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叶勐的《李萍啊》
作者：李昌鹏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1期
    李昌鹏
林萍老公      强调叙述中六要素的必要性，为的是确保所述事件逻辑的确凿性。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李萍”和“男人”对身份的否认，使故事不再确切。真相像一地打碎的玻璃，扎着了人踩在脚底板下的暗伤——背德，苦于承认，但已使身形东倒西歪。潜意识下幽微的耻感、爱与恨、无奈等，由此得到了轮番交替的暴露和呈现。这样一来，一个由嫖客回忆构成的小说，便脱俗了。这篇小说就有了应该这样写，这样更显高妙的道理。小说情节这种外化的面貌，遵从的是作品内在诉求的需要，表和里紧密结合，这一点在这篇小说表现突出。真相不再重要，或许一切真是由一系列情感、道德律驱动的巧合构成。故事的可能性由单一变得繁复，“李萍”则成为符号，能指不变所指偏移。
      《李萍啊》中寻妻子的“男人”，与李萍的营生，大约也是无可奈何。他想做的无非是殴打张明这样的嫖客，打完后便要逃跑。在这里，“男人”放弃了寻妻子李萍的逻辑契机，使李萍永失“获救”的可能，也使三人不会面对面，抵达真相的路径被堵死。殴打嫖客是“男人”作为丈夫的耻感的一次释放和爆发，这没有
使“男人”的内心伤口弥合，而是将伤口撕得更大。从叙事逻辑上来看，他们再次相遇，“男人”必然否认自己戴着绿帽子的身份。实际上，“男人”的道德感和耻感将嫖客张明和李萍们同归在了背德者的位置，这也正是张明能在李萍那里享受免单服务的内在逻辑，他们同时背叛以丈夫身份存在的男人。两个男人的初遇，以丈夫身份出现的“男人”和以“嫖客”身份出现的男人，他们又同时将“李萍”推上背德者的位置，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也是同谋者。由此，“李萍”必然是个假名字，“男人”妻子的名字必然不叫“李萍”，张明结婚娶的是“一个不叫李萍的女人”，“李萍”必然处在不停搬家和迁移中，安居和使用真名的权利则被嫖客和“男人”剥夺。
      隐秘的现实被小说家发现后，在小说情节中灌输的是生命的内觉。作家于此，进行的是挫骨扬灰般地书写。这就像鲁迅对鲁四老爷的下手，让这个“道德的化身”玩塞死人的东西。“男人”则“收废品”，和鲁四老爷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看似和李萍一起充当了受害者，而且“男人”的受害，表面上看则由李萍的营生带来；后者之于祥林嫂，则是一个没有出手的施虐者，并且占据道德优越感。鲁四老爷的恶心，小说中的“我”自然是看出来了；祥林嫂的悲剧，“我”则表现出了同情。《李萍啊》中的“男人”在背德者张明那里，则几乎成一个被调笑的玩物。张明对于李萍，小说结尾的一句是：“他发现自己，在想李萍”，一个“想”字，包含怀念、担心，还包括对李萍际遇的思考。当男人们的体面，推到女人的苦难命运面前，他们看重前者，抢占道德制高点，对于后者则不施以援手。他们表现出的善，可能的自我道德的救赎，沦落为自欺欺人的内心安泰，尴尬而可伶。
      《李萍啊》有三个主要人物：张明、男人、李萍。这令人想到《祝福》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我”、鲁四老爷、祥林嫂。张明在《李萍啊》中承担叙述视角功能，将小说中的“张明”和指代张明的“他”换成一人称“我”，读者会发现小说照样成立，《李萍啊》是一篇伪三人称小说。《李萍啊》中的张明，是一个市民、曾经的嫖客、隐秘的背德者，也是小说的伪叙述者（真正的叙事者是作者）；《祝福》中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小说以一人称“我”的视角叙事。张明和《祝福》中的“我”，前者假借伪三人称叙事，回避一人称背德者视角给读者造成的阅读不快，他是李萍的嫖客，通过回忆叙事，抢占次道德座位；后者披着同情祥林嫂的道德外衣，而实际是鲁镇人的伦理同谋。在这一点上，不同时代的两篇作品都在力图争取自己时代的尽可能多的读者，在道德认同感上，回避芒刺，与大多数人站在一条线上。两部小说中的两个人，伪装成了很普通的社会一员，甚至令人觉得他们尚为不错。
      《李萍啊》悲剧的力量，最终传达的是中国妇女苦难命运的拯救，这和《祝福》如出一辙。男权社会里面弱势的是妇女，商品化的怪相则有张明“不是你媳妇也没事，女人不犯法”的己见。作家将人物张明的道德律减低到庸众水准，不难看出是一种期待，期待大多数人能感同身受，到广泛庸众的心灵出发点，成就《李萍啊》这样一个社会镜像。
      李昌鹏，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