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简介_谭嗣同的资料介绍、故事传奇
篇一：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他是“千古罕见的真贵族”：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
发动，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他超前的见识羞今人：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也就是说，二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也就是说，领袖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也就是说，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只会是越强越祸害，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愤青”？
他的勇气人格耀中华：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宣扬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
死者无有招后起。”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终结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来治乱循环的悲剧，为天下苍生求得一个自由、平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不息的热血儿郎。
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同中有异：
最明显处是谭嗣同实际上不同意以“保(孔)教”相号召。《仁学?自叙》即明言:“二三豪俊,亦时切亡教之忧,吾则窃谓不然。何者?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极其量不过亡其名耳,其实固莫能亡矣。”这一是因为谭嗣同更注重制度和立法,以为“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二是由于谭嗣同实际上更强调兼收并蓄,所以他对康有为的独依《公羊》和独尊孔教,“亦有不敢苟同者”。他曾说:“孔子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公羊》固得其真传,顾托词隐晦,虽何休为之解诂,亦难尽晓。至于左氏之书,则不尽合经,疑后人有所附益,然其叙事详,且皆可稽。苟说经而弃是书,则何由知其本事?”他自然明白康
有为“意不在稽古,盖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申其说,欲假以行其道”,故只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支持康有为。他还强调,诸子百家“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故认为老子、墨子、庄子、荀子乃至韩非“虽各不免偏蔽”,但仍近乎“先圣之遗言遗法”。独尊孔教就会自限畛域,妨碍“博取”和会通。
其次,当时维新人士多为变法加上“复古”的包装,谭嗣同虽不例外,表示“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而变法又适所以复古”。
但他明言变法就是“变西法”,显然比康、梁的“参以西法”更加旗帜鲜明。他提出的“广兴学校”、“大开议院”、“练海军”、“尽开中国所有之矿”、“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立商部集商会”、“改官制”、“改订刑律”等等具体变法内容,无疑是中国古之所无,而且带上了鲜明的西方印记。他批判复古论调说:“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辄喜引经据典,侈谈古制,妄欲见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如果说康、梁的“复古”只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谭嗣同已进而认为这种乞灵于古的策略的可悲了。他强调判定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标准是“公理”而非“圣人之言”,表示“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其思想解放的程度非康、梁可比。
康、梁、谭对变法的程序主张基本一致,唐子义原型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但在兴办何种学校、培养怎样的人才上,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主张仍有区别。梁启超显然更注重中国固有文化,他既主张多译多读西书,同时又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乃中学将亡之为患”,批评“论西学者”“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他提出应先读中国书,多读中国书,“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力肆力于西籍。”对于翻译西书和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均主张“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否则不仅是“不务其大,不揣其本”,还可能会使人“离乎中国,而未合于夷狄”。谭嗣同却更重视西方的算学和格致,认为新式学堂应“严立课程,循名责实,每人只占一门,而皆从算学入手??兼读中国书时,得文之以礼乐”。又说“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即认为要靠科学的道理和思维方法育人,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因无知偏蔽而产生的各种思想束缚和畛域见。又称“无论何事,要必自格致始”,考核人才时也以为“从格致入者,万不差也”。而且谭嗣同恰恰又是主张中国“悉改文字之象形为谐声,则全球之学可合为一”的。可见谭嗣同比康、梁带有更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梁启超亦因此说谭嗣同“佞西学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