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毙巫炳源、王永增
图.文/李振盛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我拍摄了一组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16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语录”，他们俩油印的小报也照此办理，在这张《向北方》小报的报眼上印了“语录”，是一段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此事件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发动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
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扫黑风暴最大反派是谁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对他们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之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此表示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世道”都是黑暗的。
这8个人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长时间的游街示众以后，开赴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强迫跪下，然后由8名军人持站在十余米的距离，从脑后被开把他们打死。当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执法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遭击而东倒西歪的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再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一毙命……
我知道，当时的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的。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采访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的照片”，一定会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名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是公安局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有一次处决8名犯人的事情，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的摄影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说，在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悄悄对他说我想去，让他到时候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旁边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地跟随公安局军管会的车队先去参加游街示众，最后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游街示众及行刑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特写。由于当时我使用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当天，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生怕同事们看到这些底片，他们当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领导则会我谈
话作批评。这次我是在他们都下班回家了，晚间一个人钻进暗房里去冲胶卷，赶紧把湿漉漉的胶片放进烘干箱里用电风扇吹干，收起来藏到我用的资料柜在抽匣最后边特制的暗层里保存起来。
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虽然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但是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开来住在与家属混居的简易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的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半夜里，我需要起来小便时，总是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闭着眼睛往前走，试图作到不要碰到走廊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要想到那些被毙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其实，当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了。
原先，我很愿吃报社食堂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自从这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红，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我。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
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在纽约与我合作编辑《红新闻兵》画册和我的环球影展时，他希望我能亲自放大自己当年拍摄的这上千张照片。为此，当我在家里搭起暗室放大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这么说。
2010-7-27 20: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