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1”惩罚性赔偿制度，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性功能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因为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无疑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但是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额侵权纠纷的消费者对法院大门望而却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由于它给予违法经营者的惩罚过轻，给予消费者的补偿过少，不能对违法的经营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大量的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获得赔偿的权利，它的激励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二）我国消费者投诉特点和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投诉也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投诉范围扩大
发展型和享受型，尤其含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曾经在消费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老三件”、服装鞋帽等已经基本退出占据投诉“关注点”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手机、汽车、计算机、互联网、短信等产品和留学中介、教育培训等的投诉增幅较大。相关含服务类的投
诉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
①服务业行业投诉增加。如：浙江省为此加大了对公交、水、电等行业的投诉处理力度；贵州省处理了当地的电表计量失准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了自来水集团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供用水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天津市处理了对当地的蜂窝煤质量及价格的集中投诉。
②垄断行业投诉高居不下。电信、邮政服务在某些地区仍引起较大投诉。如：江苏省、大连市反映有的寻听台在转网兼并过程中，收取费用后不能提供正常服务，甚至在收费后逃匿。另外，对邮政服务投诉的问题主要有邮寄包裹时间长，快递物品没有按时送达目的地。
③中介服务投诉多。摄影冲印、洗染、美容、服务投诉问题多。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免费服务”和中介服务中欺诈情况比较集中。
④网络交易投诉增长。例如：上海市消费者反映通过网络购买的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出现质量问
题后退换货难。再如：2001年，my8848网站倒闭的消息曾引起多方投诉。
⑤汽车行业投诉增长迅猛。2003年全国消协共受理汽车投诉多达5651件，比2002年的3919件增长了44.2%，使汽车成为2003年投诉增幅最大的商品之一。
2、总体投诉增长平缓
自1985年以来，历年投诉几乎都呈上升态势，尤以1990、1997年上升幅度最大；而近几年以来呈下降趋势最明显的是2003年，其投诉总量共计690062件，比2002年度减少了31099件，下降幅度达4.3%。2004年投诉总件数基本处于小幅波动的态势，只比2003年上升了0.7%。
3、新兴的消费类型从而带来一些非传统类型投诉热点。如：转基因食品悄然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无定论，国内科学家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不过，从国际到国内有一点是共同的，公众有权利了解转基因食品和进行选择。虽然各个方面对此看法不统一，但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标注说明却多趋向肯定。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不足
网上消费投诉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而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优点。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点在
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国家、地方团体和企业应当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综合性地推进消费者保护及促进消费者利益政策的执行，这样，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执法不力，则只能是满纸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许多单项消费者保护法律。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定义首先“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似乎过窄，如某商人为其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费者呢?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呢?尤其是后者引发了有关“王海现象”的争议。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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