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视阈下影视育人的现实思辨与策略提升
作者:李丹 峻冰
来源:《电影评介》2021年第15期
        一、影视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当代认知
        (一)高等影视艺术教育现状
        中国大陆的高等影视艺术教育大多集中于三类机构:一是纯粹的影视专业大学或科研机构(施行研究生教育),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二是艺术专业大学或艺
李思捷 陈雅伦术科研机构(施行研究生教育),如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三是综合性大学(拥有学士或学士、硕士或学士、硕士、博士授予权),数量较多,仅教育部直属或省属重点大学就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大学、福州大学、深圳大学等。
        就开设专业而论,影视艺术教育在本科层面的专业主要有: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影视艺术教育、导演、表演、广播电视学等;在研究生层面的专业有: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艺术学理论、文艺与传媒、传播学等。按学生的知识素养、能力结构和就业趋向来分,其中既有强调专业化、纯职业和实践创作模式的纯影视艺术专业教育,也有偏泛专业化、泛职业和文化传播(兼及影视实践)模式的泛影视艺术专业教育。之于影视、艺术专业大学,其影视艺术教育多以创作为重,理论次之,硬件设备较好,创作实践考核标准权重较高;而综合性大学的影视艺术专业教育多以理论文化为重,创作次之,硬件设备一般,论文、著作等学术考核标准权重较高,创作权重则较低(或干脆不计入权重)。
        (二)高等影视艺术教育的当代认知
        客观而论,影视从业人员并不都是影视艺术专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尽管出身于影视艺术专业教育的业者较多),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出身的影视业者也大有人在(不少还做出较为突出的成绩)。换言之,影视艺术专业教育培养的人并不一定都会从事影视相关职业。在某种意义上,高等影视艺术教育既是一种专业、职业教育,也是一种普及性、大众化教育;在培养影视相关专业人才(包括影视创作者、高等影视教育者、专业影视理论评论工作者等)的同时,也培养了能看懂且喜欢看影视作品的具有专业素养的观影体(包括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者、众性影视评论作者、媒体艺术版、影视版或娱乐版记者等)。很显然,高等影视艺术教育引领并建构、健全影视产业、影视市场与影视文化——这既是国产影视创作营建良好语境、培育健康观影市场的需要,也是促进国族影视产业快速发展,进而从影视大国走向影视强国的需要。影视创作的繁荣得益于影视艺术教育、影视文化传播、影视评论(包括专业影视评论工作者/研究性影视评论工作者者与众性影视评论工作者/介绍性影视评论工作者等的评论)的共同繁荣。
        毋庸讳言,立足影视艺术教育实际及影视创作实践之需,中国影视和艺术专业大学在施行影视艺术教育时,仍需强化人文社科底蕴、社会文化知识的培养;而综合性大学在施行影视艺术相关专业教育时,则需努力培养学生的创作实践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影视、艺术专业
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影视艺术相关专业(多指本科专业)都应大力加强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状况的教育、培养与实践调研。在课程设置上,应努力增设如《中国历史文化》(侧重文学、哲学、历史维度的中华文化讲授),《当下社会生活现状》(注重研究现代城市和农村的现实、文化、习俗等),《社会生活调研》(强化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实践调研和田野考察)等课程。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新生代”导演、新锐导演和后新锐导演在创作中屡屡出现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失误(如八路军女兵化着浓艳的妆容、八路军战士和敌后游击队员穿着一尘不染的崭新军装、敌后武工队手撕鬼子、妆容言行娘娘腔式的当代解放军战士等),显是极度缺失历史文化知识、社会生活常识的体现。
        美学的维度绝不是“看着养眼”的维度,那应是被优秀的传统文化、合情合理的历史真实浸润的美!“看着养眼”不应颠覆历史厚重感、历史可信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扁平化、低幼化、过度娱乐化的盲从、鼓噪与实利,既是影视艺术教育的失职,也是观影者的悲哀!要求得新时代影视艺术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显然需要大力推动多方面的融合:艺术理论与影视创作的融合;艺术(尤其是艺术审美能力)与技术的融合;影视专业知识与人文社科知识的融合;影视专业理论的讲授与社会生活调研的融合;影视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等)与其他学科(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语言学、文艺
学等)的融合。新时代的新文科呼唤有使命担当的影视艺术教育,呼唤真正有良知的影视批评家,也呼唤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于正向审美建构的影视批评,以及良性循环的影视产业和益于时代进步的影视文化。
        二、影视艺术教育的德育强化与现实观照
        (一)高等影视艺术教育应强化美学、哲学、历史的深度建构
        长期以来,影视艺术类专业(广播电视编导、戏剧与影视文学、导演、表演等)的学生往往被文学类专业(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的学生所轻视。一个原因应是艺术学在成为独立门类之前,乃从属于文学,传统八大一级艺术“诗(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建筑、雕塑、电影、戏剧”中,就有文学。其实,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年轻的影视艺术教育(除影视、艺术专业大学或科研机构外,国内综合性大学从事影视艺术教育也就三十余年的时间,而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授位门类也就十余年时间),看起来好像欠缺文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等的深度建构。由于师资缺乏、主观忽视等方面的原因,影视艺术教育的本科专业多缺乏《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美学》《中华文化》《中外哲学》等课程的设置,而它们实乃影视艺术类专业(尤其是广播电视编导、戏剧
与影视文学等)课程的基础之基础——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将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当下,影视艺术类专业的本科课程多为影视类的理论、文化和制作课程。实际上,影视艺术教育培养的学生不应仅成为知道怎么制作影视的匠人,而应清楚地知道怎么制作影视才能成为更好的行业引领者,或者成为有文化的有审美创意能力的“智者”或曰“文化匠人”。冷静地思考一下,全国那么多的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但却极少培养出影视产业需要的优秀编剧——剧本荒仍是困扰影视业界多年的大难题;同样,那么多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含广播影视编导、导演专业),却很少培养出影视业界需要的合格的或优秀的导演(多指富有创新性、创造力的)。个中主因便是大学期间严重缺乏文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等的学习和研究——这无疑颇值得影视艺术教育工作者思考。思维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没有创新性思维统摄的细节是不完善的,没有典型新颖的细节丰富的思维是虚饰的,因而,新文科背景下的影视艺术教育必须重视创新性思维的引领作用,同时强调创新性思维与典型新颖细节的有机结合及在可能条件下的盡善尽美、精益求精。
        (二)高等影视艺术教育应鼓励现实关注与道德底线的有效达成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影视艺术教育较重视仪式、形式等的宣传与自我宣传建构,而在学生真正深入丰富生活的调研与体悟方面却做得不够。不少学生一考入大学(尤其是影视、艺术专业大学)的影视艺术本科专业,便迷迷糊糊地以为自己是“名导演”“名演员”等飘飘然起来,而对真正的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甚了了。其实,只有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人生、生命、情感、自然等的深刻体悟,影视创作者才能在汲取中外优秀文化精华的前提下捕捉住鲜活的灵感,进而提炼出令人振奋的主题(倡导真善美、礼赞英雄、尊重历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等),也才能发掘出新颖而典型的题材,并形成合情合理的富有感染力的故事(有细节密度、微奇观,张弛有致,令人回味思考的生动好看的故事),并自觉坚守艺术尺度,警惕过渡娱乐化、无限类型化、无边界的随意化的胡编乱造。在某种意义上,有了好的故事,影视剧才会有臻于高格的可能,不管它的表达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还是浪漫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
        影视艺术教育无疑应积极倡导影视创作的社会担当和道德底线。事实上,教育机构很容易因实利主义的诱惑、短期目标的盲目速成而忽略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继承,甚而忽视学生正确的向善、向上的三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培养、建构。思维的高度决定成果的高度,想不到显然就做不到。在新文科背景下,影视艺术教育务必强调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作用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重视积极向上的三观建构,倡导对“舍我其谁”“天下兴亡,我有责”的社会担当意识的认同,以及对“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2]的道德底线的坚守(爱人、仁爱、尊重、和谐,也即对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互助主义、关爱情怀等的倡导与持守)。
        (三)高等影视艺术教育应高扬表达的艺术尺度与进步的审美情趣
        影视艺术教育应注重对国内外优秀经典作品的正确把握(分析、欣赏与品评),进而培养学习者较高的审美思辨意识,并在哲学、美学、文学和影视理论、影视文化观的指导下,培育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和挖掘美、创造美的能力、技法等。影视艺术是用影像来讲述故事和表达意义的连续体。影像表达的精到精良与合乎情理、启迪思想、升华灵魂乃是优秀作品横空出世的必须;影视艺术是有情怀的艺术、传媒和特殊文化商品,需要全身心的智力投入、智性沉思和审美意识浸润,它不需要迎合,或者不能仅仅是迎合,还应有潜移默化的引导、规劝与惩戒。不应讳言,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于中外优秀文化传承、审美教育建构等方面不同程度的缺失,使当代过度沉迷于网络、手机游戏及八卦聊天等之中的影视艺术专业的年轻学子的艺术尺度大大降低了——对多诉诸于感官刺激的娱乐影视剧的盲目追捧,对
经典艺术作品和主旋律作品的简单排斥就是明证。过渡娱乐化、类型化的媚俗性作品一定程度上在国产影视市场泛滥,并使不少年轻观众的审美倾向错位。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需要社会、学校与家庭美育的加强,也需要影视艺术专业学子与影视创作、制作者的审美水平的提升、询唤。唯此,影视艺术主客观有效的双向交流、向上向善的三观重构和诉诸视觉同时诉诸灵魂的影像表达、审美欣赏才可能达成。
        影视艺术教育还应培育学习者趋同人类进步的审美情趣。影视艺术在国内、国际的有效传播自是考量影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好莱坞导演历来注重作品的国际市场表现(全球票房)而非仅仅看重北美市场(北美票房)。《泰坦尼克号》(詹姆斯·卡梅隆,1997,2012-3D)全球票房超18亿美元,而北美票房仅6.5亿美元。近年不少印度电影蹿红国际市场,“从近两年全球影视业的数据看,目前印度电影的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且在北美和英国的影响力高居进口片第一”[3];据2016年北美电影票房统计数据,票房过100万美元的46部外语片中,印度电影多达29部,而中国电影仅有3部。在该榜单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以《摔跤吧!爸爸》(尼特什·提瓦瑞,2016)领衔的印度电影占有6席,而唯一入选的中国电影《美人鱼》(周星驰,2016,曾赢得中国大陆年度票房冠军)仅排在第7位。相比起来,我们不得不说,国产影视剧的国际传播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纵向观之,海外票房最高的
国产电影还是张艺谋执导的《英雄》(2002,海外票房1.2亿美元,北美票房5371万美元,总票房1.74亿美元)。颇为遗憾的是,一些燃爆国内观影市场的电影,一出国门便铩羽而归:《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赵薇,2013,国内票房7.19亿元)的北美票房不足1万美元(9990美元)、《人再囧途之泰囧》(徐峥,2012,国内票房12.5亿元)的北美票房也仅5.7万美元。显然,要提高国产影视剧的国际传播力,对影视艺术教育而言,便要培育学习者趋同人类进步的审美倾向,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学,因为在本质层面上,中华文化的优良审美传统与世界文化优良审美传统应是同质、同构的,对真、善、美的追求,爱人与仁爱,平等与尊重、科学与理性等应是中外优秀文化共同的核心理念。培养学生在高扬爱国主义的前提下,趋同人类进步的审美情趣自会影响广泛的大众审美,从而影响国产影视创作;而趋同人类进步的审美情趣的影视作品便可能在达成有效国内传播的同时,实现较好的国际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