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标准与现实差距
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的差距。笔者研究了诺奖的相关过程及评奖实践，归纳出八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从诺奖的覆盖范围上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广泛的经济学各学科门类。
第二，从研究层次上，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科前沿，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从诺奖的评奖导向上看，强调研究成果的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以及对科学工作和社会(如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力度。
第四，从诺奖的学术成果的功用上看，赞赏“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贡献，赞赏那种能使其他学者可以站在其“肩膀”上攀登得更高的方法，不鼓励不能推动研究的技巧性论战。
第五，从诺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上看，注重鼓励那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
第六，坚持从广义上解释经济学理论，把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了与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鼓励用现代经济理论特别是数学方法、数学模型来解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更加精确与可以实验。
第七，推崇有完整理论体系与学术架构的新的经济学理论。
第八，坚持在长期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急于对新兴的学术理论体系授奖(这也是获奖者年龄偏大的原因)。
对照上述的八个标准，中国经济学家至今难以问鼎诺贝尔奖的缘由就显而易见了。
中国经济学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公务员或财政供养的事业型单位，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依据工作需要研究经济问题，如马洪、薛暮桥、范恒山、陈淮、王忠明、左大培等。一类是在高等院校，如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钟伟、赵晓（微博）、杨帆等。再一类就如华生、王育琨（微博）等，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跨领域研究者。他们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困难，制约着中国经济学家向诺奖
迈进的步伐。
首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研究队伍太少。对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与事业单位的研究人员而言，主要时间用在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完成工作中的研究课题上。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庞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参照系。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背景资料质量也存在较大缺陷。经济数据、统计资料与客观情况之间存在多种差距。资料不全、资料掺水、资料有偏见等多种问题同时存在，许多方面的标准处于空白状态。
究其原因，一是统计学的标准不一致，有的没有科学标准；二是统计人员的统计水平不一致；三是绩效考核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四是经济主体的属性不同等，都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问题。据新民周刊
中国经济学家的存在方式
“离中国人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里奥尼德·赫维克兹、埃克里·马斯金和罗杰·梅尔森三位美国学者以“机制设计理论”获得此奖项。
清华大学金融学系主任李稻葵（微博）当时曾表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赫维克兹、马斯金、梅尔森的学术成就也是历年以来诺奖得主中，对中国经济改革最有直接意义，也最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马斯金的理论要解决的是，如何用一套经济制度达到设计目标的问题。”
要达到目标，实现效率最大化，就要考虑怎么设计机制，以使每个参与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努力，这是马斯金学术成果的社会意义。
在李稻葵看来，改革前中国的制度就完全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尽管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但每个人都经过自己的努力，总可以获得比以前多得多的回报了。”本报综合
期待
中国有四位经济学家曾获得诺奖提名 林毅夫呼声最高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40中国人 诺贝尔奖个年头，中国曾获提名的有蒋硕杰、杨小凯、张五常（微博）和林毅夫四位经济学家，前两位已经去世，目前呼声最高的人是林毅夫。
林毅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目前受聘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曾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2007年年底他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坛上发表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该讲坛从1946年开始，每年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过去60位主讲者中，有14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认为，“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在于理论背后有多么复杂的逻辑，而在于理论解释的现象有多么重要。”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多出自英国；30年代以后则转向美国。
在林毅夫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不能自荐，要由具备提名权的个人推荐，大都需要欧美经济学家提名才行，提名后还需接受有关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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