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18个了，仅二零零八年就出了3个物理学奖。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60年了，至今还是零。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9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二零一零年四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五月十二日公布的年度QS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12位和第16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为什么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会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呢？
据媒体报导，二零零九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这到底是为什么？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二零一零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
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
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二零一零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11所顶尖高校拒收，二零一一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11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二零零五年，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
有AB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
然而，仅仅6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一九八八年二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二零零八年三月，时隔17年后，72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
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任继愈、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实际
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60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六十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5日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中国人 诺贝尔奖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而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预言，中国本土10年内会出现诺贝尔奖得主。但也提到，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10年、20年永远等下去。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
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
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16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其实何止是学生，全体国民还不都是这样吗？真是怜其不幸，悲其不争。
与陈丹青持同样观点的2011胡润艺术榜榜眼，李苦禅入室弟子、著名书画家崔如琢，直言“我认为从解放后，这60年是没有艺术大师的年代”。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解放后为什么没有产生大师，为什么美术学院没有培养出来大师呢？原因是体制存在问题。”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十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上世纪三十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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