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史专家的考证，陈圆圆最后归隐地在贵州省岑巩县马家寨，当地流传许多关于“陈圆圆”的口传叙事，对这些口传叙事的挖掘，让陈圆圆形象浮出历史尘埃，其形象与书面文学书写的形象差异性很大，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与主体意识。本文在女性人类学视野下，对书面文学与口头叙事中陈圆圆的形象进行梳理，展示陈圆圆形象经历了由“物化”到“人化”最后走向“神化”的嬗变过程。
标签：女性人类学；陈圆圆；叙事；形象；嬗变
中圖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190-04
陈圆圆作为历史名人，她的形象在书面文学中摆脱不了“红颜薄命” “红颜祸水”的命运。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滕绍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等清史专家的考证，“笔者与多位清史专家受邀两次到马家寨考察，从所收集到的证据显示：现今在马家寨所居住的吴氏族人确为吴三桂后裔，陈圆圆曾归隐在此地，吴三桂、陈圆圆、马宝、吴应麒等人的墓也在此地。”[1]根据清史专家李治亭的考证一代佳人陈圆圆最后归隐地确
实在贵州省岑巩县马家寨，当地流传许多有关”陈圆圆”口传叙事，对这些口传叙事的挖掘，让陈圆圆形象浮出历史尘埃，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坚强、隐忍、智慧的女性，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与主体意识。本文在女性人类学视野下，对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叙事中陈圆圆的形象进行梳理，展示陈圆圆形象经历了由“物化”到“人化”最后走向“神化”的嬗变过程。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2]女性人类学建立起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交错的人文视野，它站在女性的角度，把“人”的存在作为思考的着力点，同时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本文在女性人类学视角下，对有关陈圆圆的叙事进行梳理，这种叙事不仅包括书面文学中有关陈圆圆的叙事，也包括笔者到马家寨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到有关陈圆圆的口传叙事，通过梳理发现，陈圆圆形象书面叙述与口传叙述有很大的差异性。书面文学中陈圆圆是人人抢夺的“物品”，而在口传叙述中则更多体现她作为“人”的存在，特别表现在马家寨人族对她的尊重与敬仰，这不仅包括女性体，更多体现在男性体上。对陈圆圆叙事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历史文化人物形象的研究，也对边疆民族地区妇女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物化”：强加的“女祸论”
在书面文学中，陈圆圆更多是“红颜祸水”的形象，是男权社会争夺的物品，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她是作为“物”存在，毫无主体性可言。不仅毫无主体性，对女性的更大的污蔑是给她附上“女祸” “女妖”之名。人们对陈圆圆的认识与印象大多来源于清代诗人吴伟业《圆圆曲》中的诗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的美与罪在文学的想象空间里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于是文学赋予了陈圆圆倾国倾城的美，也赋予了倾国倾城的罪。在诗歌里，把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为一个女人的出现，一个历经两百多年的王朝果真能被“妖女”所覆？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污蔑的一种“女祸论”，世间中第一个原罪就是加在女性的身上，在《圣经》中，第一个女人夏娃因受到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犯下人类的第一个罪恶，由此引发了人间的无数罪恶，于是女人被认为是邪恶的化身，是祸水。这种“‘女祸论’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理论，它不系统，但却非常丰富；它不科学，但却是人们解释世间一切罪恶、一切灾难、一切不祥之兆的‘百科全书’。它能解释战争的起因与结果——不是吗？正是美丽的斯巴达王后海伦引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亚战争，正是妖冶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使杰出的安东尼在阿克兴角海战中败在渥大维手下。它能解释国家的兴盛与灭亡——不是吗？正是千金一笑的妲己使商纣王朝毁于一旦，正是绝代佳丽西施使吴王夫差败
给了越王勾践，正是淫丽的杨贵妃使唐朝一代圣君葬送了辉煌的前程。”[3]“在贬损女性的种种理论中，最卑鄙、最荒谬，最无耻、最流行的理论是‘女祸论’。它本身就像祸水一样泛滥人间。”[3]
陈文媛图片封建旧王朝，是男权的时代，女性沦为生殖的工具和可供交换的物品。于是美丽、聪慧、才艺俱佳的陈圆圆成为达官小吏争夺的对象。他们为了获得权利与财富的一己私利，不惜以美女为特殊礼品，陈圆圆在男人的争夺大战中被抢来掳去，她身不由己地被抛掷在重要关节点上，她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无力掌控一个王朝的变化。即使没有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朱明王朝也是摇摇欲坠，统治阶级昏庸腐败，恶吏殃民，民不聊生，就像一座腐朽的大厦，稍有风雨就可能倒塌，就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得出的史学之论：“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4]。可见，一个王朝的倒塌与它的内部腐朽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与女人无关，就如鲁迅在文中说的：“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 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 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5]所以，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罪在女人的身上，这是男权社会为了开脱责任强加给女
性的罪名，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对最荒谬、最无耻而又最强大的“女祸论”。正如有评论文章在评石楠长篇历史小说《陈圆圆·红颜恨》中说道：“该作品能够为一个被三百余年唾星淹没的小女子辩诬：陈圆圆何罪之有？她不过是权力话语失却权力后的遁词，不过是男权话语维护可怜自尊的替罪羊”[6]。所以，美丽无罪，所谓“女祸论”是封建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罪名。
二、“人化”：一曲美“人”的赞歌
在书面文学叙事中，大多是站在男性叙事的立场上对陈圆圆进行叙述的，在这里陈圆圆被赋予了“红颜祸水” “红颜薄命”等方面的特质，表现为一个被看的客体，是一个被“物化”的形象，毫无主体性可言。然而，随着滕绍箴、李治亭等清史专家的考查与确定：陈圆圆墓及吴三桂后裔确实在贵州岑巩马家寨存在。在当地及吴氏后人关于陈圆圆的口传叙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感丰富、受人尊重、深明大义而又聪明睿智的陈圆圆，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与主体性，一改陈圆圆在书面文学中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一个具有外在美与内在美的”人”的形象。陈圆圆由“物化”形象转向“人化”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陈圆圆获得一场惊天动地而又生死相依的爱情。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种
古老而坚定的爱情承诺，浪漫而美丽的爱情传说真实地演绎在陈圆圆的身上。吴三桂宁愿背着“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年骂名，也要救回自己的爱人，对于陈圆圆来说，她是不幸而又幸运的。不幸于生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与爱情，但幸运的是她遇到能赏识她并宠爱她一生的男人，是他让她摆脱了飘零、屈辱的日子，给她过上了平静、幸福而又有尊严的生活。“吴三桂爱她如胶似漆，不仅因為她是当代的大美人，更加欣赏她的文才。故有‘三桂尤赏之’的评论。”[7]吴三桂深爱陈圆圆，“益爱之，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8]而陈圆圆也深爱着吴三桂，“陈圆圆22岁以前，苦难多多，对于她来说，真是苦海无边。只有正式与吴三桂生活在一起的35年日子里，她才过上真正的王妃生活。所以，她心里已是充满着无限的满足，而深深地爱慕着吴三桂”[9]，在吴三桂后裔长房10世秘传人①吴永鹏先生口述回忆整理材料中记录：“陈圆圆是吴三桂之爱妾，他喜欢陈圆圆为人机灵，能歌善舞，又能诗文；更喜欢她重感情，凡事通达明理。陈圆圆也十分喜爱丈夫”[10]，可见陈圆圆与吴三桂感情是深厚、和谐的，这种和谐的两性关系在封建男权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于是，陈圆圆用尽了她一生的精力与情感捍卫他们的爱情。她不辞辛劳，带着病弱的身体翻山越岭带领吴氏家族迁移、隐蔽到贵州偏僻的大山深处，保全了吴三桂的子孙遗脉。她洗尽铅华，“出家天安寺，为夫守灵”[11]，直至生命的终结。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使得陈圆圆
弱小的身体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是爱情的力量，她用一生实践了他们“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誓言。
二是陈圆圆深明大义、受人尊重。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是很低的，但陈圆圆高超的智慧和宽广的胸襟，赢得男性社会对她的认可，受到族后人的尊重。这种尊重首先体现在吴三桂对她的尊重。吴三桂遇到难事，总向陈圆圆请教。“府中或事有疑难，邢致一二婉语，立时冰释。”吴三桂晋爵为王时，欲封陈圆圆为正妃，被陈圆圆婉言辞谢，从容谦让了，吴三桂也尊重她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使陈圆圆获得了吴三桂对她的尊重。其次，体现在吴三桂军中将领对陈圆圆的尊重。“她对时事的超政见，令府中桀骜不驯的胡国栋、夏国相等青年将领都俯首听命。”[12]当吴三桂起兵造反，将要出发时，他没能说服陈圆圆放弃佛事随他出征，“但陈圆圆作为吴府中的智囊、上下尊崇的人物，在胡国栋、夏国相等少壮派的俯首敬请下，才答应走出山门，随从出征大军前往湖南。”[12]可见在封建男权的时代，陈圆圆如果没有超越卓的见识、独特的人格魅力是无法让军中将领折服的。三是体现吴三桂妃子及奴仆对陈圆圆的尊重。据史籍记载，吴三桂的正妃张氏是位悍妇，“姬之艳而进幸者，辄杀之。唯圆圆能顺适其意。屏谢铅华，独居别院。虽贵宠相等，而不相排轧，亲若姊姒。”而张氏也最听陈圆圆的劝解，吴三桂反清时，张氏曾坚决反对，因为她的儿子吴应熊在
清朝做女婿（实为人质），“在吴三桂面前大哭大闹，后来还是经过陈圆圆巧言劝解，才停止在家中的大闹。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妃子及女仆的关系处理也非常好，时时处处关心人、体贴人，因而大家都十分尊重陈，都喊他‘娘娘’。”[11]四是陈圆圆获得子孙及后人的尊敬。吴三桂后裔在陈圆圆周密的隐蔽计划下得以生存与延续，吴氏后人对陈圆圆充满了感激与敬爱，评价很高，认为她是“一个最明道理、善辨大是大非、为国为家、关爱子孙后代的中华女性。”[13]笔者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吴氏族人言谈中对陈圆圆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与敬意，都亲昵地称陈圆圆为“陈老太婆”。陈圆圆出身歌妓，社会地位低微，但在今天吴氏族人的眼中，她是一个心中充满爱与义的伟大女性，她将吴氏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使吴氏的血脉得到延续，对她怀有很深沉的爱。他们眼中的陈圆圆一改在书面文学与历史中的卑微形象，而是有情有义的大写的“人”的形象。同时，陈圆圆在当地为百姓做了不少善事，获得当地民众的尊敬。在当地苗侗族众流传着陈圆圆做过的许多好事，如“把自己的心爱之物金银首饰变卖成钱，资助办学（旧址还叫学堂坪），方便了附近村寨子弟读书。维修龙鳌河河道航线和通往铜仁的马路。维修一大主寺、四大名寺，即鳌山寺、天安寺、弥陀寺、钟磬寺、松林寺的屋舍，对四大名寺分别施舍豆子地、竹林地、水稻地、茶子山”[14]。陈圆圆通过做好事、善事，赢得当地百姓对她的认可与尊重。如今，吴氏后人用墓记铭的方式记载她不平凡的一生，
在她的墓碑上刻着碑文：“先妣才貌具美人，琴棋书画礼仪精。隐姓埋名巧安排，认亲结友稳脚跟……复修四大觉庵寺，施舍田土竹茶林。整修陆道往铜仁，贯通水路至洞庭。慷慨解囊惠百姓，救苦救难传美名。捐资建校不吝啬，发展教育启后人……严教子孙立大志，先祖功德懿范存。”①
陈圆圆用她的生命见证了她的爱情，用她的智慧与善举见证了她的人生，在这里陈圆圆不再是任人抢夺的“物品”，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大写的“人”，书写一曲美“人”的赞歌。
三：“神化”：家族集体记忆的女神
陈圆圆的形象随着吴氏后裔的确定逐渐浮出历史尘埃，在关于陈圆圆的口传叙事中，在吴三桂后裔的眼里，陈圆圆不仅是美丽、智慧的，而且是崇高、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女神”的地位，体现出女神崇拜的特质。
首先，这种崇拜体现在吴氏族人的集体记忆里。在吴氏族人的口述史中吴三桂起兵失败后，其子孙族人遭到残酷的杀害，陈圆圆带着吴三桂的儿子吴应麟这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到偏远的贵州黔东南岑巩县水尾镇少数民族苗侗族聚居地，采取一系列隐蔽措施，积极为
子孙扩展生存空间，如在吴氏秘传人吴永鹏的口述材料中提到：陈圆圆为隐蔽需要，及时为吴应麟及其儿子改名；为了掩人耳目，将寨名更为“马家寨”；为了取得当地势力的认可与保护，前往当地大树林苗族大户陈家，让他们将她认作本家姑娘，将苗族陈氏认作娘家；同时与当地吴家湾的侗族吴姓大户结成亲戚关系；与当地有势力的谭知县家族开亲②，通过这些方式，将吴氏族人深深隐蔽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深处，并得以安全地生存、延续下来。可以说这是一部家族的迁徙史与创世史，也是一个家族的传奇与神话，就如同少数民族们唱述的创世神话一样，而陈圆圆作为其核心人物，其形象就如同很多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的始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吴应麟无比敬重陈圆圆，视之如母、如祖、入神。”[12]笔者曾到岑巩马家寨实地考察，吴氏的后裔都亲切地称陈圆圆为“我们陈老太婆” “我们的始祖”“老祖太婆”，秘传人吴永鹏先生曾动情地谈道：“我们的陈老太婆是几经周折，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个地方……受的苦也是比较多的。”[12]他们对陈圆圆这种满怀感激而又亲昵的称呼，表达不仅是一般的亲情和感激，而是无比崇敬，敬之如神所致，与外界世人对陈圆圆的贬损有天壤之别。现在在马家寨吴氏后裔民间口头传唱的歌曲《歌唱祖先陈圆圆》唱道：“巍巍师山树长青，狮山脚下埋祖坟。隐葬祖先陈圆圆。恩葬马宝有名声。” 《十唱陈圆圆》：“十唱圆圆我唱完，才子佳人美名传。陈老太婆显灵圣，保佑后裔永平安。”在这些乡民朴实的唱词
里无不洋溢着对陈圆圆深深的敬意，表达对一种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其次，这种崇拜体现在当地民众的记忆里。陈圆圆来到贵州黔东南马家寨后，“修建道路、兴建学校、广为施舍，为当地苗侗族百姓和民众做了很多善事与好事，赢得众人的民心。在贵州岑巩县马家寨流传着陈圆圆为了方便学生过河上学、修建桥梁的故事，人们为了纪念陈圆圆把这座桥取名为‘圆圆桥’，至今可以看见‘圆圆桥’的遗址。在当地大树林地区苗族人家还流传着陈圆圆认亲，广做善事与好事的故事。遇到灾荒，由于陈圆圆特殊的身份，所以她通过寺庙救济穷苦百姓”，③其形象通过宗教的力量和个人的魅力整合上升为具有广为施舍、救助百姓的女神形象。而在陈圆圆“神”的形象塑造中不可忽视大将马宝的作用，在当地同样流传着许多马宝的故事，马宝在当地被神话为“能腾云驾雾，功力非凡”的神仙形象，而马宝是陈圆圆得力的干将，是全力保护陈圆圆的，所以人们对马宝的威慑力也会自然地转移到陈圆圆的身上，从而增加她的神秘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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