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寒夜》之时代新女性解放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王心凌初夜作者：***
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08期
摘 要： 巴金在长篇小说《寒夜》中塑造了一个赢得解放的、性格丰满的时代新女性——曾树生，其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的女性形象。可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曾树生解放的力度和深度却有待进一步开掘，其获得的仅为表层特征的解放，对男权文化的依附才是深层内蕴。在其身上弥漫的不过为妇女解放的些许泡影，虽然灿烂夺目却带有虚幻性。
关键词： 《寒夜》 女性解放 表层特征 深层内蕴
一、曾树生在爱情、经济方面获得解放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一）曾树生“爱情独立”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巴金言：“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得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情。”[1]曾树生是一个受过新思想洗礼的人，在爱
情上，她敢于打破传统习俗的束缚，而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金科玉律，与男主角汪文宣在没有举行任何婚姻形式下毅然结合。可以说她自主选择了个人婚姻，赢得了“爱情独立”。两人的结合建立在“教育事业”等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但八九年之后，昔日理想化为过眼云烟，爱情臆造的泡沫终被现实戳破。曾树生失去信仰保证的“爱情独立”，蜕化为一张敷在脸上的缺少营养的薄膜，而薄膜之下是对“爱情独立”的怀疑与背叛。
曾树生没有法律保证的婚姻，一方面成了汪母对其肆意凌辱的口实，另一方面成了汪文宣无法约束妻子的一种遗憾与追悔，特别是当他无意中发现妻子与另一男子有暧昧关系之时，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2]。汪母始终对曾树生与儿子的自由结合持反对态度，这是其作为婆婆的父权立场及对儿子的过度性保护的结果。汪文宣对无法用法律约束妻子的遗憾性表述，是由其身上残留的封建夫权阴影作祟之产物。在两下夹攻之下，曾树生的“爱情独立”未经住无垠时间、残酷现实的摧残而最终塌陷，其婚姻的解放仅限于对传统婚姻表层特征的“颠覆”，即选择与汪文宣婚前同居及组织家庭时不履行婚姻程序等。她最终选择离开家庭之后，尽管摆脱了丈夫因懦弱而滋生的焦虑，躲过了婆婆时时抛出的由嫉妒、仇恨、谩骂混合而成的利剑，但又陷入了作为男权符号人化的陈主任之泥淖，欲脱身而出，却又无比依恋。对男权世界的依赖，仍是曾树生“爱情独立”无法
摆脱的深层内蕴。
（二）曾树生“经济独立”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在经济上，曾树生是典型的现代职业女性，尽管被歧视为“花瓶”，却支撑家庭的正常运转，可以说她赢得了“经济独立”。这只是其“经济独立”的表层特征，深层内蕴却是以相向男权文化的屈服，如张爱玲所言“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3]。曾树生虽不满于被人称为“花瓶”，但又不舍“花瓶”位置。她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觉醒的新女性，而到了四十年的独特时空环境里，“时代早已不像‘五四’时期那样青睐女性的命运，女性和个性一起被时代遗忘了，没有什么人像‘五四’思想先驱们那样留心一下：出走的‘娜拉’们走到了哪里？未走出的在家庭这个角落里是如何生存的？女性的命运和当年一起高呼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一道被再次抛入了历史的遗忘谷”[4]。历史的更迭促成人物现实处境的变迁，致使人物性格矛盾重重，以致最终演变为人性的荒谬。
曾树生欲获得经济独立，但现实却敲碎了她的幻想，她不得不靠身体即“花瓶”去依附男权世界。“所谓的‘花瓶’，就是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人们高兴就算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人帮忙做点投机生
意”[5]。但曾树生“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5]。可见“花瓶”是曾树生赢得“经济独立”的一种手段，是向男权世界的变相屈服，她不过利用了优势的身体条件，侥幸谋得了生存空间。
二、曾树生未获得爱情、经济方面彻底解放的根源
（一）以汪母为代表的父权文化的强大挤压
巴金言：“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5]但以汪母为代表的父权文化的挤压，却承载了不容忽视的戏份，毕竟家庭一向是女性主要的或唯一的生活领域。
曾树生与汪母的关系如针尖对麦芒，巴金言：“我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6]汪母认为曾树生瞧不起她，“因为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2]。曾树生对汪母的态度是“我只有可怜她”[2]。在曾树生眼里，这是一个心理畸形变态的婆婆，她时常骂自己为儿子的“姘头”，反衬个人是汪家明媒正娶的合法媳妇。但这婆媳俩儿，“实质上代表着新旧两代
人，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他的母亲执行的是极端传统的父系社会法则……她极力想要维持的那一套以传统的男权文化等级性为内涵的行为规范，无疑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专职意味”[7]。
“父权系统和孝道观念是宗法社会的基础”[8]，汪文宣客观上纵容了母亲所代表的父权势力，但反过来汪母言语之间对曾树生的伤害，在他身上却是加倍的。婆媳争吵时，有时明知是母亲的不是，但他却不加劝阻，而是一味劝妻子忍让些，甚至在妻子去兰州后，要求她主动给母亲写一封以求关系缓和的信，曾树生于诀别信中道：“你还要我写长信向她道歉。你太伤了我的心。纵然我肯写，肯送一个把柄给她，可是她真的能够不恨我吗？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你真是做梦！”[2]曾树生的态度是强硬的，“她身上仍残留着‘五四’新文化延续下来的可贵的新女性人格，保持着对于封建男权文化的清醒认识和不肯屈从就范的斗争精神”[8]。她不肯为迁就汪文宣而向夫权妥协，更不愿向以汪母为代表的父权法则低头，她要挣脱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中婆婆对儿媳有奴役权力的卑下地位。而身处婆媳两难困境之间的汪文宣是痛苦的，他只能通过折磨自己暂时缓解二人之间的冲突，“三个人物都不是正面人物，也不都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9]。
（二）在处理异性关系时曾树生所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性格的两面性
尽管曾树生爱自己的丈夫，但有时她对丈夫特别“残酷”，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在丈夫面前“显摆”另一个男人（陈主任），如“一切由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等不一而足，这无疑会严重伤害丈夫的自尊。悲剧在于汪文宣作为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老好人”，恰恰强行抑制了自身的真实感受。如作品第三章叙述他去劝妻子回家时，却发现妻子和一个男子（陈主任）同进了一家咖啡店，此时巴金对汪文宣的心理进行了极为细腻的解剖，“他站在门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想：进去她讲话罢？——不好，说不定会把事情弄糟。那么回书店去，等着另一个机会，再她谈话罢。——不好，他放不下心。他应该争取时间，早点同她和解。那么就站在门口等他们出来罢。——不好，这会伤她的面子。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她对付她呢？万一争吵起来，他没有什么权力约束她。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他们不曾正式结过婚”[2]。将汪文宣性格的软弱性、妥协性再次暴露无一，而其隐忍的结果却是妻子不可遏制的埋怨与责难。
曾树生对陈主任又似狐狸一样狡猾，她利用陈主任对她的爱慕之情，达到摆脱汪家实现个人幸福的目的。与其说是陈主任引诱了曾树生，倒不如说是曾树生极富诱惑性的语言及不
明朗的态度钳制住了陈主任。当陈主任首次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兰州时，她思量一夜的结果是“我仔细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随后又表示“你先去吧，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最后又说道：“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2]曾树生语言的含混性，一方面是其内心矛盾激烈冲突的展示，另一方面是向陈主任发出的暗示性信号——她不是非得留下不行。曾树生于两位男性的双面人态度暴露了其作为一名小资产阶级性格上的局限，既欲随陈主任而去却又顾及丈夫的感受，欲坚守在丈夫身边却又恐惧失去机会而枉自牺牲。她只好互相迁就，但悲剧却又如影如随、不可避免。
曾树生曾是一个对生活抱有极大热情的人，但可怖的现实或环境将她的热情一点点蚕食掉了，而人又无法脱离环境。作为一名时代新女性，她是坚强而又软弱的，坚强在于她敢于为个人幸福而反抗，反抗以汪母为代表日益没落的父权，反抗以汪文宣为代表趋于崩溃的夫权等，软弱在于她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最终建立对男权世界的依赖上。因此，曾树生的妇女解放混含表层特征与深层内蕴的两相激烈冲突。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巴金.寒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刘思谦.娜拉言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5]巴金.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6]巴金.关于《寒夜》.巴金选集（第十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7]张沂南.论女性自我生命选择——也谈《寒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2）.
[8]金源浦.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巴金.谈《寒夜》.巴金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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