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中“菲佣”形象概述 在香港，菲佣是一种特有的“香港现象”。但也因菲佣现象的普遍，港人在潜意识中认为菲律宾来的人就是“佣人”。作为一个在异地生存的“他者”，由于她们处于香港这个种族之间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其独特性总是被忽视。这一点可从香港的电影塑造的“菲佣”的刻板形象中得到反映。
香港的电影，是香港人对生存的描绘与选择。虽然港人对菲佣不关心，但她们在被误解的过程中，也在电影中到自己微弱的表达。菲佣形象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了香港文化的“自我”，考察香港电影中的“菲佣”形象，不仅能对异国菲律宾有更好的了解，更能以此反观香港自身的文化。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中“菲佣”形象概述
菲佣风行香港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菲佣”这个词不仅是对菲律宾佣人的称呼，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是香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与此相适应，港人/菲佣的二元形象符号，也成为80年代后香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对人物符号。虽然菲佣在影视中以各种客体的形式“在场”，
但作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异国主体确实是“缺席”的，她们往往只是一个非常微弱的陪衬符号。如《保持通话》中的菲佣Maria只在影片中出现几秒钟，镜头是有悍匪入屋，Maria惊呼求救，却被杀;《青出于蓝》的菲佣Maria冒充雇主签名向财务公司借钱，连累其雇主被追债，后被警察捉去。
虽然在大部分电影中，菲佣都是陪衬符号，但在《宾妹》《细路祥》这两部影片中，她们却是重要角。两部影片分别代表两个不同转型时期的香港:一是1979至1997年非殖民化和迎向回归的过渡期;二是1997年至今的“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时代。
《宾妹》拍摄于80年代，片中将菲律宾塑造成一个奇异、危险、混乱、落后的地方，菲律宾的男性相应地也比较野蛮、暴力。从表层看，以菲律宾为背景展开情节，只是为了满足港人对异国的想象，增添影片的惊险性和娱乐性。从深层看，80年代是香港经济飞跃的年代，这在潜意识中给香港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香港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菲律宾还处于原始野蛮状态，异国的落后正好衬托本港的文明。香港的男性，在菲律宾也变成了菲律宾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都排斥与菲律宾男性在一起，如Mariana宁愿付出沉重的代价也抗拒与当地土族结婚。此外，这部影片虽然不是为了刻意塑造菲佣形象，但片中的菲律宾
女性在无形中带有“佣人”的性质，而且，香港男性都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如《宾妹》中秦汉试图从当地土族手中把Mariana救出。
《细路祥》是在1999年后才上映的，导演陈果是有意识地关注菲佣。《细路祥》是陈果以“九七”前后为背景所拍的“香港三部曲”之一。影片探索着这一敏感时期对港人尤其是草根阶层的港人生活状态和处事心态的影响。电影有很多镜头描述了小孩祥仔与其菲律宾女佣Army的细致感情关系，Army勤劳乐观、粗俗但疼爱祥仔，很负责任但经常被主人抱怨。影片也通过多个镜头组合——教堂、Army的房间、菲佣的聚会——来反映出一个普通菲佣的日常生活，可是，电影并没有深刻描写菲律宾女佣，影片中的一些台词也反映出港人对菲佣的歧视。总的来说，这部影片只是更多地关注了菲佣的真实生活状态，却始终没有逃出对菲佣刻板形象的塑造。
综上所述，在港片中，无论导演出于什么创造动机，几乎都让菲律宾女性以“佣人”的形象出现在屏幕前，且菲佣都带有明显的特征:
(1)一般都叫Maria，皮肤黝黑，中等偏胖身材，穿着随便，生活朴素，会说流利的英语和带有浓重英语口音的粤语;
(2)较粗俗，但善良乐观;总带有一点恶习，如啰嗦、喜欢打电话、盗窃、虐待小孩、欺骗主人，连累主人等，但有些也是被主人虐待、受害的对象;
(3)会料理家务，家务繁重，经常被主人抱怨，是主人发泄的对象;
(4)居住空间小，只有几平方米;星期天一般到香港的中环广场聚会;
(5)聘请菲佣的一般是市民阶层，即中产阶级阶层。
正是这些明显特征，使菲佣与港人或其他种族的人区分开来，即港人/菲佣二元身份的强化有高度统合本地人的效果，因为丑化外人令体倍感自豪，也减低他们地位受威胁的忧虑。其实，这种丑化外来者的剧集表现策略，实际上是把香港人“主人”地位与菲律宾人的“佣人”地位进行对比，以此来加强香港身份的优越感。这种身份的对立，隐含出在这个时候的香港电影中一个普遍的认识:香港人与菲律宾人是不同的两种身份，而且是处于对立的身份;这身份的差异是由于香港经济发达与菲律宾经济落后的差异造成的。正如布吕奈尔所说: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
二、“菲佣”形象的刻板化
一提到菲律宾，港人脑海里首先跳出的关键词，可能就是“菲佣”了。有趣的是，如前文所述，大凡出现在香港电影里的“菲佣”形象，说到她们的名字，普遍都是“玛丽亚”(Maria)，以至于许多人都会误以为“菲佣”都叫玛丽亚，叫玛丽亚的一定都是“菲佣”，或者把菲佣直接贬称为宾妹。这也使得“Maria”或“宾妹”这个词带有了强烈的象征意味。在认知总体中，集体记忆只留住那些与各种语境、与现在期待(包括想象)相契合的因素，并加以曲解和漫画化，同时赋予了它一层象征意义。正是过于强烈的象征意味导致了菲佣形象的刻板化。不但是菲佣，香港人印象中的少数族裔形象也带有刻板化倾向，这从他们对外国人称呼的词汇中可反映出来，如把外国人叫“鬼佬” 、印度人叫“阿差”、日本人叫“萝卜仔”等，这些称呼的“套话”浓缩了一定时间内香港人对“异族”的“总的看法”。而这些“套话”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类型，类型的形成又会导致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类型事关重大。日常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赋予类型以恰当的名字、标记、团体间实践和内部联系;类型由成员和外来者促进了不平等的际遇。”
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别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影像话语主体将异质文化体简单化、标准化、刻板化，就可在不需要花大力气重新了解他族的“真相”时，达到经济型的“他者”形象再造。例如，电影中频繁出现的菲佣就是这种“节省”的结果。香港电影的制作者有关心到菲佣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在认同菲佣对港人家庭带来的影响时，就排除了菲律宾人其他可能的身份。这种消极的认同，恰恰是积极的社会创造:刻板化的形象反映了制作者在影像中凸显“他者”体单一优势及自我体多维优越性的企图。而影像的虚构性和媒介的商品化恰恰掩盖了这一社会动机。
再次，香港电影里面菲佣现象的产生,其决定要素包括了中菲之间的社会差异与文化隔膜，双方相互交流接触程度的深浅，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诉求与文化焦虑以及不同艺术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感受力。据调查，香港是菲律宾人最喜欢去的城市之一，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人很文明，信仰和文化比较接近，所以80年代后大量菲佣涌入香港，但菲人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无不穿插了港人对菲佣“爱恨交织”的情怀，他们既需要菲佣又歧视菲佣，新闻上不断出现菲佣的负面新闻，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一起，进一步强化了港人心目中的菲佣形象。 表面看，这些边缘角也在电影的情节中得到了表现，但是对少数族裔的观众来说，他们在欣赏故事情节和人物冲突时，也在这些角的尴尬和困境中瞥见了香港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依附性，
从而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由此可见，香港电影制片人将菲人形象普遍佣人化，是考虑了众多主流观众的接受，这样更能引起港人心理的共鸣，使港人能摆脱生活压力，宣泄其对菲佣既需要又歧视的情感。
三、结 语
从香港电影中菲佣居住空间的窄小影射出香港人口过度挤迫，这是很容易激化种族矛盾的。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伪装看不见其他族裔的存在，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公共空间。港片将菲佣形象固定化、简单化，反映出港人在意识到对方存在的情况下，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或者对那些“他者”视而不见，似乎是本土华人的自我防卫机制，所以港人往往会以一种显著的“缺席”来定义其他种族。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守得住自己对“他者”的神秘欲望，以免与之过于亲近。就好像运用经济高速增长的论述来掩饰其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一样，香港往往强调其国际大都会特，对潜在的种族紧张关系却并无任何平行的关注。
忽视其实也可能是一种逆向歧视，所以本文的目的既是想考察影视中菲佣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内涵，也是想通过对菲佣形象的关注来关心港人。作为少数族裔的菲佣与港人有着内在的同质性。正如其他在中国的少数族裔一样，香港人一直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及优待权。香港
亦刻意地要保留自己地区特及独特的文化，与国内的其他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族裔在香港的位置，反映出香港华人以及香港在中国的位置。即是说，少数族裔对于香港华人，正如香港对于中国，各自都拥有较大的自由权，但彼此都是对方一个不可避免的“他者”位置。至于这个“他者”的位置，香港华人的主体是意识到的，只是从来不愿意正面承认。如果香港在身份论述中引入中国来建构自己的文化生活历史，并通过依附及抗拒中国这个概念来定义自己，那么，香港忽略了的，是在自己的社内的少数族裔，使少数族裔成为“残余物”，其实也形成了自身内在的“他者戴菲菲”。香港主体的核心，有部分是建立于这个内在的“他者”之上的，因为其是殖民历史影响的一部分。而香港对生存在同一个地方的少数族裔的盲目，反映出这个城市的迷茫，因为对自身历史及文化复杂的组成部分无法理解。香港的少数族裔与香港华人的关系，相对于中国内地，不单是一个“国族”与“少数族”之间的纠缠，也是一个“少数族”之间穿越“国族”而做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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