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纪鸽
家族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传统社会中个人一切活动的中心 ［1］。以“家族”为载体进行叙事，可以从多方面反映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正是以家族叙事为框架的作品之一。作品以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为线索，讲述了当时陕西关中平原上的中国农民在面临世事变迁时的心理和精神历程。陈忠实希望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反映文化观念对人行为的影响，也反映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思考。［2］然而，在作品叙事中，读者却可以发现作者认识的悖论，这种悖论表现在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矛盾心理，以及对女性角的塑造。
一、对“儒家”传统的叙写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叙写主要体现在对“儒家”传统的叙写中。儒家思想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陈忠实自称旧学底子很浅，也称他不研究儒家，不评论儒家［3］，但在他的这部“垫棺”之作中，他却处处关注儒家思想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到了现代，儒家思想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仍是不可动摇的。［4］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股对民族文化回归的潮流。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指出，“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陈忠实的《白鹿原》同样是这股回归潮流中诞生的作品。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来看，儒家文化是修身、治
家、行事的不变法则，是提升一个人修行品质的灵丹妙药。脱离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框架，《白鹿原》中的文化视野将不复存在，书中由朱先生、白嘉轩所代表的道德力量也会脱离他们依存的根本。
朱先生最能代表传统道德力量的威慑力。朱先生的威慑力犹如他学堂大厅里那盆燃烧着的木炭火，无烟、无焰，却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白家大儿子孝文可以忍受任何人的羞辱、难堪并显露出一副“死狗”的架势，但面对朱先生，他却在瞬间“透彻地领悟了堕落者的羞耻，再也说不出对鹿三、孝武说出的赌气的硬话了”［6］。朱先生不言自威，他的威慑力量来自沉淀于他身上的文化力量，虽无形却有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书中这位最能代表儒家传统思想的朱先生却招了岳母的心烦。即使在饥荒年，岳母白赵氏也不愿去他家，因为她“跟那个书呆子没缘儿”。［5］白赵氏在将女儿嫁给朱先生的时候很是满意这个女婿，时间长了，却一味地心烦，说不上什么缘由。但是如果将朱先生所有的功德放在一起，读者大约可以从其中窥见些许道理。
作者有意将朱先生塑造成一个神化的人物、儒家思想的载体和象征。但他的固执不变和处事不惊，尤其是他在任何情势下都表现出来的对世事的洞察力，反而减弱了他作为儒家思想文化代表的力量，他的言行举止、他对传统的坚守也不时地削弱儒家思想的崇高和权威。朱先生对待田小娥鬼魂的提议便是一例。朱先生对村里人提出的为田小娥修庙的建议不屑一顾，对白嘉轩将田小娥的尸骨焚烧成灰撒入滋水河的建议更不赞同：“把那骨灰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儿装到磁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5］朱先生此时表现出的残忍、强硬的性情不仅
削弱了朱先生文化权威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所代表的道德力量守旧而不近人情。
陈忠实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传统具有两面性，一面是
［摘 要］小说《白鹿原》采用家族叙事的框架来讲述20世纪上半叶陕西关中平原上的中国农民在面临历史变迁时的心理和精神历程。陈忠实在小说叙事中力图反映文化观念对人的影响，也反映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作品中不同的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反映出作者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悖论：典型的儒家思想在社会变革中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变革面前的表现反映出作者在面对变革时的困惑；他意识到女性生存状态的问题，但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却反映了陈忠实本人对女性认识的局限性。
［关  键  词］《白鹿原》；家族叙事；儒家传统；变革；女性书写
《白鹿原》家族叙事中的文化悖论
优秀的传统，另一面是腐朽的负面因素。［7］作为一个作家，他既要维护这种文化的礼仪，同时又试图颠覆其中的某些传统。在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设计上，他巧妙地把对“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意趣关怀放在“民族秘史”中展开，这就使得作品可以大胆地去涉足传统经典和当时主流话语文学中不太涉及的文学经验。譬如朱先生的两个弟子黑娃和白孝文的经历。他们二人的经历极具讽刺性。
他们是白鹿原上最不肖的子弟，两人以类似的原因被赶出家门，却画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黑娃因偷情被赶出家门，他参加过农协、当过兵、做过土匪，最后被招安，进入国民党滋水县政府保安团做炮营营长，终于幡然醒悟，想要做个“好人”，这个回头浪子因为遭到陷害死在白孝文之手。黑娃在拜朱先生读书之前的一系列行为，或是因为本能或是因为无奈而成为白鹿原上正统礼教的叛逆，他的一系列叛逆行为使他明白了正统礼教、族规乡约在行为处事、修身做人中的道理，但却遗憾地成为政治斗争的炮灰。
白家家教严，家风正，从这个“仁”“义”之家走出来的白孝文却未能恪守父辈的教诲，成为传统文化的叛逃者。他也因为偷情，受到族规的惩治被赶出家门，从此自暴自弃，走上了与朱先生所崇尚的儒家文化和白嘉轩所恪守的“仁”“义”的处世原则背道而驰的不归路，最终成为一个投机钻营、满腹心机的军痞。一个浪子回头、回归传统，却死于非命；另一个肆意堕落，叛逃家门，却跻身高位。
比起黑娃和白孝文的经历，更发人深思的是白孝文衣锦还乡之后，他的父亲白嘉轩内心的荣耀和满足。白嘉轩一生秉持着祖上留下的“学为好人”的立身处世原则，最终却从儿子白孝文衣锦还乡的风光中获得心理满足。他对这个身居县长之职的儿子的接受似乎表明他已默认了自己曾经恪守的处世准则也并非金科玉律。黑娃和白孝文的经历、白家父子的感叹从某种层面上反映出在新旧制度交锋之时，儒家传统思想和文化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在陈忠实建构的白鹿原上的乡村伦理秩序中，嵌入了他对这种与当代社会体制渐行渐远的伦理法则的复
杂心态。他一方面强调自己接受的是解放后“厚今薄古”的新式教育，因而旧学底子较薄弱，不评儒家，而且陈忠实很少使用“儒家文化”这样的字眼，而较多使用“传统文化”来指称小说中朱先生和白嘉轩一贯坚守的生活方式和做人的准则；另一方面却通过小说中的两位理想化的人格形象来昭示他对他们代表的那种伦理体系的消逝怀着深深的依恋。他塑造出的朱先生和白嘉轩反映出了他自己在面对变革时的复杂心态：在悬挂着“耕读传家”四个字的门楼里，寄托了他对乌托邦式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和“礼俗相交”的理想乡村模式的期许；书中人物的命运沉浮似乎又表达了他对旧传统与新秩序之间的冲突的无奈与担忧。
二、对待“变革”的矛盾心理
陈忠实对待变革的矛盾心理主要通过《白鹿原》中的众多人物与传统的价值观进行融合或剥离的动态过程来体现。他们在社会生活与秩序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或者坚持、固守旧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与新的秩序产生矛盾和碰撞；或者接受新的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在新旧秩序的交替中艰难前行。
其中代表传统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是朱先生和白嘉轩。朱先生被称为“关中大儒”，是小说中儒家思想最具权威的代表人物，代表着一种亘古不变的精神力量，因而他的人物特性相对比较稳定。在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形成和确立的时候，他选择了坚守传统的价值观。朱先生的坚守里面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固执的信仰，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固步自封的先生的孤寂。他对白鹿原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秉持着
超然、淡然、处乱不惊的态度。他只身退清兵，面对清朝的巡抚和新政府的总督，他不卑不亢，以大义说服陈升放弃攻打西安城；面对黑娃闹农协和田福贤的报复，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白鹿原成了鏊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权的更迭在他看来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在其中坦然处之，他关注的是翻江倒海的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那是人们的生活。当白嘉轩因为西安城里“反正”而深感不安，不知未来日月该咋过的时候，朱先生用一纸《乡约》解决了他的困惑。当所有的学生都离开白鹿书院，朱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去城里的师范学校任职，而是选择去重修县志，试图从中到心理和情感的寄托。他在离世之前喊妻子的那声“妈”饱含了他坚持背后的孤寂与艰辛。
白嘉轩固守传统，他是朱先生人生哲学的践行者。他对于白鹿原上出现的新事物秉持拒斥的态度，或者至少是不置可否、冷眼旁观。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对发生的各种变化产生任何影响。他固执地在社会变化的大潮中坚守着乡村传统的价值观，行使着他族长的权力，他的又硬又直的腰杆和不苟言笑的脸上写着族长的威严。
他做的各种决定，他对各种事态、世态的评论，以及他对白鹿原上的人的所作所为的价值判断都昭示着他在白鹿原上的权威。他靠着“学为好人”这一立身之本而立于不败之地。他矢志不渝地践行着他夫朱先生为他指定的处世原则，这使他成为遵循朴实厚道的乡村伦理的典范。他用开水烫手惩治烟鬼、喂食大便处罚赌徒是为了正民风，他惩罚白孝文是不徇私情，建造砖塔镇压田小娥的骨灰是为了拯救乡民于瘟疫，交农事件之后，他用自己去换取被关押的起事人是大义，黑娃被关之后为他做担保是为了让其浪
子回头。他称赞鹿三是“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5］，称朱先生是“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这些“仁”“义”之举处处彰显着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权威，同时也巧妙地遮蔽了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反对变革、因循守旧的思想，为他的残忍披上了合理的外衣。白嘉轩并非看不到原上发生的变化，他只是固执地生活在他的青砖门楼上“耕读传家”四个字所构建的乌托邦世界中。他将长子白孝文和女儿白灵赶出家门，是因为他们打破了他和外界的壁垒，将他暴露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面前，并迫使他不得不面对变化带来的对他的权威的挑战。白孝文回原上祭祖给他的心理上带来快慰和满足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这种满足感多少包含着些悲剧的气息，他似乎看见了日薄西山、大势已去的苍凉，因而不得不显示出洞察世事的哲人的平和与超脱。白嘉轩代表的是白鹿原上最颠扑不破的初始准则和道德标杆，他的悲剧性结局和朱先生的死一样，都昭示着面对挑战时固步自封的无奈。
鹿家则不同。鹿家一脉对于不断产生的新事物积极应变、接受。从对修缮祠堂的态度即可看出两家人的不同：白嘉轩为了履行族长的职责，续写家族的历史，也为了自己能美名流传；而鹿子霖则直言是为了自家娃娃念书方便。鹿子霖出任乡约在县里接受培训，他对来看望的儿子说他革命了，兆鹏、兆海随即提出不想念古书了，要去城里的新式学堂念书，鹿子霖欣然答应。在白鹿原上新的行政体系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鹿子霖先后担任乡约、保长等职，然而善于应变的鹿家的命运却随着世事的变化起起落落，鹿子霖体会了生活中的风光、潦倒、丧子之痛和牢狱之灾，最终发疯冻死在自家的柴房里。
白、鹿两家的命运浮沉显示了作者对变与不变极为矛盾而消极的态度，白家以不变应万变，可最终使他
们的家长感到荣耀和满足的仍然是曾被赶出家门的不肖子，表面上看，白孝文似乎跪在了祠堂里，完成了他的“浪子回头”，并成为家族荣耀，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叛逆者。鹿家几代人都积极参与历史变化，可是最终的命运却令人扼腕唏嘘。白鹿原上人们在“变”与“不变”的交锋中选择的不只是生活的道路，同时也选择了人生的结局，但是作者对待变革的消极态度却值得读者深思。
三、 女性书写的矛盾视角
陈忠实对女性认识的矛盾态度有着很深的个人根源。邢小利讲过陈忠实在做民办教师时的经历，并称“现实生活给他上了最生动的一课”［2］。虽然《白鹿原》的光环离不开故事中的女性形象，但是作者看待女性的视角却显示了作者对待女性的矛盾态度。小说中塑造了三代女性角，其中比较典型是以白嘉轩之母白赵氏和他朱白氏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和以田小娥、白灵为代表的女性形象。作者显然也认为女性应该有独立的主体意识，然而以上两类女性的形象、人生和结局却不免令人质疑作者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认识和理解。
除了白赵氏和朱白氏，《白鹿原》也塑造了其他具有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吴仙草、鹿子霖之妻鹿惠氏、黑娃的妻子高玉凤，她们为家庭奉献一生，最终被冠以夫家的姓氏。朱白氏聪灵勤俭、温柔敦厚的性格几乎使她成为《白鹿原》中贤妻良母的典范。书中对朱白氏着墨不多，比较详细的是朱先生看见她和母亲在池塘边浆染布匹的场景和朱先生去世之前的一幕，其余地方均是寥寥数语。她甚至没有用过自
己的名字，这正符合了朱白氏跟随丈夫朱先生逐渐形成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和不轻易抛头露面的良好德行，她是传统文化熏陶下最具女性美德的女子，也是朱先生孤清的心灵最后的庇护所。朱先生临死之前流着泪叫了她一声“妈”，她“身子一颤，不再觉得难为情，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然后再把他的脑袋按压到弓曲着的大腿上”。［5］在为朱先生办后事时，朱白氏严格遵照丈夫的嘱言，成为他最后的守护者。朱先生最好的弟子黑娃在娶得高玉凤为妻之后，他和妻子之间几乎再现了朱先生和朱白氏夫妻相处的模式。高玉凤“聪明过人，没上过一天学却能熟背四书”，［5］她的沉静自若的脸完全让黑娃看到自己的空虚、畏怯和卑劣，她的通达知理让黑娃感觉到自己从此有了“贴心人”，并且决定开始念书。当黑娃在不断变迁的世事中成为一个“他者”的时候，他的妻子高玉凤为他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
朱白氏和高玉凤建构了《白鹿原》中最理想化的传统女性形象，但陈忠实并不满足于向读者呈现出这些女性的贤良淑德，他有意要挖掘出她们被压抑的人性和被埋没的个性，以及她们在为家庭默默付出背后的辛酸。当“（我）在查阅三县县志的时候，面对难以数计长篇累牍的节妇烈女们的名字无言以对，常常影响到我的情绪。那时候刚刚有了性解放说，这无疑是现代西方输入的一种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说法。我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的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逃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8］。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忠实通过“性”这一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这种做法却符合文化批评的趋势。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对性欲不屑一顾特别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接触惩戒之一就是性别和性欲不仅是个具有紧迫政治意
义的话题，也是研究的合法对象”［9］。作家意欲为这个长久以来被边缘化的体争取她们的权益，但他这种通过对女性性意识的叙写以赋予她们自主意识的做法显然忽视了女性独立人格的其他方面。在面对“性”的时候，这些女人的丈夫无一不是羞怯单纯的样子，这些女性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性的一方，但是这种自主性实际上只是实现了生育繁衍的目的。正如白赵氏老太太所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6］。白孝义对妻子的责怪也证实了女性在性方面的主动权并没有对她们的地位有任何影响。孝义婚后久不见妻子怀孕，便骂她作“漏勺”，有学者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欲望的描写存在着性别错位片［10］，因为作者对女性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他者”身份并未提出质疑，也并未反映出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应该具有的社会性和独立性，这些女性在沉迷于性的欢愉的同时并未摆脱传统意义上的节妇烈女加在她们身上的桎梏。但作品好像显示出只要达到她们的生理的解放，她们便可获得作为“人”的意义上的解放，对女性的曲解无疑反映了作者对女性主体身份认识的局限性，用邢小利的话，这“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特别是深层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心理有关”。［2］田小娥是作者对女性的性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思考的产物。她是小说中最受关注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和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然而她在书中却没有逃脱女人是祸水的悲惨命运。
四、结语
《白鹿原》创作的年代正值国外思潮蜂拥传入我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也会相应受到当时不同思潮的影响。
陈忠实的创作兼有新历史主义、我国当时的寻根文学和乡土文学的特，作为文联负责人的他在创作中自觉地担负起传承传统儒家文化的责任，他一方面意识到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尽量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毫无疑问地具有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关中农村的作家，他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他文化认识中的悖论：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他在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变化时的困惑，以及他对女性的态度，都显示出这个新时代作家身上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王涧.家族叙事与文化转型：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9.
［2］邢小利.陈忠实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3］陈忠实，冯希哲，张琼.陈忠实访谈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84.
白鹿八卦
［4］陈忠实.寻属于自己的句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08.
［5］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6）.
［6］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7］陈忠实，李遇春.关于《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陈忠实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2009（31）：6-10.
［8］李星，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对话［J］.小说评论，1993（3）.
［9］［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
［10］宋剑华.《白鹿原》：一部值得重新论证的文学“经典”［J］.中国文学研究，2010（1）：79.
作者简介：
张纪鸽（1972—），女，陕西省合阳县人，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英美文学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