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宋哲元因病去世，得年55岁，可谓英年早逝。在他身后，国共双方的很多军政要员都撰写挽联，其中不乏褒扬之词，特别是对于长城抗战宋的爱国举动加以赞颂。不过，对于宋哲元的功过朱德和彭德怀共同撰写的挽联似乎更加精确和真实：“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一战，当指长城喜峰口大捷，关于这场宋哲元的成名之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此处就不再赘述。我们在这里讲一讲所谓的“一和”。
假宋仲基遭围堵喜峰口大捷之后，宋哲元特意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幅条幅，立即被多家报纸制版刊载，成为传送全国的状语，更是激励了全国的抗日热情。1933年5月31号，中日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结束，二十九军撤出了长城阵地。
宋哲元在下达撤退令的同时，特地撰文昭告全军，称“我以三十万之大军，不能抗拒五万之敌人，真是奇耻大辱。现状到此地步，我们对于时局尚有何言？所可告者，仍本一往之精神，拼命到底而已!”然而，随着蒋中正的嫡系部队撤出华北，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对于日本人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二十九军进驻平津，是得到了
日本的华北驻屯军的默许。
日本人认为，宋哲元、张自忠长期受南京政府的排挤，早就和蒋中正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为亲日势力。对于日本人的拉拢，宋哲元虽然是坚拒，不过他同样不希望蒋中正的势力进入华北，希望保住这块来之不易的独立王国，也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犹豫态度给了日军夺取华北的可乘之机。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宋哲元仍心存幻想，他谈话称“能平即能和”，并执行了撤兵。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蒋中正电令宋哲元“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13号，蒋中正再电宋哲元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然而，宋哲元与日方在北平成立了第二次协议，并报请中央批准，主动撤除了北平的城防。这一系列的举动，导致了华北守军的千里大溃败，致使华北失守。在这方面，宋哲元是难辞其咎。作为军人，宋哲元无愧其勇。然而作为政治人物，宋氏的行为可以说是不太合格。平津失陷后，宋哲元的部队被取消了，他本人忧愤交加，最后大病一场，黯然离开了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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