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硕果仅存的民国女作家
作者:郎慕中
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3年第05
        以前的女小说家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已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描写的范围广宽,很多出乎她自已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算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引自著名作家、教授赵景深《文坛忆旧》
        晨风晚霞,在上海西区林木葳蕤的绿地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位年轻妇女的伴同下,踽踽散步。她就是与冰心、丁玲、萧红、凌叔华等齐名的民国十大女作家之一,唯一的健在者罗洪老师。她住在一条寻常小巷,一栋庭院繁花如锦、阶柳庭花的普通居民住宅楼里,有一间题名陟岵草堂的书屋。104岁高龄的罗洪老师,在这里默默无闻地读书写作,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忆。在她的人生历程中,有许多闪光的名字同行:巴金、冰心、钱钟书、柯灵、丰子恺、沈从文、施蛰存……随着故人一一仙去,往事如烟,百年沧桑都在笑谈中,罗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阅尽了一个世纪的兴衰沉浮,在此颐养天年。
       
        我和罗洪老师认识是在五十年代末。那正是疯狂的年代,我的文学梦也被点燃,遂不知深浅,第一次投稿竟是向着《上海文学》。意外的是,还没一个星期,就接到编辑部电话,约我去面谈。那天,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脸含微笑,和蔼可亲,穿一件黑呢列宁装,胸口已磨旧了,灰卡其裤子,脚上穿一双黑布鞋。她就是罗洪老师。她约我谈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四明山的斗争》,当时我紧张得就像被押上了审判台。不料她像一位语文老师那样循循善诱,当分析完稿子后,又关切地问我在读哪些书,并叮嘱我要在生活中多注意观察,最后又要我谈谈还有哪些题材想写。面对这位陌生但和蔼可亲的老师,我木讷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她见我身上沾满灰土,眼睛熬得血红,问我是不是在大炼钢铁。我点点头,一想到机关大院大炼钢铁的火红情景,我的话滔滔不绝。不料罗洪老师一边听我说,一边脸上现出严峻的神。我嗫嚅着说:我想写一篇大炼钢铁的小说。罗洪老师听了,蹙了蹙眉头,然后脸上又漾出和蔼的笑容,缓缓地说:这可以,不过要冷静观察生活,理智地思考,不能从表象认识问题,要写出生活的真实。我似乎有点领悟,点点头。
        从编辑部回来,我的情绪很高,很快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小说《高产日》,寄给编辑部。隔了两天,罗洪老师就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这篇小说虽然结构上还不够紧凑,但生活气息很浓,已经编发,这就是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眼前一下出现一片明媚春光。
        罗洪老师成了我走上文学道路、跨进文学殿堂的启蒙老师之后,我与罗洪老师联系多了,知道她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驰骋中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
        1956年金秋,我参加《收获》和《上海文学》联合举办的第三期创作学习班。我们二十多个年轻人,掮着铺盖到上海作家协会报到,住在作协西厅。作协领导对学习班十分重视,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先是由巴金、吴强、叶以,魏金枝、肖岱等作协领导亲自给我们上课或到小组谈创作经验体会,而后让学员对作品或构思提纲进行修改或创作。罗洪老师当时是《收获》编辑部小说组组长,她和编辑部同志一起参加我们的小组活动,给我们谈构思,一次次帮助修改作品。学习班有一位学员,还是第一次写作品,开始被同事发觉,抢去一看,多说好看,大家争着传阅,这一下更鼓舞了信心,创作热情越来越高,在单位里,平时随身带着笔记本,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连排队买饭菜、上厕所、晚上睡在集体宿舍里
做梦也在写作。后来被单位宣传部门发现了,特地推荐到作家协会学习班。报到这天,他提了一大包原稿,有四十多万字,罗洪老师和另一位编辑像沙里淘金一样,从中精选出几个章节,帮助修改定稿,打出小样,准备在《收获》发表。罗洪老师这种园丁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当时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不平凡的人》,经她帮助改定,打出小样,学习班结束了。也就在这时,姚文元发表了文章《海瑞罢官》,随后《收获》与《上海文学》停刊。不久,史无前例的开始,上海作家协会成了批判重点。民国十大女作家之一的罗洪老师,当然也被列入文艺黑线批判之列。我们这些与作协刊物有点关系的业余作者,也成了封资修文艺黑线的重灾区,作协每次开批判会,我们也都参加。虽然相见已不敢再打招呼,但对罗洪老师心存敬意,仍保持着联系。
        潘虹简历后来,严冬终于过去,春回大地。罗洪老师搬进了新居,我常去看望她。这时,她已退休,但笔耕不辍,仍为《新文学史料》和全国各大报纸写稿。
       
        1989年,我参加上海作协组织的一批作家深入近郊农场采访,撰写《江海奉献的土地》报告文学集,由吴强带队,耄耋之年的罗洪老师也参加了。我总是追随在她身旁,她精神矍烁,和大家一起,冒着风雨,白发飘洒,行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为了写《一枝独秀》,她还到五四农场中学体验生活,校长、教师谈心,到课堂听老师讲课,参加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她在校园里出现时,教师、学生都把她当作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一次,我去华东医院探望朱雯老师,罗洪老师告诉我,她为《新文学史料》撰写的《创作杂记》已经完成,本来计划开始长篇小说《孤岛岁月》的创作,因朱雯老师心脏病发作住院,需要照顾,写作就搁下来。罗洪老师是上海松江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翻译托尔斯泰三部曲的著名翻译家、作家朱雯先生在上海结婚。志趣相投的婚后生活,使罗洪静心投入创作。1935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腐鼠集》。两年后,又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同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洪老师一家陷入颠沛流离的逃难之中:从松江逃到上海,又逃到浙江,后来又逃到长沙。长沙是个中转站,一部分知识分子转移到重庆,罗洪到桂林。在桂林,罗洪写了不少作品,但是无法出版。正好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就将作品寄给他发表。这段颠沛流离的时期,也正是文思泉涌的时期,从这时起,
我正式把写作当成了职业。不久,日本人进攻长沙,并派飞机对桂林狂轰滥炸,一家人每天躲在山洞里。这时,父亲来信,上海沦陷区内有租界,在租界里可以编刊物。罗洪一家从广州取道香港,乘船回到上海。
        上海孤岛生活,罗洪怀着满腔愤慨,关注着民族命运和抗战前途,更给了她极大的创作刺激:我是以笔为,投入战斗,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散文和小说。她有一个愿望,要把抗战这段熟悉的题材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经过一年多的流亡,蛰居孤岛又遭劫难。因为朱雯是抗日文化工作者,所以日本人把他抓走了。我们当时住在租界里,日本人不能随便抓人,他们就打扮成便衣,把朱雯抓走。朱雯被关两个多月,在里面被吊打刑罚,受尽折磨。出狱后,为躲避日军,朱雯秘密迁徙到安微屯溪,罗洪带着儿子秘密回到松江老家。一年半后,施蛰存带家眷去屯溪,罗洪带着儿子结伴同行。当时,安徽屯溪市被称为小上海,是抗战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朱雯是那里政治学院的教授。抗战时期,去屯溪交通十分不便,要乘火车、长途汽车,还要乘靠纤夫背纤的小木船。更可怕的是要偷偷穿过日本人的一道道封锁线,随时有挨鬼子哨兵子的危险。罗洪长途艰苦跋涉,终于到了屯溪。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一家才回上海。
        峥嵘岁月的风云变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身临其境,亲身经历,也就成了作家创作的源泉。她创作的主要作品《孤岛岁月》,就是由上海沦陷时的生活感受而创作。罗洪自三十年代发表成名作《逝》以来,她的小说创作,于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那正是多灾而不幸的年代,正是中国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年代,因而她的作品注定刻下了她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印记:笔下出现一幅幅世情鼎沸、国是蜩螗、城乡经济凋蔽、充满忧患凝重激昂悲壮的画卷。著名作家、出版家赵景深在他的《文坛忆旧》中指出: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冰心是诗人兼小说家,她的《笑》实在只是散文诗。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冰心在内,爱海,爱母亲,爱小孩,充满了抒情的调子。庐隐的《海滨故人》大概是她过去生活的写照。凌叔华的《小哥儿俩》渗入了她自己的情感和爱好。即使是丁玲早期的作品,描写的范围也似乎只限于知识分子。总之,她们的作品虽各有风格和特,仍出于女子的作品,使读者看清了烙印。因此,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已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除了偶然看见一些纤细的描写,倘若掩盖住作者的姓名,几乎很难猜出这是女作家的作品。她却是写实的,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已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算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她被列入了与冰心、庐隐、凌叔华、萧红、沉缨、施济美、冯沅君,陈衡哲、罗淑等齐名的民国十大女作家之列。
        八十年代有海外学者专门研究她的作品。她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因抗战在沪爆发,第一版印刷好,来不及向全国发行,毁于日寇炮火之下,故读者手里留存甚少,而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珍藏有这本小说,并编入作家研究资料,港台掀起一股罗洪热。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她的自选集《践踏的奇悦》。美国加州大学郑树森教授为她编辑出版《倪胡子》。《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把罗洪与已故作家罗淑并列,把研究她们的资料和文集编辑成专册出版。
       
        陟岵草堂,罗洪老师还保存着一帧珍贵的合影,照片上共八人,除她之外,是:巴金、萧珊、魏金枝、何公超、唐弢、柯灵、辛笛。她的人生履历上,更有许多闪光的名字同行:丰子恺、沈从文、施蛰存、赵家璧、赵景深、钱钟书……这些名字就像展示一幅中国文学史瑰丽画卷。这些与罗洪一同经历人生起承转合的名字,在她的记忆中仍历久弥新。随着文坛老友一一仙逝,见证中国一个世纪发展的作家越来越少,用文字定格的历史紧迫感,激发她的创作激情,罗洪老师长期来有一个愿望:她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她打算重新补充撰写出版。与此同时,计划要把上海八一三事变这段熟悉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孤岛
岁月》。1995年朱雯逝世,1996年初夏,我去看望她,只见客厅里堆着捆扎成一大包一大包的藏书,她告诉我这是按照朱雯的遗愿,要将部分藏书赠给故乡松江图书馆。罗洪和朱雯,共同经历社会变革的坎坷磨难,夫妻始终安危同杖,甘苦共尝,相濡以沫,一生殚精竭虑致力于文学事业。朱雯老师一生不爱名利,不攀权贵,平淡自尊。我们谈论朱雯老师时,罗洪老师那安详宁静的脸容仍不觉透出缅怀之情,然而她马上又说:人啊,老了,这条路总是要走的,这也是自然规律,改变不了的。这时,我瞥见原来是朱雯老师的写字台上,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上面铺着文稿纸。罗老师告诉我,去年年底,她就开始写《孤岛岁月》,因为在家里不当心摔了一跤,右肩骨折,石膏拆除后,手指仍肿痛,需左手推着右手写,进度十分缓慢,估计要到下半年才能完成。我注视着文稿上一行行隽永端正而又刚健劲遒的字,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敬佩之情。这位高龄老作家,对文学事业执着的追求和金子般的一颗心,正如黑格尔所说:人最珍贵的是跨越自我。只有能跨越自我的人,才是人类的精英。罗洪老师正是这样的人。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对她有高度评价:回忆五四时期到解放前夕,在文艺创作上有所建树的女作家寥廖可数。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集》编者赵清阁在序文中所说,粗略估计,民国时期,这样的女作家总数不过数十位,然尚有不少搁笔者。罗洪的一生已有十多部文学作品问世,期颐之年,她仍激情依旧,笔耕不辍,在文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七十多年。而且,从不炫耀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