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栋天讲述：我的父亲关正明，我的母亲李蔷华
父亲是我母亲的第二个男人
我的父亲关正明是武汉京剧团老生演员，母亲李蔷华是程派京剧演员。他们都是有很高艺术天分的人，成名都很早。我母亲14岁就自己挑班唱戏，养活一个戏班子。我父亲是“正字辈”的佼佼者，15岁就跟顾正秋拍了电影《古中国之歌》。50年代初，我父母亲都进入了武汉京剧团。但是我父亲并不是我母亲的第一个男人，我妈一辈子有三个男人：丁存坤、我父亲关正明和俞振飞大师。
关栋天
关晓彤爸爸
丁存坤是票友，京剧爱好者，也是当时所谓的上海小开，家里面有钱，1949年他去了香港，在香港票界也是相当有威望。据我妈讲，她跟丁存坤在一块之后，丁存坤就不让她再出去唱戏了，因为不愁钱花嘛。但是我妈爱戏啊，是要唱戏的人，不让她唱戏那哪行啊！后来就分开了。
我爸唱戏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就送到上海戏曲学校，他是那所学校里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老生。我爸以前的名字叫关宝永，后来进了“正”字辈，改名叫关正明。
我爸人聪明，脾气比较倔，我跟他的脾气比较像—比他稍微圆滑一点吧。我爸一辈子除了唱传统戏，就是搞原创剧目，无论是现代题材的还是历史题材的，估计他有三十多出戏，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有的。他是一个不墨守陈规的人，所有的老戏的唱腔，到他嘴里唱出来都跟别人不一样，他有极其强烈的个人彩，对于行腔吐字非常讲究，我在这方面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我妈和丁存坤有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和我爸有两个孩子：我二和我，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我小时候他们都没时间管我，演出任务重，当然收入也高，记得那时候他们俩人加起来一个月有两千多块钱，当时普通工人也就几十块钱养一大家子。但是我父母从来不惯着我，家教极严，有很多规矩，在我印象中从没和大人一起吃过饭，都是在一边的小桌子上几个孩子一块吃，吃完了乖乖到边上写作业去。我小时候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我的衣服穿，直到上小学。
因为苦闷，父亲教我唱戏了
我父母亲都是非常仗义、乐善好施的人，有些细节是我后来听别人说的，也有些是我自己有印象的。
那时候坐三轮车，每次两三毛的车钱总会多给一毛两毛，从来都这样。夏天天热，买哈密瓜拿到后台，后台有一个大木盆，里面搁上几块冰，把瓜搁冰上面。演完了要走了，把瓜切一半，一半拿走，一半给搞服装的几位师傅。武汉京剧团跟我父母同辈的这批演员，除了角儿以外，没受过我父母亲帮助的几乎没有，这些帮助，有些是在生活上，有些是在艺术上。
文化大革命我父母都吃了非常大的苦头，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饱受摧残。我爸因为有个改唱腔的个性，时把《红灯记》里“提篮小卖拾煤渣”那一出以及其他戏的唱腔给改了，被人说是篡改革命样板戏，每天吃耳刮子什么的是家常便饭，前后被打断过七根肋骨。
我父母当年没想过要教我唱戏，但我从小是在后台长大的，在后台长大的孩子懂规矩，刀把子不随便乱动的，行头绝对不随便乱碰的。后来我学戏应该说是无心插柳，倒也跟有点关系。
1971年，我父母从牛棚回家，但不代表政治上解放了，所以不能上台，只能看着别人去演戏，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苦闷的。我记得一个冬夜，我在厨房里坐在小凳子上洗脚，我爸坐在对面，忽然说：“我唱两句你听听？”我说好啊。他唱的是《朔风吹》（那时不能唱传统戏，只能唱样板戏），唱了两遍，完了问我：“有什么不同吗？”我说：“没什么不同啊！”他说：“那我再唱给你听。”再唱两遍，问：有什么不同吗？我还是不知道。他说：“我跟你说吧，我第一遍是‘水’着唱的，第二遍是非常讲究着唱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父亲就一点点教我唱戏了。他也没有指望我能以唱戏作为职业，其实是他实在没有地方去唱戏，比较苦闷，拿我当小听众了。那时候学校不上课，我也无事可做，谁知道后来越学兴趣就越大，我父亲也觉得这孩子还行。
我从心底里感激父亲，他给我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后来人家说200多年来京剧界关栋天是一个异数，从来不用吊嗓子，拿起来就唱。可他们不知道我小时候用了多大的功，父亲给我
打下多好的基础。
1974年我做了知青，1977年我回武汉做工人，后来考进了武汉京剧院。其实我唱戏、做专业演员最原始的动力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关正明、李蔷华的儿子是好样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