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４年３月第２期总第２５６期理论与改革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Ｍａｒ．，２０２４Ｎｏ．２（
ＴｏｔａｌＮｏ．２５６）作者简介：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梓予，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Ｄ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４２６［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６１－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５３／ｊ．ｃｎｋｉ．ｌｌｙｇｇ．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５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
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原祖杰 党梓予
摘 要：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
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
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
郑拓疆
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
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
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
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
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关键词：边疆华夷观；天下观；民族国家；跨国史；全球史
中国边疆问题从晚清、民国以来就吸引了一批颇具眼光的中外学者，当下更成为不少知名研究人员思想交锋的重点领域，名篇大作层出不穷。２０１９年问世的马大正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９）》一书，系统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脉络，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扛鼎之作。此外，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三年围绕边疆的定义、特征等问题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文章，将中国边疆研究引向深入。这组文章包括李大龙的《“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姚大力的《中国边疆的基本特征》，罗中枢的《论边疆的特征》和《边疆的个性与共性及边疆研究的理论创新》，吴楚克、马欣的《解构边疆与重构边疆学》，孙勇、王春焕的《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和《边疆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哲思收敛初探》，吕文利
的《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杨明洪的《论“边界”在“边疆学”构建中的特殊意义》和《试论边疆的“二重属性”》，等等。①２０２１年周平的《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出版，从国家视角和国家立场来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突出边疆的国家属性和政治地理空间属性，集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之大成。②而同年出版的杨斌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则打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跨国与全球视野，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③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边疆，尤其是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基本特征提供了史料依据和研究路径，但也存在一些未解之谜，如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边疆观对当今中国的意义何在？中国边疆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边疆观有何异同？当今的中国边疆研究应如何把传统与现代、国家视角与区域视角、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结合起来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格局？为了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就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化，即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的递进与更新做一梳理，以期能对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一、华夷观、天下观视野下的中国边疆
尽管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多将“边疆”一词的来历追溯到《左传》，④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边疆视野应该产生于秦汉统一全国以后。班固在《汉书》中写道：“昔在皇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⑤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汉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统治疆域从中心到边缘的层次关系，即以归附先后和交
通易难来区分的从诸侯到万国，从九州（或十二州）到五服的空间等级秩序。⑥马大正、刘逖认为，“服事观和华夷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较为集中地反 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①
②③④⑤⑥参见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征》，《学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罗中枢：《边疆的个性与共性及边疆研究的理论创新》，《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吴楚克、马欣：《解构边疆与重构边疆学》，《思想战线》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孙勇、王春焕：《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孙勇、王春焕：《边疆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哲思收敛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吕文利：《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杨明洪：《论“边界”在“边疆学”构建中的特殊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杨明洪：《试论边疆的“二重属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参见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８—９页。
参见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４—１６页。
其中以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的梳理最为系统。《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标点本”，第１２３１页。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五服”除了用来表示尊卑、亲疏方面的等级关系外，还有空间上由近及远的含义。以王畿为中心向外扩展，每五百里为一服，分别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其依据为《国语·周语》：“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映了古人对边疆内外关系的认识”；“五服说、九服说所反映的服事观虽然有理想化倾向，但反映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作用，其政治结构由核心逐步向周边的扩散”。①这种边疆观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并为１７世纪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所继承。李大龙在研究中注意到，清朝统治者完全采用了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华夷观：“尽管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清与俄罗斯签订了具有现代主权国家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清朝也由王朝国家转变为近代主权国家，疆域具有了明确的‘边界’，但‘边疆’的内涵似乎依然不是明确的。‘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是乾隆皇帝对‘边疆’给出的特征描述，‘民夷杂处’是界定‘边疆’的重要标准，而‘云贵四川等处， 系边疆，殊为紧要’。”②
中国历史上这种“天下观”和“华夷观”影响下的边疆概念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认知：其一是地理上的认知，即前文中提到的班固在《汉书》中强调的舟车所及的交通和通信范围，而交通和通信也代表了中央王朝对某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与陕西毗邻，与山西、河南也相隔不远的四川也会被看作边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二是种族文化上的认知，也就是乾隆所谓的“民夷杂处”。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别一直是相对而言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过程中一种动态的文化对峙。先秦时代初步形成的华夏族主要是一种文明形态。对于孔子所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解释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③马大正据此总结说：“‘华夏’一词首先主要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当时接受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包括在华夏之内，统称为华夏，以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相区分。”④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华夏文明逐步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在与周边被称为“夷狄”各族的碰撞、交融中逐渐向外扩张，其前沿即被视为边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边疆，经常是指文化上的边疆。对此，中国几代边疆学者已有共识。李大龙在总结民国学者的边疆认知时，认为吴文藻对“边疆”的界定具有一定代表性：“东南诸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称为边疆。这明明不是指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⑤这正是中国传统边疆意识的核心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边疆从来就是一个动态、模糊的地带，因为文化影响的程度是难以做精确衡量的。除了像朱元璋那样试图划清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界限而强制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汉人
离开“化外之地”而大举内迁外，大多数统治者都能像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那样容许边疆地区“民夷杂处”。而这种政策显然有利于处于高端的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中不断推进，有利于中国文化边疆的扩张。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①②③④⑤马大正主编：《当代中国边疆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７９页。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定公十年，页三。
马大正主编：《当代中国边疆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７页。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或许可以将传统中国的地理边疆与文化边疆比作中华民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说地理边疆的扩张依靠的主要是军事征服，在冷兵器时代并不总是能代表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那么文化边疆的扩张则可以通过包括朝贡体系、贸易往来、知识传播、民间交流等多种途径来实现，有时甚至与军事征服逆向而行，高端、成熟的文明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武力征服者同化，就像人类历史上蛮族入侵罗马、蒙元满清征服中
原之后所发生的那样。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疆土的扩张所依靠的主要是文化的自然伸展，鲜有西方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和征服。①这也是“民夷杂处”何以会成为中国边疆的主要特征以及边疆研究总是与民族研究紧密相连的原因所在。
这种以文明同化为主要手段的边疆政策在汉朝建立不久就已经显现出突出的优势。根据王子今的研究，“刘邦初定天下，陆贾受命出使南越，……说服赵佗遵从汉王朝的权威”。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实现‘南边’控制的成功”。②而贾谊提出的边疆战略设计，进一步为南边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其《治安策》“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化态度、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其所强调的“教习”作用，可以成为后来历朝历代推行文化边疆政策的指南。③
统而观之，中国早期历史上以“天下观”“华夷观”为主导的文化边疆认知，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基于文明优势而表现出的文化自信。统一的秦汉王朝上承位列轴心文明的先秦时代，其间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和以儒家文明礼仪为核心的汉文化习俗，都为当时的上层精英和一般民众注入了一种天朝上民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或可称之为文化中心主义（ｅｔｈｎｏｃｅｎ ｔｒｉｓｍ），④使得秦汉以降的中原王朝在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具备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二是秦汉统一后逐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体系和管理制度。前者体现在基于儒家文化构建的等级秩序，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借此形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⑤后者则体现在以郡县制为基本框架的管理方式，在世界进入现代化之前的漫长历史中都代表着一种理性、高效的政治制度。三是基于相对
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化经济而对周边地区形成的物质文明优势。秦汉统一之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长时段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农田的开垦、人口的增长、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商业化城市化程度的加深，都让周边地区对中国经济实力望尘莫及，这种物质文明优势为文化软实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力支撑。
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①
②③④
⑤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香港城市大学杨斌教授认为云南之纳入中国版图，主要因为蒙元的军事征服。参见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６—８页。王子今：《秦汉史学家的边政实践与边疆学认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王子今：《秦汉史学家的边政实践与边疆学认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这里所说的文化中心主义及其对应的英文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以文化为中心，而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化的承载者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其他文化而产生的文化优越感，接近于
文明优越论；二是这种主观、客观上的优越文化对周边社会体产生的文化向心力。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页二。
二、晚清以来民族国家观形成中的边疆视野
一般认为，世界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于１７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欧洲各地方势力，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于１６４８年签订了后来被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Ｐｅａｃｅｏｆ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国内事务拥有主权；“不得侵犯主权国家的边界，不得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①
从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学界一般将单独享有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确定在１８世纪后期。②第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民族国家是１７８９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历经黎塞留和马扎然两位红衣主教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贵族的努力，再加上１７８９年的大革命与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法国才演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③周平在其对西欧民族国家的研究中注意到，中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运用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对国内居民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从而将国内居民塑造成为一个稳定的人共同体。在当时逐渐传播的民族主义，便用‘民族’概念指称这样的人共同体，从而
将‘民族’凸显了出来”。④这也是本尼迪克·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要表达的观点。
形成于１８世纪而成熟于１９世纪的民族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大相径庭。驱动罗马军团对外征服的主要是远方的财富和人口，只是在客观上居于高端的罗马文明自然而然地传播到被征服区域。当恺撒平息了高卢人的反抗之后，将高卢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高卢人在罗马帝国的庇荫下经历了三百年和平发展，不仅自己接受了罗马文化，学习了拉丁语，还使高卢地区成为罗马文化向北欧传播的通道，这样的结果是征服者恺撒始料未及的。⑤为了有效控制这片新征服区域，恺撒发明了其开创性的治边政策，包括适当评估税收标准，雇佣当地精英担任税收官，以及将罗马公民身份扩大到高卢的领导层。⑥只是到了基督教崛起以后，罗马文明的扩张才有了新的载体。如果说恺撒时代罗马帝国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还设置了莱茵河边界的话，那么基督教时代罗马文明的扩张借助的则主要是宗教传播这样的软实力，其边界也在基督教势力的对外扩张中趋于模糊。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文明的扩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①②
③④⑤⑥Ｐｅａｃｅｏｆ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Ｐｅａｃｅ－ｏｆ－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
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ｏ
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ＮｏｔＤｙｉｎｇ，”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Ｖｏｌ．１２２，Ｎｏ．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３），ｐ．１１６．
参见ＷｉｌｌＤｕｒａｎｔ，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ＩＩＩ：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ＬｏｕｉｓＸＩ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８０，ｐ．４．周平：《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晋阳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参见ＷｉｌｌＤｕｒａｎｔ，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ＩＩ：Ｃａｅｓａｒ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ｐｐ．１７７－１７８．参见ＤａｖｉｄＳｈｏｔｔｅｒ，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Ｐｒｅｓｔｏｎ：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６，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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