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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中的“生命处境”⊙付芯萌[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女性主义诗歌的写作,一方面为了以“零承担”的姿态去和传统进行对抗,不以性别为参照谱写独立风格的声音;另一方面以“躯体”和“空间”为依附,用诗行对生命深层的独特性进行追问,用文字的利剑去刺向坚固的世俗困境。
关键词:女性诗歌 生命处境 存在
新诗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逐渐被一种漠视常规秩序与挑战权威的氛围所笼罩,来自各个流派的标语口号此起彼伏,这是充满热情的努力创造的时代。如果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诗歌才真正走向个人化,开始拒绝对意义和价值的承载,那么已有一批“先行者”早已穿过这段“个人化倾向”的急流,逐步转向普遍经验与去性别化的“平缓地带”。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组诗率先引领女性去审视自我价值,与内心“私语”。20世
纪80年代女性主义风起云涌,在这之前,“中国长时期的女性写作大体总处于无性别差异的状态。战火连天的年代, 动荡不安的环境, 女性应有的一切被剥夺, 女人承担了和男人同样沉重的命运的负荷。……这样,中国女诗人笔下的风景就是无差别的风景”。因此,这种自我审视和言语之中的自我抚摸,成为当时诗歌领域中的先锋角。在朦胧诗人建构的主流体系逐渐瓦解时,女性之光正渐渐散发光芒。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创造自己的领域。”女性主义写作,一方面是为了凸显自我价值,以“零承担”的姿态去对抗传统施加在女性身上不可承载的原罪;另一方面,“女性诗歌”的批评难逃政治意义上的指认,并且这种自我疗伤,以私人生活为主题的写作模式,仍旧难以逃脱“被看”的模式。其实,女性写作本身,并非如谢冕所讲,在写作中故意添加富有女性特的成分因子,艺术上抒发女性特有的温柔缱绻,为了反抗去反抗,为了独特而独特。相反,当代的女性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还未进入完全的成熟状态,伊蕾、翟永明这一代诗人一直未曾停止探寻,她们正是在寻求一种无性别写作。在经历一段浮躁与喧哗后,“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
伊蕾在《一个女人的自述》中谈到生命理想的“绝望处境”:“我想,也许一生都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而你永远得不到你应当得到的。”诗人的这种反抗绝望处境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已有多处显示,这部长诗,每个部分看似独立,实则灌注了作者绵密的思维情感,语言组织趋于经验化,但可体会出作者情感的倔强与个人思考。在《绝望的希望》中,作者似乎早已对生命理想的绝望处境所夹带的恐惧而惴惴不安:“我独来独往,充满恐惧/我不可能健康无损/众多的目光如刺/我鲜血淋漓。”诗中作者的这份绝望来自空旷的城市、众多的目光,但在“你”来后却又要面临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黄河决口,这种伴随希望而来的是彻底的绝望。诗人将这种恐惧升华到全体人类共有的惧怕,意在向我们道明,面对超出人们掌控范围的事物,从个人上升到人类整体,从个人内心的挣扎到体的举杯狂欢,将惧怕感扩张到最大,最终也就回归到消解与嘲弄,昭示着人类整体世界的虚无感与荒谬性。
在《象征之梦》中诗人做了一个长方形的梦:“突然它变成一匹无缰的野马/向无边的宇宙飞驰而去/套马锁无力地转了一圈垂落下来/宇宙漆黑没有道路/每一步有如万丈深渊/自由的灵魂不知去向。”灵魂在漆黑的宇宙中不知所终,黑暗世界底部的潜意识之水逐渐升高,逐渐淹没原本的理性和原始想象。诗人不断地受到内心潜意识的召唤,这让我想到荣格在《文学与心理学》中所说,“灵魂寻其失去的父亲”,“那条道路伸向了静置在水底的黑镜”,水并不是一种修辞比喻,而是黑暗精神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诗人在潜意识中将自己化成脱缰的野马,一直以来被规训和教化的东西在灵魂深处激荡,最后终于破裂而出。黑暗之水早已翻滚汹涌,掠走仅剩的理智,灵魂在水浪的席卷中不知去向。“那黑暗之水是奇异的,暗示
着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种既非人类的期望也并非意志的谋划所能赋予生命的神意。”诗人想表达的是潜意识不断攀升最终战胜理性,是一种真实的彻底还原。最终导致这场“灾难”的,其实就是精神的虚无与匮乏,使灵魂离了家。
伊蕾的这种对抗虚无的精神在诗人翟永明那里也得到呼应。在《黑夜的意识》中,翟永明写道:“女性的真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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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两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诗到女性为止,就是这种面对黑暗、深渊时的冷静与不强加依附,使女性诗人看清楚很多事物的内在本质。在这些名义为躯体和空间依附写作的诗作中,女性诗人们所真正触及的并非女性的细腻和抒情,而更多的是一种属于她们思想中的力量,一种只有诗行才能驾驭的力量,从而展示出个体生命深层的独特性。
陈超在评述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时说道:“诗人无意抑此褒彼,她所要做的是揭示生命的最高真实。”诗人为了揭示生命的最高真实与孤寂,在诗行间不断地灌注个体生命对生活乃至宇宙的拷问,企图
建立一道坚固的精神围墙去保护一直以来苦心经营的独立精神与灵魂的栖居地。诗人消解一切道德评判,质问到底什么是意义,“意义”究竟是由谁制定,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会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去追寻生命的意义?诗人在此想表达的是:寻到了意义后又能怎样?诗人在《哲学讨论》中写道:“终于发现了人类的秘密/为活着而活着/活着有没有意义/什么是最高意义。”人们在学习一系列的西方哲学与“各种主义”后,终于追寻到生命的意义,但那种由人们所推崇的意义真的是属于每个个体本身所存在的价值意义吗?由这种对人生的定义来看,尼采和叔本华恰恰构成了生命意义的两种极端。叔本华认为:“人生是在痛苦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终极成分。”叔本华在宣传其悲观厌世的人生观的同时极力抨击乐观主义,同时宣称利己主义是人类的本性、万物的本质。而尼采却在日神和酒神的哲学思想中论述:“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快乐的。”诗人在此却不屑于在各种理论和主义中挣扎,用嘲弄般的口吻为人们欢呼:“终于发现了人类的意义!”这种意义最终不过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这种为了活而活的目的恰巧变得空洞无意义。这可能就是诗人最想表达的,用平淡冷静的态度、以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从而对富有道德标准或普遍意义的词语进行讽刺:除了无意义之外,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恰恰是为了卸下人们身上所负荷的精神包袱,对某些喜欢用道德、意识形态来标榜自己的生命个体进行规劝。
在一切意义都变成无意义后,诗人自己也成了无意义之一。在《自画像》中,诗人的理想是将自己变成
眉毛,没有是非、廉耻和贞操观的捆绑,在没有任何价值评判标准下一直维持原状,放弃对命名的追求,选择了自我还原与确认。伊蕾曾说道:“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以为在于认识自己,发掘最大的创造力来实
现自己。”因此,诗人要让“独身女人”释放出最大的生命力量,在质疑和责问中实现内心与主体的融合,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隐性的标题内涵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家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意识的凸显多少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自白”和“隐喻”被认为是女性诗歌写作最基本的抒情与修辞方式,女性诗人在“隐喻”的王国里感受其中的幽深与丰富,以冷静平淡的方式诉说自己艰难的生命处境,但那不是孤芳自赏、自我玩味。某种强烈的对抗力量在她的身体内孕育,伊蕾没有故意制造语言的迷境,而是将生命体验化为锋利的语言去刺向那坚固的世俗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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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付芯萌,宁波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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