在房地产市场如鱼得水，她路见不平、慷慨解囊，帮助刘峰交了，影片以战友情弥合了二者在现实境遇中的强烈反差；林丁丁在富足的跨国婚姻生活中笑靥如花。片尾处刘峰和何小萍在破败的车站何琳 陈坤
长椅上相依相偎，嘴角知足的笑容似乎消解了二人惨烈的人生过往中饱尝的身体与精神创伤。从特殊年代中坎坷走来的刘峰和何小萍，在经历了时代的碾压后，仍然挣扎在社会的底层，看似温情的相互扶持真能抚慰他们并不乐观的现实境遇吗？正如学者陈晓云所论：“在影片叙事策略的选择上，冯小刚似乎与谢晋导演有了某种相似性，尽管他们影片的‘外观’差异明显。比如他们都具有将政治故事置换为伦理故事的能力，以及以情感故事想象性地弥合政治创伤的特质……伦理情怀再一次发挥了它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可以置一切于度外。”[4]为人物安排的一团和气的结局，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思维定式，迎合着大众消费体的审美心理。冯小刚采取了讨巧的处理策略，却是以削减影片的人文深度为代价。
三
《芳华》从小说到电影，情感基调偏向于青春怀旧和对文工团这个特殊集体的依恋，影片抽离了小说文本对人性多角度的剖析批判以及深刻的反思精神。影片前半部分弥漫着浓重的青春怀旧情绪，文工团成为冯小刚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他用碎片化的个体记忆深情缅怀了特殊年代的青春芳华；后半部分在英雄主义的叙事中展现浴火青春，以惊心动魄的视觉画面呈现极端暴力的战争。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电影文本在青春、怀旧、战争等符号外衣的包裹下，深层结构上仍然回应着当下商业语境中大众对身体和暴力的消费诉求。尽管冯小刚声称“不会老重复自己，老把自己放在安全的地方”，但在多种意识形态的合力作用下，《芳华》戳中了观众的泪点，却有意避开了文化的痛点，巧妙地遮蔽了不可言说的历史记忆，在个体讲述中抽取了当下炙手可热的文化消费符号。“冯小刚的记忆与怀
旧，在炫目影像与嘹亮歌声中激荡，于中国电影的当代历史写作而言，提供了一种在缝隙中安然着陆的路径，虽然对于历史与电影本身来说，同时可能也是一种以文化折损为代价的路径。”[5]在消费文化泛滥、娱乐至上的社会语境中，电影仅仅只是给观众提供一种即时娱乐的方式，还是应该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对这个话题的探讨恐怕要延伸到电影文本之外，如何减少从小说到电影改编过程中的文化折损，这不单是《芳华》留给我们的思索。
参考文献：
[1]刘艳. 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J]. 文艺争鸣,2017(7): 155—163.
[2]孟繁华. 芳华的悲歌——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J].名作欣赏,2017(8):60—61.
[3]严歌苓.芳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161页.
[4][5]陈晓云. 选择性记忆与《芳华》的叙事策略[J]. 电影艺术,2018(1):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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