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 钰，李泽新，杨琬铮
[摘 要]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后半程阶段，城乡空间建设向优化调整转变。以设施供给视角出发的传统乡村规划模式忽
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及需求特征，未能从区域的角度对乡村进行统筹规划，无法满足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文章基于乡村生
活空间重构的现实背景和规划需求，从村民的时空行为视角出发，对乡村生活圈进行时间、空间和行为3个维度的划定，从时间、
空间和功能的角度对乡村生活圈进行划分，并以雅安市汉源县为例，探讨乡村生活圈空间范围的测度方法，将乡村生活圈作
为规划管理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用地布局、道路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内容进行优化调整。
[关键词]乡村生活圈；划定方法；范围测度；优化策略
[文章编号]1006-0022(2020)24-0021-07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官钰，李泽新，杨琬铮．乡村生活圈范围测度方法与优化策略探索—以雅安市汉源县为例[J]．规划师，
2020(24)：21-27．
Exploration on the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Life Circle: A Case Study of Hanyuan County,
Y a’an City/Guan Yu, Li Zexin, Y ang Wanzheng
[Abstract]China’s urbanization has transferred towards high quality spatial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rural planning, oriented from
facility provision, did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practical needs and thus failed to integrate farmers’ life
and production needs with planning from regional viewpoi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needs caused by rural life space restructuring, the
paper delimits rural life circle from time, space, and behavior of farmers, studies the measurement of rural life circle, improves the land
use layout,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configuration based on rural life circle. The method is practiced in the case of Hanyuan
county, Ya’an city.
[Key words]Rural life circle, Delimitation method, Measurement of life circle, Improvement strategy
0引言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后半程，农村人口释放速度趋缓，城乡空间建设模式逐渐由减量收缩向优化调整转变，城市部分功能开始向乡村转移。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意味着乡村规划的价值取向由原来自上而下的“重物质、重空间”的规划模式向上下结合的全面发展模式转变[1]。传统乡村规划是以行政划分作为规划管理单元，以空间为导向，采用以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为核心机制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2]，这种模式忽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及需求特征，未能从区域的角度对乡村进行统筹规划，“住—业”和“住—学”分离的现象较为普遍，村民因此需要付出过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从而加速了乡村人口的流失。作为实现资源均衡分配、维护空间正义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工具[3]，以乡村居民日常活动空间为研究对象的乡村生活圈规划避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受限于行政边界的问题，从广域空间视角思考规划内容，使
规划更具操作性和统筹性[4]。
不同于根据村镇行政等级从设施供给视角出发的传统乡村规划模式，乡村生活圈规划是以生活圈作为规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8084)
官 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泽新，通讯作者，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杨琬铮，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划管理单元，对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规模及布局进行整体协调，以适应乡村地区的传统商业模式(如集市服务)与现代生活模式(如教育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乡村生活圈的划定方法、配置内容和实施模式等问题仍处于讨论和探索阶段。其中，乡村生活圈的识别和范围测度是规划落地的前置条件和技术难点[5]。王德、武廷海等学者考虑到不同人在出行条件和出行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根据村民的实际出行能力重新计算了公共服务设施的最佳服务半径[6-7]。尽管该方法从村民的角度对公共服务设施指标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调整，但其本质仍然沿用的是设施配置的传统规划思想。在此基础上，孙德芳、周鑫鑫等学者探讨了一种通过构建“泰森多边形”划分生活圈单元，确保单元内所有点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的距离最短，且突破了以行政边界进行生活空间划分的研究方式[8-9]。但是，通过该方法划定的生活圈在范围上相互对立，不存在空间的重叠嵌套关系，并不能真实地刻画村民的日常活动范围。除此之外，GPS等较为精准测度生活圈范围的方法[10-11]，因其成本高、难度较大等原因，并不适合在乡村区域尺度下开展。
因此，易于推广且能够准确刻画村民出行活动范围的乡村生活圈划定方法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
梁政珏1乡村生活圈的内涵、特征与体系划分
1.1乡村生活圈内涵
乡村生活圈概念最早起源于日本为改善乡村环境所制定的《农村生活环境整备计划》，用以反映一定地理范围内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等活动的分布情况，以一定的人口规模和距离为基准，将生活圈按照“村落—大字—旧村—市町村—地方都市圈”进行层次划分，通过汇集生活功能，集约化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多极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以实现区域协作、集约用地和提升生活圈功能的
目的[12]。韩国受其影响，也以生活圈作
为乡村规划统筹单元，分级落地，实现
居民需求与乡村公共资源供给之间的均
衡配置，保障乡村机能。我国国内很多学
者也对乡村生活圈概念进行了界定，基本
可归纳为：生活圈是指维持居民日常生活
而发生的诸多活动所构成的空间范围，在
空间上反映为圈层形态，具有方向性与相
邻领域的重叠性等属性特征[5]。这一概念
实质是从居民活动空间的角度，以生活
圈作为规划统筹单元，自下而上地组织
地域空间结构与体系[13]，包含土地利用、
道路交通和公共设施等一系列内容的综
合规划。因此，乡村生活圈的划定内容
不仅包括圈层划分，还包括了基于划定
结果的一系列规划调整。
1.2乡村生活圈特征分析
1.2.1自足性与共享性特征
农耕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受地理
要素的阻隔及村民出行能力的制约，自
古以来就有自给自足的传统，村民最基
本的日常需求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满
足。村民日常活动的边界即为乡村生活
圈的空间范围，是村民为获取同类优质
资源支付最小时间成本的结果，与行政
边界并无必然联系。因此，传统的以人
为本的行政划分为规划管理单元的公共
服务配置体系在实践中通常会存在公共
服务供给与行政管理分离，设施配置与
实际需求之间不对等等问题[14]。
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较为密集的
乡村区域，相邻生活圈间的空间重叠嵌
套关系明显，村民能同时获取多个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点的服务，村村共享、村
镇共享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
而在村庄较为稀疏的乡村区域，那些无
法便捷获取所在行政镇村所提供的公共
服务的聚落村民，往往会选择前往邻近
村落(含集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获
取公共服务。针对前者，需要考虑如何
整合两个自足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资源，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品质；针对后者则需
考虑如何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以乡村
生活圈为规划管理单元，对服务人口及
范围进行重新核算，从区域统筹视角出
发，通过共享、互补的方式取得乡村生
活圈自足和共享之间的平衡。
1.2.2方向性与圈层性特征
乡村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早已跨越
了行政边界，由单一的村域空间扩张到
周边区域，乡村之间的社会经济功能协
同和生活空间网络体系逐步形成。从区
域网络的角度看，因受到人口门槛的限
制，低等级的乡村生活圈所提供的公共
服务能力有限，乡村居民需要依靠交通
工具出行至中心村或镇区以获得完善的
公共服务，其活动轨迹主要围绕乡村道
路及各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展开。乡
村生活圈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方向性
特征，主要表现为多个相邻的自足性生
活圈往往沿主要道路指向更高一级的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点。围绕高等级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点展开的生活圈又会继续指
向更高等级的公服配置点，最终形成多
极网络结构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村民为
获取不同等级的公共服务愿意支付的时
间成本不同，村民活动在空间上呈现出
明显的圈层性特征。
而在单个生活圈内部，从事不同生
产活动的村民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一
定的圈层性分异。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
式的村民以步行出行为主，居住点更倾
向于靠近耕地，而通勤需求较强的村民
的居住点通常更倾向于选择靠近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点以获取便利的公共交通。
当出行成本达到或超过了村民的可接受
范围，就会促使村民向外迁移，因此有
序的乡村生活圈规划对稳定乡村人口、
维持乡村机能具有重要意义。
1.3乡村生活圈体系划分
村民的时空行为分别反映了村民出
行活动时间、空间和功能3个维度的特征，
分别对应了乡村生活圈划定中的出行时
该类活动主要发生在周末，频次较低且随机性较强，通常以1周为一周期。
2乡村生活圈范围测度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汉源县位于大渡河中游两岸，为四
川盆地与西藏高原之间的攀西河谷地带，辖区面积2 349 km 2(东经102°16'～103°00'，北纬29°05'～29°43')。行政辖区包括10个镇、20个乡和243个村。县域四周高山环绕、中部河谷低平，整体从四周向中间依次分布中山、低山和河谷，且地势总体向东南倾斜。根据现状地貌特征分析可将整体县域划分为中部河谷堆积地貌区(海拔为550～1 200 m)、构造侵
蚀低山地貌区(海拔为1 200～1 500 m)、构造侵蚀中山地貌区(海拔为1 500～
2 200 m)和剥蚀构造高中山地貌区(海
间、空间界定和圈层划分3部分内容[15]。
由于村民的出行活动目的性强且高度依赖公共交通，其活动轨迹围绕公交线路及沿线的重要节点展开，主要集中于各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根据出行链节点可对村民的出行过程进行阶段划分，并根据调研及相关研究确定村民各阶段的可接受出行时间及主要活动类型，将其作为乡村生活圈进行时间划分和功能划分的重要依据，最后测度各生活圈圈层的空间范围(图1，图2)。本次研究将
乡村生活圈总体划分为4个圈层。1.3.1自足性生活圈
乡村生活圈的自足性是乡村居民固
有时空制约下可达能力的结果[16]。乡村
居民的日常活动轨迹主要围绕邻近的居民点、耕地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展开，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主要面向本生活圈服务范围内的人口，包括必要的商业、医疗和文化等设施，并形成自足性生活圈。圈层内乡村居民的基本日常生活主要包括了以耕地为出行目的的生产活动和以获取公共服务为出行目的的生活活动，这两类活动主要采取步行或非机动车的方式出行，较为灵活，发生频率较高。1.3.2通勤性生活圈
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受耕地的约束
逐渐减少，村民的通勤目的地逐渐向工
厂和学校转变。在一定的“职—住”和“学—住”空间关系下，村民的通勤空间及与之密切的生活内容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与特征，形成通勤性生活圈。由村民规律性的通勤出行，以及围绕通勤出行链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7]，包括通勤途中的购物、就餐等，通常发生在相邻的村域和镇域之间。村民在该圈层内的通勤活动以1日为周期，规律性较强，
主要采用非机动车或村镇公交等方式实现短途出行。除此之外，赶集也是乡村
居民通勤出行的重要原因，通常以3～4天为一周期。
1.3.3基础性生活圈
在现有的以行政划分为依据的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体系下，中心镇的服务人口达到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门槛，能够基本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各类需要，形成了基础性生活圈。通常配置有中学、卫生院及综合市场等较高等级的公共服务设施。作为一般镇村的补足与提升，该圈层主要满足村民必要但低频的日常活动需要。村民一般采用村镇公交出行的方式获取基础性公共服务，通常以3～4天为一
周期。
1.3.4扩展性生活圈
除此之外，村民为获取县级公共服
务设施，还会围绕县域中心及副中心形成扩展性生活圈。该圈层主要满足村民偶发性的出行活动需要，包括获取大型的医疗、行政和商业等扩展类公共服务，以及假期休闲、走亲访友等，其服务于全县所有村民，此类生活圈配置有等级最高且最为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由于
图2 乡村生活圈体系构建示意图图3 汉源县坡度分析图
拔为2 200～3 000 m)。县域坡度25％以下、适合进行规模建设的用地主要集中在流沙河两侧，其余适合规模建设的用地分布在县域各个方向，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图3，图4)。
2.2研究模型
2.2.1出行路径网络构建
本次研究考虑村民出行包括了车行与步行两种方式，其一是根据交通部门
提供的现状及规划路网资料整理，作为
村民的车行路径；其二是通过渔网点模
拟居民点的分布情况(图5)，将模拟居
民点与邻近车行道(排除高速路)最短连
线作为村民的步行路径。以二者叠加的
出行路径为基础，通过GIS网络分析模块，
以时间为阻抗建立路径网络(图6)。各
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初步选址于所在
行政单位的集中居民点处，作为OD分
析的起点，共273个。
2.2.2出行速度指标
本次研究是模拟以居民点为出发点，
通过“车行+步行”的混合出行方式获
取公共服务设施所需的时间作为衡量村
民出行能力的依据。其中，车行速度根
据不同的道路等级及地形条件来确定。
步行速度则需要考虑地形耗损以及出行
直线距离与路径距离的转换关系，换算
为村民步行出行的直线速度，其计算公
为步行直线速度(单
位：千米/小时)； 路为步行路径速度
(单位：千米/小时)； 为步行路径距
离与直线距离的比值。本次研究将村民
河谷低缓区步行路径速度设置为5 千米/
小时，取中低山陡坡区的步行速度损耗为
0.8，折算为4 千米/小时。根据相关研
究，分别取平原缓坡区和中低山陡坡区
的K值为1.66、1.78，折算后的步行直
线速度分别为3 千米/小时、2.25 千米/
小时(表1)[17]。
2.3技术方法
2.3.1乡村生活圈范围生成
由于居民点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
起迄点关系，当居民点选址满足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点服务的最佳服务范围时，
等同于公共服务设施在村民可接受的日
常活动范围内。本次研究以村民获取
不同等级公共服务所愿意支付的时间成
本为依据，用不同时间层级内的等时圈
表示乡村生活圈范围。具体过程为利用
GIS10.2的网络分析模块，分别以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点为起点、模拟居民点为迄
点进行OD 分析，获取各组起迄点的时
间成本表格。筛选出所有迄点对应的最
少时间成本，通过GIS10.2与迄点关联，
通过反距离权重法生成等时圈栅格，其
计算公式为：
公式(2)
图4 汉源县地貌分区图图5 汉源县渔网点模拟居民点分布图图6 汉源县路网网络分析图图7 汉源县县域等时圈分析图
图8 汉源县富庄镇镇域等时圈分析图图9 汉源县富庄镇联络村村域等时圈分析图
公式(2)中， 为 处的插值预测值； 为模拟点周围样点的数量，本次研究为12个； 为计算过程中使用的各样点的权重(权重值随样点与预测点之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是在 处获得的真实值。
公式 (4) 公式(3)、公式(4)中， 为指数值； 是模拟点 与各已知点 之间的距离。
通过该方法分别以各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为起点，生成县域(汉源县全域)、镇域(以汉源县富庄镇为例)和村域(以汉源县联络村为例)等时圈作为分析乡村生活圈的基础(图7～图9)。
2.3.2乡村生活圈范围识别
目前，汉源县基本完成了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初步建设，但其仍处于用地调整、空间重组阶段。村级公共服务设施规模较小，选址较为灵活，而镇级及以上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规模较大，不易调整。因此，本次研究将居民点和村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选址作为变量，镇级及以上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作为常量。通过GIS10.2网络分析模块中最近设施点分析，对各级生活圈圈层服务的
镇村进行识别。本次研究以15分钟出行范围内的自足生活圈为基本单元，各层级乡村生活圈范围即为围绕其服务镇村所形成的自足生活圈的集合。2.4乡村生活圈识别与范围划定结果2.4.1扩展生活圈识别与范围划定扩展生活圈范围为汉源县所有生活圈范围的集合。本次研究以县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为起点，选取60分钟出行时间为基准，对中心镇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进行评估。根据分析，皇木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无法满足扩展生活圈的覆盖范围，因其距离县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的时距大于90分钟，可对其所在基础生活圈适当补充必要的高等级公
共服务设施，就近满足村民的扩展性公
共服务需求(图10)。
2.4.2基础生活圈识别与范围划定
基础生活圈范围为选定的所有服务
镇村所含生活圈范围的集合。本次研究
以中心镇级和县级公服配置点为起点，
选取30分钟出行时间为基准，对一般镇
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进行评估。根据
分析，清溪镇因与周边镇村的交通联系
较差，故本次研究建议用发展条件较好
的富庄镇替代清溪镇作为中心镇。调整
后，马烈乡和坭美乡的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点距离邻近中心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点的时距仍大于50分钟，建议适当增加
两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点的配置内容，
就近满足村民基础性公共服务需求。最
终选定了6个基础生活圈(图11)。
2.4.3通勤生活圈识别与范围划定
通勤生活圈范围为选定的所有村所
含的生活圈范围的集合。根据分析，共
有18个村庄距离邻近镇级公共服务设施
点的时距大于30分钟，故可对村级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点进行重新选址，尽可能
地满足村民的通勤需要，最终选定了32
个通勤生活圈(图12)。
2.4.4自足生活圈识别与范围划定
本次研究以15
分钟出行空间作为自中低山地区60 50 30 20 15 2.25资料来源：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及相关研究整理。
图10 汉源县扩展生活圈图
图12 汉源县通勤生活圈图
图11 汉源县基础生活圈图
图13 汉源县自足生活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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