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祥林案件法律评价宪法
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该法曾被期望为“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宪法承诺公民基本权利的兑现法”，然而对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四年来的评价则是贬多于褒，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必须承认《国家赔偿法》是实施得最差的法律之一”，应松年和杨小军课题组的《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一样佐证了马怀德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无论《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四年来的情形效果如何，都应该看到《国家赔偿法》实施填补了国家赔偿制度的法律空白，为保障公民权利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赔偿法》立法的先天缺陷和人权保障的要求，孙志刚、麻旦旦、佘祥林们的案件国家赔偿更加凸显了国家赔偿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必要和迫切，本文在《国家赔偿法》修改之机发表，期在对《国家赔偿法》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完善能有所思考。
天安社四哥被判几年佘祥林们案件看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2001年元月8日晚，陕西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王海涛与派出所聘用司机胡将一家美容美发店的19岁少女麻旦旦带回派出所轮流单独讯问，要求麻旦旦承认与某男有过不正当性行为。麻旦旦不承认，遭到王、胡的威胁、恫吓、殴
打并被铐在篮球杆上。麻旦旦被非法讯问了23小时后，元月9日，泾阳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该裁决书以“嫖娼”为由，决定对麻旦旦拘留15天。事后检查结果证明麻旦旦仍是处女之身，咸阳市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县公安局的错误裁决。 
2003年3月17日晚，在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工作的27岁的湖北武汉青年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派出所讯问，第二天作为“三无人员”被送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后又因“有病”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上午10许，孙志刚被毒打致死在救治站里。
佘祥林，原系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原治安巡逻队员，1994年，其妻张在玉失踪，数月后，一村民在离村不远的窑凹堰边发现一具身体已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女尸，这样，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杀人疑犯，不久即被京山县公安机关抓捕，因涉嫌杀死妻子而被刑事拘留。当年，佘祥林被判处死刑，行刑期定在10月1日。后来，因为证据不足，终于逃过鬼门关。1995年，佘祥林先被判死刑，后来又因证据不足免死。1998年6月15日，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张在玉突然现身。 
三起冤案、错案，都是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野蛮践踏，孙志刚案终结了有违宪之嫌的收容遣送制度，麻旦旦案暴露了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威胁，而佘祥林案则是“最后一道防线”――国家司法权力保障保护公民权利的尴尬。经最终检查麻旦旦是处女之身，洗清了其“嫖娼”的恶名；孙志刚有身份证、有固定住所、有正当的生活来源，但仍未能幸免被收容遭毒打致死；佘祥林“被杀之妻”活着回来才让佘祥林之案冤情大白于天下―――，三起案件，三个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标本，试想，如果麻旦旦不是处女之身，如果孙志刚确系三无人员，如果张在玉没有活着回来，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可想而知，佘祥林多年的申诉无果便是。麻旦旦、孙志刚、佘祥林案件的相关人员被相应处理处罚，但笔者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这些，重要的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孙志刚年轻的生命、麻旦旦“嫖娼”的名声及、佘祥林十一年的人身自由及身体所受的摧残，莫不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后果，除了生命、除了健康、除了名誉、除了自由，事实上受严重侵害的更有孙志刚亲属、麻旦旦、佘祥林的精神。
国家侵权行为给予公民造成精神损害的，国家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对公民人身权遭受精神损害之法律救济方式，但该规定范围明显狭窄，对于精神损害之法律救济方式并无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确
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必要而且迫切。第三十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应该看到，《国家赔偿法》仅规定了对公民名誉权、荣誉权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没有规定因行政侵权或者司法侵权行为致公民人身权、人格权等其他非财产利益遭受侵害的精神损害救济方式，更没有对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