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３年７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３４ Ｎｏ．４Ｊｕｌ．２０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２１世纪英语推想小说的未来世界建构与伦理内涵
研究”（
２２ＢＷＷ０５７）。作者简介：都岚岚，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
比较文学、当代英语小说。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爱情？
———论珍妮特·温特森《弗兰啃斯坦》中的跨界之恋
都岚岚
摘要：如果机器人真正介入人的生活，包括爱情在内的人际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人可以摈弃
肉身，将大脑变为数据上传至任何载体，人是否就可以不再受物质性身体的束缚，
便因此可以免除一切病痛、丧失和死亡，从而走向永生？２
０１９年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出版的《弗兰啃斯坦：一个爱情故事》通过重写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表达了生物工程、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语境中生命观和婚恋观的变化。本文拟围绕《弗兰啃斯坦》中的性别政治和离身性这两个核心问题，阐释温特森对后人类社会中酷儿之恋和人机之恋的设想，认为该小说体现了性别伦理、人机伦理和生命伦理三个层面的伦理隐忧，表达了新语境下对爱情以及对身体、意识、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詹妮特·温特森；《弗兰啃斯坦》；机器人；性别政治；离身性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３－１１
引 言
如果超级人工智能时代来临，超人类、克隆人、人造人、智能机器人等后人类共存于人类社会，我们将如何与之相处？人类将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在未来将会走向何处？２１世纪以来一些当代英语小说家纷纷开始关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问题，无论是英国作家石黑一雄（ＫａｚｕｏＩｓｈｉｇｕｒ
ｏ）的《别让我走》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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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ＭｅＧｏ）和《克拉拉与太阳》（Ｋｌａ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ｎ），伊恩·麦克尤恩（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的《像我这样的机器》（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ＬｉｋｅＭｅ），还是加拿大女作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ｔｗｏｏｄ）的《疯癫亚当三部曲》（ＴｈｅＭａｄｄａｄｄａｍＴｒｉｌｏｇｙ），都以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转向推想小说创作，表达他们对未来世界人类社会睿智的思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新写作教授、著名当代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
Ｊｅａｎｅｔｔ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ｎ）也加入了这一阵营。继２００７年出版《石神》（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Ｇｏｄｓ）后，她于２０１９年出版了《弗兰啃斯坦：一个爱情故事》（Ｆｒａｎｋｉｓｓｓｔｅｉｎ：Ａ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以下简称《弗兰啃斯坦》）。该小说通过融合后人类主义、人工智能和酷儿之恋等主题，继续思考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之问。
《弗兰啃斯坦》有两条叙述主线：第一条故事主线由１
８１６年的玛丽·雪莱（ＭａｒｙＳｈｅｌｌｅｙ）讲述，叙述了她深陷女性身体的牢笼，渴望逃离生育和丧子之痛的故事；第二条故事主线则发生在当代，讲述了一位变性医生利·雪莱（ＲｙＳｈｅｌｌｅｙ）和人工智能专家维克多·斯泰因（ＶｉｃｔｏｒＳｔｅｉｎ）的爱情故事。两条故事主线互为支撑，共同传达了温特森对爱情、创造、生命和死亡等问题的思考。２０１９年《弗兰啃斯坦》列入布克奖长名单，ＢＢＣ等评论认为，该小说“为２１世纪重新启
动了《弗兰肯斯坦》”①，小说中硬科学与梦一般的浪漫主义共存于张力与和谐之
中（
Ｂｙｅｒｓ，２０１９）。目前国外对温特森推想小说的评论主要集中于《石神》，国内仅有林少晶从后人类技术对身体改造的角度阐释了《弗兰啃斯坦》，认为“技术与身体在本体论上不是分离和隔绝的，而是相互融合的”（林少晶，２０２１：１１８）。鉴于推想小说是认知未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讨论小说中的性别政治和离身性这两个核心问题，阐释温特森对后人类社会中酷儿之恋和人机之恋的设想，认为该小说体现了性别伦理、人机伦理和生命伦理三个层面的伦理隐忧，表达了新语境下对爱情以及对身体、意识、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
从１９世纪初到当代：性别政治中的爱情故事
正如《弗兰啃斯坦》的书名和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温特森的小说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有极强的互文性，因此有必要论述两者的关联性和温特森的用意。由于《弗兰啃斯坦》其中的一个叙述者是玛丽·雪莱，读者首先需要
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玛丽·雪莱。玛丽出身名门世家，父亲威廉·戈德温（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ｏｄｗｉｎ）是英国政治哲学家，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Ｍａｒｙ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是杰出的女权主义活动家，著有《为女权辩护》（Ａ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Ｗｏｍａｎ）。１８１４年夏，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ＰｅｒｃｙＢｙｓｓｈｅＳｈｅｌｌｅｙ）造访戈德温，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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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玛丽一见钟情，后来两人不顾众人反对私奔，曾先后旅居于法国、瑞士。１８１６年雪莱的妻子哈丽特（Ｈａｒｒｉｅｔ）自杀，同年底玛丽与雪莱正式结婚。尽管玛丽周边的
男性大多思想开放，崇尚自由，但在１
９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中，包括玛丽在内的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玛丽的父亲是激进的政治家，他一方面是婚姻制度的强烈反对者，另一方面却因女儿私奔几乎断绝了父女关系。玛丽的
丈夫雪莱风流倜傥，深受女性仰慕，而他视之为理所当然。他主张性自由，认为无论是对女性还是男性，婚姻都是不公平的。他视浪漫的爱情为生命的驱动力，但他爱情的对象却经常变换。在与玛丽游历欧洲期间，他与朋友托马斯·
杰弗逊·霍格（
Ｔｈｏｍａ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Ｈｏｇｇ）以及玛丽异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克莱蒙特（
ＣｌａｉｒｅＣｌａｉｒｍｏｎｔ）关系暧昧。像弗兰肯斯坦一样，雪莱热衷于化学实验，对知识的过度渴求让他忽略家庭和周围人的存在。无论是玛丽的父亲还是丈夫，他们都未重视作为个体的玛丽·雪莱的才华。１８１８年《弗兰肯斯坦》出版时，大多数人甚至认为玛丽是在雪莱的帮助下才完成该作品的。“雪莱夫人”之名掩盖了才华横溢的玛丽。
基于上述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事实，温特森选取１８１６年夏天玛丽随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乔治·戈登·拜伦（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Ｂｙｒｏｎ）、克莱尔·克莱蒙特以及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威廉·波利多里（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ｏｌｉｄｏｒｉ）到瑞士日内瓦郊外度假，期间在拜伦别墅创作《弗兰肯斯坦》的经历为焦点②，向读者展示了故事叙述者之一玛丽·雪莱的内心世界。在玛丽的叙述中，温特森尤其侧重刻画玛丽在性别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和她婚姻生活中的痛楚。当拜伦和雪莱讨论生命起源的本质等话题时，故事世界中的玛丽大部分时间是虔诚、安静的倾听者，尽管她思想敏锐，非常想
参与男士们的高谈阔论。当拜伦认为男性天生优于女性，“男
泰勒斯威夫特男友孩的意识早于女孩，因为男性原则比女性原则更加主动”（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９：８）
③以及“生命的起源始于男性”时（１３），玛丽在小说结尾回忆起拜伦的这个观点时指出，“没有男性认为，正是以下这些状况限制了女性的积极主动：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在法律上是男性亲属的财产，不管这位男性是她的父亲、丈夫，还是兄弟；她没有选举权；婚后没有自己的钱；除了女家庭教师和护士，她被排除在一切职业之外；由于其他职业拒绝了她，她只能成为妻子、母亲和女
仆；她甚至只能穿让走路或骑行都非常困难的服装”（
３１８）。浪漫主义男性诗人对生命、自由和解放的高谈阔论与１９世纪女性的卑微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更为重要的是，温特森赋予玛丽叙述声音，让读者了解到她婚姻生活中的不对等和她希望远离死亡的梦想。玛丽对自恋、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家庭责任的丈夫懊恼不已，她尤其对雪莱因躲避债务而让他们襁褓之中的婴儿颠沛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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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生病夭折而痛苦不堪。小说中，玛丽叙述道，“我拥有爱情，但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我不到爱的意义”（２５４）。丧子之痛如此痛心彻骨，以至于玛丽
悲痛欲绝地喊道：“带我远离远离远离死亡”（
２４９）。这里温特森连续使用三个“远离”来强调玛丽希望逃脱面临死亡厄运的渴望。由于男性的“不忠、冷漠与不敏感”（２８６），玛丽对性别不平等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堪，她这样问道：“此生就是一个无序的梦吗……那么，为什么此生如同噩梦？让人焦虑不安、大汗淋漓？还是此生我们既没有死去，也没有活着……我一生都在害怕这样的状态”（３）。玛丽陷入女性身体的牢笼，在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中痛苦挣扎，她希望能“打破我的锁
链，离开这地牢”（
２８８），像身边的男性那样自由创作和生活。她将对浪漫主义诗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批判隐喻性地写进《弗兰肯斯坦》中，伊瑟尔·肖（Ｅｓｔｈｅｒ
Ｓｃｈｏｒ
，２００３：２）因此在《玛丽·雪莱剑桥指南》介绍部分称《弗兰肯斯坦》是“该世纪对浪漫主义崇尚的自我主义的最严厉的抨击”。然而，《弗兰肯斯坦》中的女性人物仍处在男性世界的话语场中，对此女
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
Ｂａｒｂａｒａ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弗兰肯斯坦》“书中所有有趣、复杂的人物都是男性，他们情感上的依恋也主要与其他男性相关联，而女性则被描述为美丽、温柔、无私，是从未体验内心冲突或真正欲望的无聊的养育者和牺牲品”（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４：２３）。温特森作为一位具有女权意识的批判性读者，显然对这样的女性人物塑造不甚满意，因此她在自己的新作中让玛丽兼具小说人物与叙述者的身份，通过突显玛丽的内心冲突与渴望，揭示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
在以变性医生利·雪莱为叙述者的第二条故事主线中，玛丽和雪莱的爱情在当代演变为酷儿之恋。变性医生利是玛丽·雪莱在当代的变体。如果说叙述者之一玛丽深陷女性身体的牢笼，在生育中痛苦挣扎，因而渴望逃离女性身体，那么利则尝试通过变性来突破身体的局限。利认为，如果觉得自己被禁锢在“错误的
身体”里（
１０４），那就去修正它。她／他崇尚跨性别双重性身体，认同非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她／他告诉读者：“我就是我，但是为我的东西不是单一的，我不属于
某一性别，我用双重性别生活”（
８９）。根据欲望重新改造自己的身体，这是当代医疗技术赋予人类身体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契合了酷
儿理论主张非稳定的、流动的性别理念。利的性属身份再分配尤其吸引了人工智能专家维克多·斯泰因，后者因此成为利的恋人。斯泰因认为，利这种性别身份的杂糅性和双重性显示，
她／
他在自己的进化中做了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决定，这与自己信奉超人类主义（ｔｒａｎ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人生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超人类主义也通过医学技术干预人的进化，实施人类增强。吊诡的是，斯泰因一方面认为身体无用，另一方面却痴迷于利的身体，认为其身体初步体现了自己超人类主义的理念，因而在斯泰因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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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利是“未来的先锋”（１５４）。问题是：斯泰因在与利的关系中，并没有将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将其看作是验证其理论的拜物性身体（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２１），他们的爱情因而依旧未能摆脱自我为中心式的性别关系。
在《弗兰啃斯坦》中，玛丽·雪莱不仅作为叙述者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小说还刻画了与她的朋友们相对应的人物，生活在脱欧后英国的当代人物成为玛丽·雪莱
生活圈的复影（
ｄｏｕｂｌｅ）。众所周知，雪莱的朋友拜伦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的厌女主义者。在当代，拜伦变身为罗恩·罗德（ＲｏｎＬｏｒｄ），是一位来自威尔士，从事性爱机器人生意的大资本家。他大力推销性爱机器人，鼓吹技术和资本驱动下的人机之恋。小说在这里引入另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即机器人能否模仿人类的亲密关系？人机之恋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总是积极的吗？会产生什么样的伦理后果？温特森借罗德这一人物表达了怀疑态度，因为小说中的性爱机器人是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念发展而来的。
如同拜伦，罗恩·罗德也是一位将女性身体客体化的厌女主义者，而且他将这些观念移植到性爱机器人身上。罗德对生产什么样的性爱机器人完全基于他的
男性中心主义观念：“豪华版能说很多词汇，大概能说２
００词左右。豪华版会倾听你想谈论的一切，比如足球、政治什么的。当然，她会等你说完，没有打断，即使你废话连篇，然后她会讲点你感兴趣的”（４５－４６）。罗德认为，“永远说是，
从不说不”的性爱机器人是孤独男性的绝佳伴侣（
２３７），可以满足包括牧师在内的男人的性需求。然而，小说非常清楚地指出，罗德的性爱机器人提供的是“幻想生活，而不是真实生活”（４６）。永远说“是”的性爱机器人延续的是对女性物化和客体化的
意识形态，而爱情的内涵复杂，包括“吸引、欲望、爱抚、共鸣、亲密、信任、友谊”（Ｌｅｖｙ，２０１８：４５）等诸多情感，它不仅体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性，而且一个人只有对自我感到无能为力，作为爱人的他者才可能现身，才有
可能陷入爱情。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同阿兰·巴迪欧（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的观点，认为爱情是“双人舞”，它“打破了一人视角，让世界从他者、从别处的视角中重
生”（韩炳哲，２
０１９：６９）。中国学者吴冠军也认为，“爱情把我们从‘一’带到‘二’”（吴冠军，２０１８：３６）。遗憾的是，韩炳哲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纯粹意义上的爱情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为资本主义消灭了绝对他性，使一切臣服于消费社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爱情无非是自我的“需求、满足和享用，跟他者的
存在与否并无关联”（韩炳哲，２
０１９：３３）。《弗兰啃斯坦》中的小说世界正是如此：在越来越自恋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爱情被简化成了性欲望。爱情的对象本应是一个整体，但在罗德眼里，具有女性身形的机器人突显的是满足男
性欲望的器官。爱情被如此粗鄙化之后流于同质化的世俗观念之中，性爱机器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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