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缺席”
  ———析娄烨电影中的母亲形象
○吴宏亮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作为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娄烨,塑造了大量鲜活的女性形象。但他的作品却很少看到“母亲”这一女性形象,“母亲”的缺席,对于女性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母亲形象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权文化的影响,揭露了当下社会对于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忽视。
[关键词] 娄烨; 母亲; 缺席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4)11-0078-02
  娄烨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行走在情感之中,诉说着自己独有的女性意识。但是娄烨却很少将镜头对准“母亲”这一女性角,影片的年轻女性在遭遇自身困境时,也没有母亲去倾诉。“母亲”这一女性形象在娄烨的影片中处于在场的“缺席”状态。
一、恐怖元素的执行者
《危情少女》中汪岚的母亲惠芬,为了拯救女儿汪岚免受汪敬的谋杀,以鬼魅的形象出现担当片中的恐怖角。导演选择了恐怖片中一贯的女鬼形象———来去无踪的身影、穿着传统的碎花旗袍、底光照射出的苍白面容、召唤女儿时的幽怨嗓音作为惊悚元素,不仅导致汪岚的精神错乱,也让观众产生恐惧的心理印象。
影片开始于汪岚的梦境,躲雨的汪岚来到一座古宅门前,这时汪岚的母亲———蓬头垢面、面苍白地突然在背后出现对汪岚进行召唤,随之走来的汪岚又发现母亲在楼梯间则被蛛网束缚,底部照明的“鬼光”效果更是衬托出死去母亲惠芬的恐怖形象。而给汪岚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就是在雷雨天里,母亲的自杀在她的脑海中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汪岚入住自家的房子寻线索的时候,多次用推镜头对准母亲惠芬的遗像来制造恐怖气氛;在展现汪岚母亲惨死的时候,使用主观镜头来模仿汪岚的视角,例如汪岚产生幻觉看到母亲尸体悬挂在楼梯间、梦境中母亲的尸体吊在空屋子里,以此模仿观众亲临现场的真实性来渲染恐怖氛围。
刘家新面对汪敬的时候,揭露了母亲惠芬死亡的原因:惠芬与刘家新的婚外恋生下了汪岚而让汪敬产生了仇恨的念头。惠芬对于婚姻的不忠成了悲剧的源头。
“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长期以来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无力把控。因此,她们只能寄希望于神秘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向民运抗争,这也促成了女鬼角的出现。”[1]2
22-225汪岚母亲惠芬的女鬼形象无疑是男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的镜像展示。
二、男权社会的合谋者
在《浮城谜事》中,乔永照的母亲“婆婆”一角并未出现在影片中,却成为陆洁婚姻和外室之间的纽带和纵容者。“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的调教、控制大都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2]15婆婆这个女性形象并未出场,通过外室桑琪的口中出现:“永照的妈妈就特别想要一个男孩儿,……就连他的名都是他妈的给起得,叫乔家宝,老打电话”,桑琪得到了乔永照母亲的认可和纵容,大大方方地做起了现代社会的“小三”角。
婆婆对于孙子的期望,成了桑琪外室存在的原因之一。重男轻女思想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生存法则,一代代的女性在自身性别和生育儿女造成的婚姻悲剧之后将这种思想又一次强加在儿媳身上,女性意识的缺乏纵容了男性在家庭之外的寻欢作乐。“母亲的思想保守、迂腐、陈旧,深受几千年来男权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已经内化为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思想理念,她不仅用这些思想来要求自身,更用它来控制、束缚子女们的成长。”[2]15
父权制蕴含着人对人的占有和统治,代表着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奴化。家庭中的母亲角以管理和绵延后代的名义,消解了自身独立的女性意识和存在的意义,实现了向父权制帮凶的转变。
三、拒绝成为母亲的自主者
《颐和园》中的余虹怀了已婚男人唐老师的孩子之后,选择了去做流产,也离开了爱着她的吴刚。导演拍摄了将近一
语文学刊                               2014年第11期.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简介]吴宏亮,男,河南焦作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美学。
分钟的人流手术的长镜头,将镜头对准余虹痛苦的面部表情,背景声响除了医生边手术边安慰的话语,还有余虹日记内容的独白:“自从认识了你,我的内心又一次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感情,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了什么是物质上的贫穷,一个人可以拮据度日,但要是换做两个人,这样的生活只会让人心生憎恨,我们分手吧。”拮据无法成为余虹继续生活的保障,伴随着余虹经历手术流产痛苦的呻吟,展现了女性这一体在接受人流手术时的痛苦。
“节育和合法堕胎能使女人自由地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事实上,这样做部分取决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愿,部分取决于女人生育的偶然性。”[3]314余虹没有选择成为母亲,而是用人流保留自己独立个体身份。她还不想成为男人生育的“工具”,她有了自我独立的女性意识,余虹这一角成为娄烨影片中唯一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之一。
四、家庭生活的“缺席者”
娄烨电影中的女性,她们的家庭大多都是单亲,自幼被男性抚养长大。《周末情人》中李欣一直独自生活,每天游荡在城市之间,寻青年的社会之路;《苏州河》中,牡丹父母离异,母亲不知去向,父亲一夜暴富后活在酒精和性中不管不问,善良天真的牡丹被马达一伙儿人欺骗之后,脆弱的心灵无法得到安慰,选择了自投苏州河;《紫蝴蝶》中的丁慧,从小跟哥哥一起生活,哥哥却在一次宣传抗日活动中被日本人刺死,无牵无挂的丁慧多年后在上海加入抗日地下组织“紫蝴蝶”;《颐和园》中的余虹,跟父亲一起生活,在欲望和情感中摇摆;《花》中的花在异国他乡遭遇感情失败回国,也是住在前任男友家里,而没有回自己的家里去疗伤;《浮城谜事》中蚊子的母亲在蚊子车祸后出场,面容憔悴的她看到蚊子的尸体后失声痛哭,并没有寻车祸真相,而是接受庭下和解。影片结尾还魂夜,蚊子的母亲跪坐在高速路旁给女儿烧纸钱,镜头慢速上摇对准远远看着母亲的蚊子魂魄,蚊子的母亲在影片中只是起到了一个收尸人的作用。同为母亲的陆洁和桑琪,养育了安安和宇航,家庭只是成为她们情感的竞争对象,儿女只是她们维系家庭的纽带。
影片中特立独行的女性大多从小与父亲一起生活,缺乏家庭关爱,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自我成长和疗伤。“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4]3娄烨影片中这些女性性格中的自卑、孤独、忧郁等诸多特点与其所遭遇的家庭境遇和社会生活有关,且很大程度上与其童年生活———尤其是与家庭中的母亲存在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虽然娄烨塑造了不同于以往“圣母”形象的母亲角,但是这些母亲并未拥有自觉女性意识形象,母亲在场的“缺席”造就了她们的默默无闻、顺应家庭生活的形象,即使规避了生育,也难逃“他者”的命运,成为影片中其他人物的陪衬,反映出导演对于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忽视和偏见。所以男性导演在塑造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时候,应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确立母亲这一女性的性别身份,拓展更加广阔的女性影视范围。
【参考文献】
[1]洪潇楠.华语恐怖电影中的“女性恐怖”角及其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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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喜欢这个学生的。他希望这个学生能在质野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进境。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矣。”(《论语·泰伯》)孔子是很景仰周公的,周公是德的化身,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他这个人凭着自己的才艺而骄纵气盈,或者鄙吝小气,那么,这个人其他的方面也就一无所取、一无所观了。在他眼里,子路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他质野可爱,属于可以“先进入礼乐”的野人,通过学习,一定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他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却是令我们敬仰的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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