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患”的根源不在狗而在人
不仅要给狗拴上绳子，也要给人系上一根界定规则、文明和责任的“准绳”。
11月3日，杭州的徐女士带着6岁儿子和3岁女儿在小区散步，一条没拴绳的狗冲过来追着她儿子叫。徐女士护住儿子并用脚驱赶狗，与狗主人金某发生口角，被金某打至手指骨折，全身多处挫伤。目前，狗主人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拘。（《新京报》11月7日）
围绕人与狗之间的纠纷，舆论场已经撕扯多年，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个不容回避的常识是：连爱人都不会，还谈什么爱狗？具体到杭州这起“人狗冲突”中，很明显，狗主人将狗命看得比人的权利还重。
徐女士与狗主人的对话颇有意味。同样是“护犊子”，但狗主人所表现出来的本能，和一个母亲保护自己儿子的本能，完全就是两码事。前者表露了一种极其自私和嚣张的态度，后者则是一种自然、勇敢且无畏无惧的情感。试想，如果一位母亲连保护自己儿子人身安全的权利都得不到伸张，那么又如何说得上是爱，反过来讲，打着“爱狗”的旗号伤人，只是披了一层“伪仁厚”“伪爱心”的画皮。
人人都懂“遛狗拴绳”的道理，养狗者理应更懂，但这种明知故犯的人，又岂是少数？比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家狗不咬人”，于是，这些狗主人要么是放任狗随地大小便，破坏公共环境，要么就是遛狗不拴绳，半夜扰民。在这种语境下，单纯的权益冲突，就会被放大成“人狗对立”，进而在公共空间中演化成涉及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矛盾。
“狗患”的根源不在狗，而在人，通俗地讲就是“人患”。之所以很多人反感养狗，在很大程度上和养狗者的不文明行为有关。在以往许多“纠纷”中，大部分冲突都是狗主人的言行不当，以及爱狗人士过分拔高狗的权益所致。
我并非将矛头全部指向爱狗人士，只是意在强调不仅要给狗拴上绳子，也要给人系上一根界定规则、文明和责任的“准绳”。千万不要小看狗患问题，长时间的“恶狗伤人”“恨狗及人”，只会加剧矛盾，让事件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前不久，发生在浙江宁波的“狗吠扰民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因狗患导致的人间悲剧。
当然，此事也给我们留下反思：如果一根绳子还控制不了狗狗的行为，那么对于养狗者的个人行为控制，能否从道德约束层面，上升到制度约束？而在文明养狗这件事上，又能否达成社会共识？既不让正常养狗者的利益被“伪爱狗者”的行为所误伤，也不让“狗患”成为困扰公
共生活的难题，这还需要将视角从极端个案转移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层面。
等待也是一种守护
张翰是大连529路区间车的专职司机，一向守时尽责的他，最近在三八广场站，会比原定发车时间多等两分钟。原来，他了解到，高中生小刘和小杨每晚下课后，要在此站换乘区间车回家，如果错过了这一班，只能再等半小时。考虑到分秒时间对高中生太珍贵，夜晚等车也存在安全隐患，张师傅向领导汇报沟通后，决定延迟发车两分钟，将等待化作暖心守护。这一举动，也得到了其他乘客的理解和支持，“给公交司机一个大大的赞”。
天气凉了，有人愿为你驻足吗？暗夜路长，有人愿为你守候吗？公交车司机张翰用尽责的职业心、敏锐的观察力，给出了回答：让公交车“晚”开两分钟，等候两个高中生，守护她们的回家路。夜虽寒，人心暖。如此，黑暗的夜晚，也有一路明灯；刺骨的风，也会被暖流温柔。
两分钟很短，短到听不完一首歌；两分钟也很长，长到学生小刘和小杨一旦错过就要“再等半个小时”，与之而来的是他们父母更久的揪心和牵挂。被张翰和乘客们“延”出来的两分钟，
彰显了一种价值，对张翰来说是人性化服务与职业精神的折射，对学生来说是他人助你为乐、接续将爱传递的现实教育，对广大乘客来说是在互谅互帮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文明道德的共同体。可以说，两分钟的等候，无数人的支持，不仅让回家路更温暖更安全，也照见我们社会和谐运转的价值基石。
等待两分钟，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却能给人更多启示。抽象的道德，转化为鲜活的实践，才更能浸润人心。一个社会要成为价值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也需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行动中。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不是一次性的、单向度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友善撒播出去，把心灵的火种点亮起来，才能让更多人一起携手前行。公交司机的等待，若能带领更多人以体己之心体人，守候友善、守护文明，那么它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两分钟、远不止是一段路，而是让整个社会风清气朗，让更多人心向好向上。
你在前行，总有人在背后默默守护，总有人在站台默默等候。所以，有时候，让我们也成为那个守护者、那个等候者。
出生在甘肃敦煌的李晓洋，是个名副其实的“匠三代”：爷爷李云鹤是的壁画修复师，曾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参与修复壁画超过3000平方米，父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叔叔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名壁画修复师。
初识李晓洋，只见他阳光、帅气，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笑起来有些眯眯眼。如果不是细聊，很难将这个年轻的男孩与壁画修复的职业联系在一起。
1989年出生的李晓洋，从小在敦煌莫高窟区长大。“儿时印象深刻的都是莫高窟的连环画，那时最喜欢九鹿。”说起小时候，李晓洋神采飞扬。
壁画修复师这个职业，不是他最开始的选择。他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毕业后想在国外待两三年再闯闯，但是家里人都劝我回来。”李晓洋说。也许是家人的劝说，也许是对壁画修复的好奇，毕业后，他进入敦煌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
有时候，李晓洋也会感慨命运的安排。1956年，24岁的李云鹤从学校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西北。本来目的地是新疆，因为想顺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这一停，就是62年。2011年，22岁的李晓洋从国外回到他的出生地，也走上壁画修复师的道路。
命运就是这样神奇。除尘、注射黏结剂、回贴颜料层、滚压……这是作为壁画修复师的李晓洋的日常。对于他来说，看似枯燥乏味的壁画修复工作，自有其彩斑斓。
在李晓洋的印象中，平日里温和的爷爷一到修壁画这件事上，就会变得严厉又较真。
冬天，李云鹤会教年轻壁画修复师做石膏，这也是他们的第一课。李晓洋记得，爷爷从最基础的和泥巴、补裂缝，到后面的做石膏都教了一遍。4个月过去了，爷爷发现大家还没有掌握这些技巧，非常生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发火。”李晓洋说，“当时，我心里就有些发怵。”
出生在壁画修复世家，是动力，也是压力。李晓洋说，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文物、壁画、塑像就像病人，文物修复师就像是医生，要以医德去对待手下的文物。人疼的时候会叫，但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用心去体会、用心去修复。“那段时间，我对文物从陌生到敬畏，生怕自己修不好。”
转变发生在接触文物本体后。2012年8月，李晓洋跟着爷爷，在河北曲阳北岳庙做修复。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让他理解了爷爷的投入和认真，也发现了文物修复之美。
狗界高考毕业生
“我们每天都在5层楼高、大约离地13米的架子上做修复。室内阴暗潮湿、石板湿滑，上面就更潮更热了，我盘坐在架子上，整件衣服都被汗打湿，脸上的汗一直往下流，蜇得眼睛疼，我还买了打篮球用的止汗带。但这些都不管用，下班后衣服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李晓洋说，“但一进入修复的状态，就会完全专注于壁画的病害和修复操作，就注意不到其他了。”
修复前，墙上的壁画几乎完全被浮尘遮盖；修复后，壁画清楚完整、栩栩如生。“这种喜悦的心情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修复壁画是件挺美的事。”李晓洋说。
壁画修复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作。在河北石家庄毗卢寺的修复项目中，李晓洋和团队正式动工了10多天，总共才修复了1.4平方米。毗卢寺的壁画面积大概有185平方米、508个画像，将壁画全部修复完成得耗时1年多，再加上后期观察验收，一个工程就得花好几年。“修复壁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怎么走动，面‘壁’的过程也是一种挑战。”李晓洋说。
在工作中，李晓洋也有了自己的体悟：“壁画修复这件事，不能用时间来衡量。急不得、躁不得，在不断的重复中磨练心性，在打磨细节中精益求精。面‘壁’，也是一种修行。”
爷爷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当好壁画修复的匠人。李晓洋觉得，当好匠人不仅要有手艺，
更得有对工作的信仰，“这意味着你愿意投身并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用时间、经验去磨砺自己。”
如今，年轻的李晓洋已经成立了自己的修复工作室。他带着团队行走在全国各地，甘肃天水、河北曲阳、山东泰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修复壁画的足迹。他还发挥学习设计的专业优势，在修复的过程中引入现代科技，利用3D技术绘制出佛像面部结构图。
“能有幸看到、触摸到传承几千年的艺术品，很幸运。更要沉下心，做好这门手艺。”李晓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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